希腊哲学以一种求知的理性奠定了西方哲学乃至现代学术的基本精神。2500多年来，后世思想家在一次次回望古典时不断发现新的智慧。今年5月，《希腊哲学史》全四卷重新修订出版，以及《前苏格拉底哲学家——原文精选的批评史》的出版，让学界再次将目光投向希腊哲学。当前希腊哲学的研究呈现哪些特点？中国学者可以贡献给世界怎样的希腊哲学研究智慧？近日，本报记者对相关学者进行了采访。

　　从古希腊哲学中探寻新的理论增长点

　　古希腊哲学是西方哲学的源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姚介厚看来，理解西方文化传统的演进需要回溯研究希腊古典哲学，希腊哲学中不仅孕育了之后形形色色西方哲学思想的萌芽或雏形，也包含各种门类的人类初始知识形态。

　　与东方的稷下学宫遥相呼应的是西方柏拉图学园中激烈的辩论。复旦大学哲学系教授黄颂杰告诉记者，希腊人采取的主要是通过运用理性不断求知、认知的路径，以达到终极的认识和实在。

　　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陈村富将古希腊哲学比喻成哲学大树的树根与树干，“现代西方哲学从实证哲学和唯意志论算起不断有新的走向，但都是长在哲学这棵大树上的枝杈。它的提问方式、思维方法、论证和陈述方式及其使用的术语、范畴都通过古希腊哲学树根汲取营养”。

　　福柯在对希腊化时期斯多亚学派哲学的回溯中阐释他的主体解释学思想，德里达以重新解释柏拉图的对话作品来阐发其后现代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聂敏里发现，当代各种新的哲学思潮和流派很多都是通过向古希腊哲学的某种思想回溯而获得理论资源和思想根据，并且也是通过重新阐释古希腊哲学中的某一思想来取得新的理论生长点。

　　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相对薄弱

　　相较西方哲学中的其他断代哲学分支，国内希腊古典哲学研究长期处于薄弱态势。当前，构成国内西方哲学研究主流的主要是德国古典哲学，改革开放以来则是英美的分析哲学和德法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随后衍生的各种后现代哲学。在浙江大学哲学系教授章雪富看来，学术界过于偏重现当代哲学而忽视古典哲学研究不是理想的学术生态，古希腊哲学的理性精神并不等同于现代意义上的工具理性，而在于对真理的追求。一些现代思想家在解读中发现了它闪烁的诗性和文学性，以及对人更整全的塑造。

　　这种学术发展失衡的背后不仅有偏见，还有国内古希腊哲学翻译与研究能力的欠缺。翻译希腊典籍，不仅要懂希腊文，更重要的是对思想有透彻理解，这样的翻译是一种再创造。陈村富介绍说，老一辈学者的特长是有中国文化和古汉语的深厚功底。在翻译的遣词造句方面注意汉语表述习惯，讲究以“信”为基础，以“达”为目标。这两条正是当代希腊哲学研究和翻译的不足之处。这与一段时期内我国学科设置不合理，研究方向单一、片面，专业方向偏狭，中西哲学泾渭分明等客观因素有关。

　　另一个不能忽视的因素在于国内学术界对第一手资料掌握得远远不够。陈村富说，希腊保存下来的原典远比中国保存下来的少，西方出版社通常只出版不同形式、数量不等的分目摘编和注释、翻译，以至于学者很难获得像中国“四书五经”、《四库全书》等备要式维持原貌的文献。

　　以中国问题意识推动希腊哲学研究

　　进入21世纪，国内希腊古典哲学兴起研究热潮。2010年，延续近30年、倾注我国老中青三代学人心血的《希腊哲学史（四卷本）》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成为世界上第二部多卷本希腊哲学史著作，体现了中国学者对古希腊哲学研究作出的独特理论贡献。

　　“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对一些公认的经典哲学原著的译介上，也需要对构成这个传统的活的血脉的经典学术研究文献加以译介。”聂敏里介绍说，国内希腊古典哲学研究正在由最初粗线条地、总体上地对西方哲学传统的接受和介绍，开始转向更为深入、细致地对构成这一传统的内在经纬的消化和吸收。

　　章雪富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古希腊哲学研究呈现复兴之势，但研究视角略显偏狭，主要集中于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文本的研究，而对前苏格拉底、希腊化研究、晚期希腊哲学研究则偏弱。单就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来说，其关注面也比较狭窄，主要聚焦于政治哲学和伦理学。章雪富建议学术界不应忽视对形而上学、知识论的研究，毕竟求知是希腊哲学家们思考的焦点。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往往强调与国际接轨，跟从西方学术界。对此，山东大学古希腊思想研究中心主任谢文郁建议，年轻一代学者在语言训练和文献掌握上已打下较为扎实的基础，但更需树立学术自信，以中国问题意识和自成一套的研究方法，形成独立阅读和分析的能力，建立中国语境下的古希腊哲学研究。

　　这方面，聂敏里有自己的学术抱负，他认为，与西方日趋学院化和陷于狭隘专业壁垒之中的学者相比，中国学者有着鲜活而强有力的问题意识。他以当下种种现代性思想的交锋为思想切入点，思考作为古代世界观范型的古希腊哲学，并由此启发对当下现代性问题的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