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论是资金投入还是对口帮扶，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2018年山西省17个国定贫困县、9个省定贫困县进入脱贫摘帽程序，2255个贫困村退出、64.9万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到1.1%。

　　为推动精准扶贫，2014年4月至10月，全国扶贫系统共组织了80万人进村入户，通过群众评议、入户调查、信息录入等贫困人口识别程序，识别出12.8万个贫困村、8962万贫困人口，分别建立了贫困档案，逐个分析致贫原因，因村因户因人分类实施扶贫策略。近年来，全国贫困人口脱贫效果日益显著，以山西省为例，2018年山西省17个国定贫困县、9个省定贫困县进入脱贫摘帽程序，2255个贫困村退出、64.9万人口脱贫，贫困发生率降到1.1%。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预计可达到8210元左右，同比增长12%左右，高出全省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3.5个百分点左右。

　　不论是资金投入还是对口帮扶，最核心的目标就是要增强贫困地区的自我发展能力。对有劳动能力和生产技能的贫困人口，政府一向倡导通过财政政策产业扶持的方式来脱贫，而产业扶持的大前提在于财政专项资金对于贫困地区的拨付与政府政策上的引导与支持。因此探究公共政策与精准扶贫大背景下各要素之间的关联互动，在当前具有重要意义。

　　精准扶贫是农村扶贫开发的必然选择。我国政府长期以来致力于农村扶贫工作，但由于农村人口基数大、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扶贫工作难度较大。为加大扶贫力度，提高扶贫农户的造血功能，有必要进行精准扶贫。

　　精准扶贫是贫困治理理性化与现代化的集中体现。农村贫困治理从传统粗放式向现代精准式的转变，体现了我国扶贫治理的民主化、法治化、多元化和发展性。首先，精准扶贫的各个环节充分保障了民主决策和民主参与，保障了贫困人口的知情权和参与权。其次，精准扶贫推动了我国扶贫开发的法治化，地方政府出台各种法律法规推进扶贫法制建设，将扶贫开发纳入依法行政轨道。再次，精准扶贫构建起了政府、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大扶贫格局。最后，精准扶贫体现了贫困治理的发展性，精准扶贫兼顾贫困人口脱贫和长远发展，体现了新的发展理念。

　　乡村基层“委托—代理”问题仍需矫正。社区的重要性：一是规模适度。熟人社会圈子中，信息成本较小，对贫困的识别相对精准。二是激励充分。众人之事的决断、众人之财的使用，必须有明确的说法，也必须有监督动力和惩罚机制。然而，某种程度上的放任和纵容往往也造成了严重的乡村基层“委托—代理”问题：社区精英借此机会造假和寻租，而最应予以扶持和补贴的贫困户，却仿佛被无形的玻璃幕墙隔离在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