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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长篇小说管窥:现实的深化与艺术的精进
2018年01月25日 10:10 来源:解放日报 作者:王德领 字号

内容摘要:■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中,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张翎的《劳燕》、李佩甫的《平原客》、关仁山的《金谷银山》5部作品榜上有名。小说融合了皮影、秦腔等民间艺术,以及少数民族古歌、神话传说等文化因素,王磊光认为这是一部“文化批判小说”,因为“从文化层面看.

关键词:小说;文化;李佩甫;太阳;生活;关仁山;平原;战争;创作;劳燕

作者简介:

  ■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作品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

  ■不可否认的是长篇小说产量每年都在增长,精品却并不见增长,这是当前创作的困境

  ■“纸上得来终觉浅”,作家需要摈弃浮躁的心态,踏踏实实深入生活,结合自己的生命体验,从从容容下笔,从时间的深沟里升腾起不愧于新时代,不愧于个体和民族心灵的大作

  2017年的长篇小说创作,延续了繁荣的态势。在由《长篇小说选刊》主办的“2017年中国长篇小说年度金榜”评选中,红柯的《太阳深处的火焰》、孙惠芬的《寻找张展》、张翎的《劳燕》、李佩甫的《平原客》、关仁山的《金谷银山》5部作品榜上有名。这个金榜具有风向标的作用。2017年长篇小说的关键词毫无疑问是“现实主义”。随着中国经济的高歌猛进,政治领域的反腐倡廉,特别是习近平文艺思想的深入贯彻,本年度长篇小说对社会生活的表现比以前更深入,在艺术上也更加圆熟。这体现在以下几个层面。

  城市题材强势崛起 城市表述走向深广

  首先是城市题材的小说强势崛起,乡村叙事主流地位受到撼动。当然,这个变化一直在进行,只是近几年日益变得突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进入了快车道。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是57.35%,而1999年仅为30.89%。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成为拉动中国发展的三大驱动力。中国正在进入名副其实的城市社会,如何表述这些庞大的城市,成为摆在中国作家面前的一个迫切的命题。城市的急剧膨胀,在塑造一代人的人生观;城市文明所彰显的人际关系、道德观念、消费理念、人生态度、生活方式,迥异于乡土文明。2017年问世的许多长篇小说都是在城市与乡村的对比互渗中展开。红柯在《乌尔禾》《生命树》《少女萨吾尔登》等小说中,一直在以一种浪漫的笔调,用燃烧的句子书写新疆,致力于在西部发现现代人久违的灵性与诗意。他的《太阳深处的火焰》第一次写到城市知识分子的生活。吴丽梅和徐济云是一对恋人,分别代表了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两种文化形态,徐济云陷入了城市的名缰利锁中,精于算计、功利,与来自塔里木盆地的吴丽梅的自由不羁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吴丽梅身上的神性之光,就如同沙漠深处的红柳一般,是太阳深处的火焰。而徐济云虽然是博导、学科带头人,但内心深处如同冰窖一般寒冷。吴丽梅和徐济云这一对恋人的分手,是城与乡的某种对立,也预示着两种文化在精神维度上可能的分野。

  李佩甫从《羊的门》开始,经过《城的灯》,再到《生命册》,构成了一个中原大地的谱系。有意思的是,李佩甫的写作视点一步步向城市挪移,《平原客》基本上就以写城市为主了。这部小说的主题既是反腐,也在认真探寻城与乡的关系。作家想追问的是:一个农村人进城做了高官之后,广袤的中原大地对于他意味着什么?一旦背弃了大地,他的堕落是必然的。徐则臣对北京这座城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从《跑步经过中关村》开始,他的《耶路撒冷》等小说的视点没有离开过北京。他的《王城如海》干脆把北京作为小说的主角,这表明了徐则臣的雄心,他想把北京这个城市放在世界的坐标中并与之对话。小说中那些卑微的人物,虽然隐藏在光鲜浮华的城市面孔背后,却构成了这座城市最坚实的基座。尤其是小说中弥漫着的令人窒息的雾霾,是城市文明的隐喻:不仅是生态上的,也是灵魂上的。

  旅居上海的作家陈仓的《后土寺》,写的还是农民进城的主题。陈仓自2013年起写了20来部以进城为题材的系列小说,书写城市化进程中的人性冲突,致敬“我们回不去的故乡”。北京作家晓航的《游戏是不能忘记的》 以充满奇幻的色彩虚构了一个城市——离忧城。整部小说中环保、游戏、科幻互相混搭。离忧城是乌托邦,更是对现实城市生活的真实反映,里面呈现的利益和道德的冲突,以及对人性恶的审视,是我们当下城市生态的映射。许多年来,作家就在写乡村的衰败,城市肆无忌惮的扩张就意味着乡村的退缩、衰落。优美的田园已然消失,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庞大的影子已经覆盖了过来。关仁山的《金谷银山》也有不少笔墨书写工业化时代生态环境的恶化。李佩甫的《平原客》也不惜笔墨描写了干涸的池塘、消失的植物、疼痛的树木、污染的空气,表达了内心之疼。

  正是因为着力于探究城市与乡村的关系,关仁山的《金谷银山》才显示出独特性。关仁山自《天高地厚》开始,一直紧紧贴着北方农村的生活现实写作,其后问世的《麦河》《日头》也是如此。关仁山关注农民的命运,在这个缺少英雄的时代,他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塑造新时代社会主义的农民英雄,这本身就有一种令人敬畏的悲壮色彩。《金谷银山》里的范少山,本来是在北京打工,但是他毅然回到贫困的家乡白羊峪,克服各种困难,带领村民致富。范少山喜欢《创业史》,喜欢里面的梁生宝。从梁生宝到范少山,这是一个英雄的谱系,尽管时代不同,精神血脉却是相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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