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着诸多限制因素存在，但在现阶段，国家乃至各地在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上都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其中有着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主观方面，在贯彻教育公平的政策要求下，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对缓解流动人口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的必要性；客观方面，一些大城市受计划生育、出国留学等多因素影响，高中阶段生源连年下降，为吸纳外地生源提供了前提条件。

　　数日后，一年一度备受社会各界高度瞩目的高考即将拉开帷幕，而与往年不同的是，2014年度高考报名从人数到结构都出现了新的积极变化。据教育部6月1日对外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达939万人，较2013年增加27万人，增幅达3％。其中，受异地高考政策大范围推开影响，今年将有28个省份开始解决随迁子女在当地参加高考问题，5．6万名符合条件的随迁子女将在居住地参加高考。

　　“28个省份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5．6万名考生符合异地高考条件，无不对外传递着异地高考政策稳步推进的积极信号。”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室主任吴遵民6月2日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专访时认为，为推进政策进一步全面放开，各地仍有可为空间且都不尽相同，但为防止因全面放开异地高考政策致使一拥而上造成加剧教育资源紧张与推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各地仍须兼顾制度有序，确保循序渐进。

　　实施范围扩大异地高考稳步推进

　　所谓异地高考，就是为了进一步解决外来务工子女的升学问题，让非户籍地考生享有与本地考生相同的高考资格，使更多外来务工子女能够更好地享受父母务工所在地的教育资源，让非户籍地考生享有与本地考生相同的高考资格。

　　“从2008年有人大代表提议，到2010年启动部分省份试点，再到2012年异地高考方案发布，异地高考的推进可谓及时高效。”吴遵民强调，尤其是在经历2013年异地高考政策的破冰实施之后，今年大部分省份均积极推进异地高考政策在本地的施行，直接带动了符合政策条件的考生大幅增加，异地高考政策的稳步推进自然值得肯定。

　　据记者了解，相较于2014年异地高考政策的实施省份和考生规模而言，2013年的异地高考政策实施只能算是不温不火。据当年教育部统计，2013年全国有近20个省份不同程度地放开异地高考，但在有统计的10个省份官方披露数据中显示，仅约4500名考生参加异地高考，这一数字与当年912万的报名高考人数相比，仅占约0．05％。

　　吴遵民认为，造成异地高考政策破冰之年“遇冷”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在于政策发布之时，准备应试当年高考的考生早已完成准备，多数随迁子女已经回到户籍地完成报名，加之各地政策对居住年限、高中阶段教育等有着不同要求，考生及家长难免措手不及。

　　“但2014年的异地高考政策在此前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各省份细则也早已公布，考生和家长早做准备，5．6万名符合条件的报名规模就是最好的证明。”吴遵民表示，在当前社会更趋进步的大背景下，高考摆脱户籍的束缚是大势所趋，从今年的高考看，实际上已经在突破制度限制和阻隔上迈出了一大步，有关教育部门已经认识到了这样的阻隔不利于社会的进步。

　　在吴遵民看来，对于教育主管部门和校方而言，异地高考政策的稳步推进可谓一举两得：第一，推进了教育公平，即不管何种户籍，作为我国公民都有享受义务教育和继续教育的权利，如果有成熟的条件，在任意地方报名参加高考都应该是被允许的；第二，增加了选拔人才的范围和途径，即从高中教育到大学教育，都不必在拘泥于本地生源，人才选拔范围更加广泛。

　　“今天看，这是一大进步，虽然没有实现在全国范围的全面放开，但大部分省份的先行放开还是值得肯定和欢迎的。”吴遵民说。

　　实施条件不一政策仍有可为空间

　　早在2012年国家明确推进实施异地高考政策之初，大部分中西部省份便积极响应将2013年定为异地高考政策实施元年，而东部沿海省份尤其是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则将政策实施初步定于2014年，但即便是在今年全国大部分省份放开异地高考的情况下，各地政策也不尽相同，其中，既有浙江、山东等仅对高中阶段学籍和学习经历进行要求的开放派，亦有北京、上海等对父母工作、社保年限、乃至报考高校种类 （如仅限高职院校）设限的保守派。

　　对此，吴遵民认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各地资源禀赋不一造就了差异化的政策实施路径，教育资源亦如此。北京、上海等地汇聚了众多优质教育资源，从小学到大学都存在着激烈竞争，一旦无条件放开，势必对本地生源带来冲击，由此也可能进一步带来更多问题，“因此，根据各自政策实施条件，制定现阶段可行的实施路径，存在其合理性。”

　　在吴遵民看来，尽管有着诸多限制因素存在，但在现阶段，国家乃至各地在推进异地高考政策落地上都有着较为积极的态度，其中有着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主观方面，在贯彻教育公平的政策要求下，教育主管部门已经认识到了开放异地高考政策对缓解流动人口难以公平享受教育资源矛盾的必要性；客观方面，一些大城市受计划生育、出国留学等多因素影响，高中阶段生源连年下降，为吸纳外地生源提供了前提条件。

　　吴遵民强调，对于放开异地高考而言，最为关键的还是要进一步放开高中教育，而这不同于放开义务教育阶段的异地就学，高中教育是否能够放开取决于各地的高中覆盖率以及高中录取率，这一条件各地同样不尽相同，以上海为例，为有效确保本地生源免受冲击，在高中录取率较高且高中覆盖广泛的前提下，已然先期放开了对外地户籍生源的中职继续教育，即允许完成初中的外地生源在上海本地报考中职院校。

　　“尽管这看起来似乎存在不公平，但作为一小步进步还是值得肯定的，毕竟这为外地生源在上海参加高考开了口子。”吴遵民说，对于高考而言同样如此，就是要根据本地报名人数的多少确定异地高考放开口子的大小，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确难以一下子放开，但由于各方面原因，口子适当逐步放开也是可以预见的未来政策走向。

　　“虽然我们屡次强调教育公平、有教无类，但从城市教育管理的角度看，还必须同时兼顾制度有序，防止出现混乱的状况，毕竟在资源有限前的提下，一拥而上造成加剧资源紧张的政策主张肯定与我们推进教育公平的初衷相悖。”吴遵民强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