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受到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并成为外交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扩大新中国的影响、促进国内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中外文化交流情况，已有的研究成果多是论述文化交流的形式和作用，或是侧重某个方面、阶段，或是从中国和某个国家等角度分析文化交流活动，没有从整体上探讨这一时期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事实上，分析50年代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特点，不仅对于当代中外关系史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且对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走出去”、“引进来”战略具有借鉴意义。

　　一、文化交流紧密围绕着外交活动展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争取更多的国家和人民认识并了解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和政府十分重视对外工作，尤其是具有特殊作用的对外文化交流。时任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的周恩来多次提到对外文化交流对于中国外交工作的重要性。周恩来指出：“我们的外交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而且往往是经济、文化打先锋，然后外交跟上来。”［1］“我们的外交也要靠文化和贸易，这是件重要任务”。［2］“各国人民在文化上的交流，正如在经济上的合作一样，也是促使各国之间的和平、友谊和合作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条件。”“作为增加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一个方法，文化交流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就，但是还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就中国来说，我们不会在这方面吝惜我们的力量。”［3］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文化交流在中国外交工作中的重要作用和地位。

　　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对象首先是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同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合作，在我们整个对外文化工作中开展得最早，发展得最快。”［4］十年来“我们同兄弟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交流和友好合作特别广泛和成功。兄弟国家之间的文化友好和专业代表的往来，每年都有增加。仅以我国文化部门和文化团体所接待和派遣的代表来说，十年来共达一千七百余起、一万七千四百余人，占对外文化友好代表往来总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以上（截至一九五八年底）”。［5］交流的主要目的是介绍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增强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感情，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友好合作，推动各国文化事业的繁荣。

　　亚、非、拉不少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在历史上有过与中国相似的受外国殖民主义侵略的遭遇，因此对新中国的成立表示友好和支持。特别是与中国邻近的缅甸、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在20世纪50年代初即与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文化交流随之有了相应的发展。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由于受到美国的控制和台湾当局的破坏，加之各国国内政治势力复杂，在发展同新中国外交关系方面存在分歧。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头十年中，中国政府提出“细水长流，稳步前进”的民间外交方针，［6］利用民间文化交流的形式与他们进行交往。1956年和1958年，中国艺术团曾经两次访问南美洲的智利、乌拉圭、巴西、阿根廷等国，通过演出、座谈、访问等活动表达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友好、和平相处的愿望。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员和重要人士都表示了对中国友好的愿望”，愿意和中国“发展文化交流和友好关系”。［7］同时，中国也邀请拉美国家相关人士来中国访问考察。整个50年代，中国曾“邀请了19个拉美国家的1000多人士来我国访问，其中包括作家、教授、医生、律师、艺术家、企业家、国会议员以及工会、妇女等各界知名人士”。［6］通过文化交流增进了与拉美人民的友谊，为以后建交奠定了基础。

　　在加强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非、拉部分国家发展友好关系的同时，中国也同欧洲国家进行了文化交流活动：一方面开展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芬兰、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另一方面，对于美国、日本以及西欧、大洋洲中没有和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也寻找机会同他们增加接触，改善关系。1955年，中国艺术团访问了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为了开展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中国政府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周恩来提出，从开展中日两国经济、文化交流开始，从增加人民交往开始，从增进人民团体协商开始来打开中日关系局面。［8］1955年7月，日本松山芭蕾舞团首次来华演出。11月，日本著名政治家、前首相片山哲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并与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代表签订了《关于发展中日文化交流的协议》。此后不久，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率科学代表团赴日访问；1956年，中国京剧代表团访日演出，受到日本各界的欢迎。新中国也曾尝试与美国进行文化交流，如1955年7月中国艺术团邀请美国人人歌剧团来中国演出；11月，中国举行美国民主诗人惠特曼名著《草叶集》出版一百周年纪念大会，筹备委员会曾在事前向六位美国著名文化人士发出了邀请，但均因美国政府的阻挠而未能成行。

　　对于中国与各国进行的友好接触和文化交流的意义，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在1956年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给予高度评价，称其“对于扩大我国的和平外交的影响、争取团结国际友人和扩大国际和平力量，都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国际活动中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其影响是巨大的也是深远的”。［9］2009年11月，文化部部长蔡武在新中国早期对外文化交流座谈会上也指出：“这一段时间的对外文化交流往往扮演了非常重要的‘开路先锋’和‘外交先行官’的角色”。［10］由于文化交流不像政治关系那样敏感，且容易为对方所接受，有助于消除隔阂、加深了解，因此对外文化交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外交工作发挥了重要作用。

　　二、形式多样、范围广泛、内容丰富、数量空前，是古代和近代中国不能比拟的

　　文化交流需要凭借一定的途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主要通过迁徙、商贸、战争、殖民（移民）、传教、外交（朝贡贸易、使节往来）等形式，范围主要限于中国周边国家。近代中国主要是通过翻译出版书籍、派出留学生、外国学者来华访问等形式进行对外文化交流，使中国逐渐接触并学习西方文化。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外文化交流的形式更加多样化，内容也日趋丰富。新中国成立“将近十年以来所进行的对外文化联系，其精神面貌是与过去大不相同”。［4］“十年来的对外文化友好联系，无论在它的规模、形式和内容上，或是在它的发展速度来看，在我国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或任何朝代”。［11］

　　派遣各种文化代表团和艺术演出团体进行友好访问和演出，是当时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形式之一。鲁迅说过：“人类最好是彼此不隔膜，相关心。然而最平正的道路，却只有用文艺来沟通”。［12］民国时期，梅兰芳曾率京剧团出国演出，但这种情况在当时并不多见。新中国成立后，这种文化交流的形式受到党和政府的重视并迅速发展。1949年10月，以著名作家法捷耶夫为团长的苏联文化艺术科学工作者代表团来华访问。此后波兰、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文化代表团和艺术代表团纷纷来中国访问。至1958年年底，已有25个国家的98个艺术表演团体、6500余人来中国访问演出，其中有芭蕾舞、歌剧、民族音乐舞蹈、木偶剧、杂技艺术和马戏等不同的艺术形式。同时，中国文化艺术团体也走出国门进行访问演出。至1958年年底，中国有59个艺术表演团体到49个国家访问演出，中国的京剧、歌舞、杂技艺术、木偶、皮影和民间音乐在国外受到广泛欢迎，中国的许多地方戏剧和少数民族的歌舞，同样在国外获得极高的赏识与评价。［5］各国文化艺术团体的相互访问和演出，既介绍了中国艺术，也使各国人民认识了新中国，对于促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和文化交流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互相纪念对方的文化名人，是加强两国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1957年，文化部副部长张致祥在谈到中国和波兰文化合作的成就时指出：“互相纪念对方的文化名人，也是介绍彼此的民族优秀文化的很好的方式。”［13］茅盾、臧克家等人也多次强调纪念外国文化名人对于促进文化交流的重要性。1958年1月，臧克家在纪念保加利亚诗人雅沃洛夫诞生80周年纪念会上致开幕词时说：“今天我们纪念雅沃洛夫，就要更进一步加强中保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发扬两国人民间的兄弟般的友谊。”［14］1959年11月，茅盾在首都文化界举行的纪念世界名人、犹太人肖洛姆?阿莱汉姆诞生一百周年大会的致辞中说：“为了发展各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今天在这里隆重纪念肖洛姆诞生一百周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15］整个20世纪50年代，中国开展了60多次纪念世界文化名人的活动，包括苏联、美国、英国、法国、波兰、古巴、希腊、丹麦、荷兰、保加利亚、意大利、朝鲜、日本等近20个国家，涉及作家、记者、演剧艺术家、天文学家、作曲家、诗人、社会学家、历史学家、音乐家、画家和自然科学家等等。

　　此外，交换影片放映、互派留学生、翻译书籍、学者互访讲学、相互举办展览会、参加体育竞赛活动、资料交换、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动物和植物交换等形式的文化交流与合作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交流内容涉及自然科学、哲学、史学、社会学、教育学、新闻学、图书馆学、文学、音乐、美术、电影、戏剧、体育、卫生、科技、广播、文物、博物馆等方面。同时，中国对外文化交往的范围扩大。据统计，从1949年10月到1959年9月，中国与亚、非、拉“有了文化友好代表往来的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同西方“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有了程度不同的联系，其中有文化友好代表往来的也有二十四个国家和地区，代表往来平均每月达二十人左右”。［5］可见，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对外文化交流，在形式、内容、数量、规模上既不同于处于汉唐至明前期盛世之际的古代中外文化交流，也有别于为寻求救亡图存的途径而向西方学习的近代中外文化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