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狄皇帝的金币。橡树花环是元老院给皇帝的一项荣誉，镌刻文字除SPQR（“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外，PP意为“祖国之父”，是皇帝的头衔之一，OBCS意为“因为拯救公民同胞”。

　　涅尔瓦皇帝像，身后是罗马的皇帝广场。

　　罗马广场

　　图拉真市场。图片为作者提供

　　比尔德成功挑战了由吉本所开创的以单个皇帝为叙事中心的罗马帝国史范式，为我们理解和书写罗马帝国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她在书中展现了如贫穷史、环境史和性别史等前沿研究的成果，通过讲述不起眼的墓碑、涂鸦、甚至生锈的妇科内窥镜背后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历，辗转穿梭于同时作为物质遗存和“记忆之场”而存在的古迹废墟，重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生气勃勃的古罗马世界。

　　罗马史研究的肥沃土壤一是得益于原始材料的丰富（除了传世文献记载外，从纪念物、墓碑上的题献铭文到刻在铜板上的法律，从保存在纸草、木牍和蜡板上的私人信件到碎陶片上的细目清单，各种媒介上都保留了大量的信息），一来也得益于罗马帝国本身的广袤与多样性。对于罗马史学家而言，这一优势同时也是一种挑战。面对多歧互异的史料，拣选批判至关重要，它也决定了罗马史可以有多种撰写方法，就像比尔德自己所说的，“不可能只有一种罗马史”（There is no single story of Rome）。

　　因此，尽管玛丽·比尔德声明了她这本《SPQR：罗马史》（Profile Books, 2015）的主旨在于揭示罗马成功的秘诀，然而它提供的并不是一套简单歌颂罗马帝国“荣光”、充满“目的论”色彩的单线性叙事。在拒绝妖魔化罗马、在某些方面为罗马“正名”的同时，她同样反对神化罗马。本书行文中随处可见对于罗马世界所留下的各种类型的文本与物质遗产的细致考辨和抉隐发微，堪称一部不折不扣的多视角、多面相与多声部的罗马史。

　　保存至今的罗马史书大多出自元老阶层和文化精英之手，以今人的眼光来看，充满了浓厚的罗马中心主义、元老中心主义和男权中心主义色彩。所谓的“胜利者叙事”在权力斗争和宣传战发展到白热化的共和末年与内战时期以及渐趋独裁专制的帝制时期尤为凸显。在SPQR一书的第六章（“新政治”）、第七章（“从帝国到皇帝”）、第九章（“奥古斯都的转变”）及第十章（“十四位皇帝”）中，比尔德就像一位侦探，从蛛丝马迹中寻找破案线索，抽丝剥茧般地揭开了被正统叙事所遮蔽的历史复杂断面。更为难得的是，她并非为翻案而翻案，而是通过揭示事物的另一面和其他可能性而阐述背后的体制性问题。

　　举例而言，保民官究竟要为罗马共和国的灭亡负上多大的责任？他们是煽动暴民、旨在分裂公民体与颠覆共和制的野心家，还是本来就是共和政体中代表民众声音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比尔德认为，在这一点上，现代学者的看法和解释过多受到了西塞罗等罗马元老作家对于格拉古改革负面评价的影响。暂且不论西塞罗是站在极力维护元老院权威的“显贵派”（optimates）立场上发言的，已失偏颇。更何况，他所假设的格拉古改革之前元老与平民阶层之间的默契共识实际并不存在，顶多只是“一个怀旧主义的幻觉”（220页）。格拉古改革之前，不乏保民官因立法主张民众权利而开罪于元老院的先例，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公元前139年出台的《秘密投票法》。只不过格拉古改革因其激进性使得那些主张应赋予民众更多权利和自由的人与那些主张国家应由“好人”（optimi）绝对领导者之间的分歧尖锐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