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老师”可以做个分类，我对两类老师有切身体会。一类是研究生导师，我从1990年起带研究生，1996年培养了第一个博士，如今已有5名学生当上正教授。另一类“老师”是家长，每个家长都是孩子人生中的重要老师。

　　做导师的经历让我体会到，老师应具备因材施教的素质。这对研究生导师尤为重要，他们培养的是研究型人才，显然不能只用一个模子来“制造”。因材施教的关键是判断学生属于什么类型，了解他的兴趣特长，据此指导他做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并提供有针对性的学术训练，弥补其知识结构缺陷。如今国内研究生教育有个不好的倾向：导师把研究生当廉价劳动力，不考虑他们的特点和爱好，一味让学生做导师负责的课题。这样做导师太功利，学生的质量也不容易高。

　　除了因材施教，好老师还应打开学生眼界。从高校走出的博士、硕士良莠不齐，有的成为学术新锐，有的则很平庸，为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研究生教育有没有打开学生的眼界。眼界开阔，是科研人员在学术上自主发展的必要条件。而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导师的眼界是否开阔。好的导师，应引导学生多看业内顶级杂志的论文、顶级学者的专著，并且在上课、学术讨论会等各种场合开拓他们的视野，使其拥有学术研究的后劲。

　　好的导师不必对学生管得太多，从大方向上指点即可。我的昔日导师、已故的席泽宗院士就对我采取高度放开的方式，只在关键处稍加点拨。我认为，研究生导师就是学术顾问，应重在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再来谈谈另一类好“老师”的标准，那就是如何做家长，这方面我也有实践。按照世俗标准，我算把女儿培养得还不错——她毕业于同济大学建筑系，随后去美国留学，如今在美国从事历史建筑保护工作。她小时候，我从未让她上过任何学习班。亲戚朋友都说：这怎么行，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我很反感“输在起跑线上”这种说法。我实施的家庭教育，是一个抵制应试教育的过程。当然，这种抵制是有节制的。关键在于，做家长的要有抵制的意识。

　　比如，我不仅没有给女儿上过任何学习班，也从不辅导她功课。我对她说，作业做不出有两个办法，一是重新看课本上的相关章节，二是和同学讨论。如果两个办法都不管用，那就心甘情愿地接受老师打的“叉”。

　　女儿上幼儿园时，我对她做过一个实验——用《字频表》教她认字。这是根据汉字在常见报刊、书籍上出现的频率制定的。每周末我教她认25个字，每次也就十几分钟。上小学前，她已认识《字频表》开头部分约700个常用汉字，可以看懂报纸上的大部分内容。这对她的学习成绩倒没产生什么直接影响，但有个很大的好处，那就是她从未迷恋电视，而是喜欢阅读。而且，她跳过了看童书这个阶段，直接看青少年以上的书籍。这个实验表明，《字频表》教学对少儿成长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