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教育事业、扫除文盲、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历来是党和政府高度重视的问题。识字教育与扫盲紧密联系，首先，识字教育是扫盲的必要过程和手段；其次，扫盲的主要目标有两个：一是要实现个体识字率的达标，二是要实现识字群体性达标。本文研究的识字教育活动主要是指1949～1952年上海市对成年文盲进行的中文基础教育，是扫盲的主要形式和最初阶段。

　　一

　　中国共产党人对民众的识字教育极为重视，从五四运动时期开始便有了这方面的实践。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毛泽东更是明确指出：“从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中扫除文盲，是新中国的一项重要工作。”［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识字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上海市作为全国人口密集度和社会复杂程度较高的城市，其识字教育的实践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首先，识字教育是新政府获得民众认同的主要途径。民众的认同是新生国家政权赖以存续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建立之后，谣言和诋毁便如影随形，红军被妖魔化为“红眉毛、绿眼睛、杀人放火、共产共妻”的恶魔。［2］上海市解放前夕，大量人口外逃以及资金转移与此也有一定的关系，因此，借助识字教育可以引导民众对中共及其政权形成正确的认知。

　　在革命年代乃至新中国成立后，让人民群众感受到“翻身做主人”是中共获得政治认同的主要途径之一。在农村，通过打土豪、分田地，在事实上促成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翻身。在城市，民众大多在精神层面有翻身之感，“大家都懂得，我们人民在政治上翻身了，在文化上也要翻身”。［3］一个里弄识字班的学员说：“我的父亲是一个农民……没有钱给我读书，因为（此）我和兄弟都失学了，我回意（忆）到，我们失学都是国民党反动派造成的……自从我在识字班里学习……我的文化已经比以前好了，我想这种好处，都是你亲爱的毛主席和共产党带来的，给我们过快乐的日子。”［4］2013年11月1日，笔者在上海市汉中路小区对81岁的周奶奶进行了访谈，作为亲历者，她在谈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读书识字时说：“翻身了！弟弟妹妹们都有书读了，都上学了，我也不用带孩子了，我自己也工作了。”识字教育不仅促成了普通民众在文化上的翻身，更重要的是通过识字教育可以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传递给普通民众，为赢得民众认同奠定了基础。

　　其次，识字教育将为社会主义建设打造合格的建设者。新中国成立初期，无论是工业化还是城市社会管理都对建设者或管理者提出了更高要求。在全国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上，时任教育部部长的马叙伦指出：“由于我们的国家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因此，我们的教育也应该以工农为主体，大量地培养工农出身的新型知识分子，作为我们国家建设的新的坚强骨干。”［5］1950年年底，《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举办工农速成中学和工农干部文化补习学校的指示》中指出：“工农干部是建设人民国家的重要骨干，但在过去长期战争环境中，他们很少有受系统的文化教育的机会。为了认真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以适应建设事业的需要，人民政府必须给予他们以专门受教育的机会，培养他们成为新的知识分子。”［6］新中国成立后，广大家庭妇女也成为重要的劳动资源，“妇女识字组，对扫除文盲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妇女大姐在提高了政治、文化水平后，也一定会更积极地带头搞好里弄工作。”［7］正是在历史传统与现实需求的双重驱动之下，上海市的识字教育迎来了一个非凡的发展时期。

　　二

　　1949～1952年，尽管新政府无力对识字教育做出大量的物质投入，但其掌握的庞大组织资源有效弥补了这一缺憾。在实际的教学阶段，政府依靠组织网络，协调群众力量将识字教育中存在的问题一一破解。正是基于这样的识字教育模式，才使得新中国成立初期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在教学任务极其繁重的情况下实现了有序推进，并形成广泛的群众性运动。

　　第一个阶段是上海市解放后到1952年速成识字法推广之前，这一阶段的识字教育主要是根据中央政府的指示和部署，制定了一系列的成人教育法规和政策措施，对识字教育进行组织发动、机构设置。1949年5月31日，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命令成立上海市文化教育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文管会），下设高教处和市政教育处等。6月9日，市政教育处召开全市138所市立民众学校主任和部分教师座谈会，宣布接管市立民众学校。文管会在接收旧上海各类教育的同时，着手建立工人夜校和工农夜校、新教育学院，设立机关干部业余文化学校。1950年，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次年，上海市郊区农民业余教育委员会成立。与此同时，全市范围内陆续成立了识字教育的民校、夜校和识字班、识字组。

　　第二个阶段是推行速成识字法。1952年，全国扫盲运动展开，目标是限期完成扫盲任务。5月15日，教育部发出《关于各地开展速成识字法教学实验工作的通知》。6月17日，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召开第六次委员会议，部署有重点地推行祁建华速成识字法，要求争取在一二年内基本上完成在工人群众中扫除文盲的任务。上海市识字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高潮。1953年，上海市扫盲工作委员会成立，专管全市的扫盲工作。此后上海市的识字教育逐步形成有组织、有计划的发展格局。

　　作为扫盲的初级阶段，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识字教育活动中，上海市的识字教育在政府主导下实现了基层普遍动员，并深入发掘民力，识字教育呈现出高度组织化的特征。

　　（一）对民众进行了广泛的识字教育宣传

　　相比较以往的识字教育，由于进行了深入的宣传，上海市民众的识字教育实现了广泛参与。

　　首先，开展识字教育重要性和必要性的宣传，消除群众的顾虑。识字是一项枯燥而漫长的过程，而成年人参加学习普遍缺乏动力。“最初，我们是采用写招生广告张贴在马路要道口和里弄内的旧方法，结果来报名的简直是寥寥无几；经过讨论后，决定在附近的贫苦区域内进行访问工作。她们不是说我们穷人连饭都吃不上还有这么多闲工夫去读书咧，就是说家庭里孩子多、缝缝补补还来不及、读书又不能当饭吃；更有的说孩子的爸失业了，生活要紧呀!天下哪有这样好的事，读不要钱的书，还要上门来请，这里面一定有文章?”［8］因此，要想使得民众投入到识字教育中，必须通过宣传打消这些顾虑。里弄干部以黑板报甚至是入户交谈的方式对群众进行宣传，报纸上也常常刊登出一些新闻稿，宣传“不识字的苦”、“识字好处说不尽”等。

　　其次，展示识字教育的成绩，鼓励群众参与。成年文盲在学习过程中容易受各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而难以坚持，“包括老年人害怕年纪大了学不好，家庭妇女怕孩子拖累没有时间等等”。［9］因此，上海市识字教育非常重视对中期成果的展示，一些识字组（班）甚至在“每天课程即将结束时，由班主任向全体学员报告一天来学习情况，强调成绩，表扬学习中的积极分子，树立起模范旗帜。对年龄较大、进度不快的学员予以鼓励和安慰，号召他们加油，打破他们的自卑感”。［10］媒体也将一些学习模范或榜样向大众进行推广。例如，61岁的女工施小妹从一字不识到不但识字还能写故事，为了学写自己的名字，她“每天清早五时即起，乘（趁）着精神饱满，练上一小时，手发抖时休息一会再练，六点半，再带一本簿子进厂去，一有空就练，又练了三个星期，果然不差”。报纸上登了“老太婆翻身，向施小妹看齐”的新闻后，女工纷纷向她学习，各个厂也请她去做报告。［11］61岁的工人张士钰也是勤能补拙的典范，“只要有空，老张就伏在桌上认真的在写、读，不识的字就找人教。这样不断地学了七个月，到今天老张已能认识三百多个字”。［12］这些典型自身的学习条件并不好，他们之所以最终能够取得一定成绩，往往是与“高度的政治觉悟，苦学苦练的精神是分不开的”。［13］

　　经过宣传和动员，上海市的识字教育最终成为广大民众普遍参与的运动。“解放后今日，学习文化已成了一个广泛的群众运动。里弄中纷纷组织了义务学校同识字班。义务学校的类型，可分小学、中学、补习学校三种。”［14］家庭妇女也被纳入到识字教育之中，一些被家务和孩子缠身的家庭妇女通过识字教育具备了基本的读写能力。针对那些勤奋好学的家庭妇女，组织者予以奖励，鼓舞了更多的家庭妇女学习文化。“读书的时候很用功，从来不买铅笔，不买本子，都是第一名、第二名奖励的本子给我的，而且每天还要再做工作。”

　　从事水上作业的船民也被组织起来学习。据统计，截至1952年6月底，上海市为黄浦江两岸的船民共举办了11个识字班，参加学习的有800多人，识字班的小先生和读报组的读报员有些是从船民中推选出来的，有些是家庭妇女联合会的工作人员和少先队员，也有些是派出所工作人员。学习用的书籍和用具都是由船民委员会提供的。［15］

　　到1952年，上海市识字教育日趋巩固，据不完全统计，共有识字班（组）、学校约1400余个，仅蓬莱区就发展识字班400余个，学生近17000余人。［16］

　　（二）充分挖掘民间潜力来完成识字教育

　　作为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识字教育并非常态化教育，仅仅是初等教育的补充，随着国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以及基础教育的规范，最终将统合于常规教育。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通过挖掘民间潜力来完成这一过渡性的工作，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

　　尽管是过渡性的工作，但人口基数庞大的上海市“文盲太多，单就蓬莱区四十三万居民中，就有二十多万是文盲”。［17］一些经济发展落后区文盲比重更高，这使得识字教育成为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教学硬件和师资等都需要大量的投入。在这些问题上，上海市政府遵循了“以民教民”的原则，即最大可能挖掘民力，动用群众力量来完成这一过渡性的任务。例如，采取发动群众自行解决教室，首选学校现成的校舍，其次是居民课堂或者庙宇的空屋，还有的识字班利用了里弄过道。南区搬运工人利用了南码头董家渡码头，工厂工人利用了车间，也有的识字班利用了浴室、理发店。有的棚户区既没茶馆又没有棚户做教室，于是“车间就是学校，码头就是课堂”。这样，不但解决了教室问题，而且“茶馆里的茶桌、茶杌，庙堂的佛案、打坐墩，码头上的老虎板车、车间的车床、木箱，做棺材的木材就变为现成的课桌课椅”［17］。为了克服大班教学对教室和时间要求较高的难题，识字班在组织上不拘泥于形式，每组10～20人，随时可以上课。上课时间也极为灵活，1～2小时均可。

　　再如师资问题，“要开展一个大规模的扫除文盲运动，必须广泛动员社会潜力出任专任教员、兼任教员、辅导员和小先生，方能解决师资缺乏的困难”。［18］识字教育作为过渡性的基础教育，无法配备固定的专职教师，因此，必须从基层充分发掘能够胜任识字教育的群众来担任教师。当时担任识字教育的老师主要有三类：一是兼职教师，二是失业教师，三是大、中学生及热心人士。［14］然而兼职教师和失业教师人数十分有限，这就需要挖掘和训练教师，如一些工厂有计划地从各车间抽出一定数量的工人脱离生产，进行识字法的学习和训练，使他们迅速达到要求并掌握方法，而后以车间为单位，适当的分配教师和小先生，保证每天集中教学1小时，分散或集体复习1小时。［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