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导师，国际哲学学院院长巴巴拉·卡桑（BarbaraCassin） 将哲学作为一个复数的概念来考虑采访 褚孝泉

　　比较性的思考对我来说永无止境。在我看来，无论是哪个术语、哪个文本、哪种思想，都是能够挖掘出各种差异，从而展现出其丰富的内涵的。这样，我们的思考才得以延续，同时也促使他人思考：我们是“通过翻译”来理解并创新的。

　　文化和语言的多样性是一笔更好的财富

　　褚孝泉：自从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以来，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都从各自的思想传统出发对语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从而给当代哲学带来了全新的面貌，也使当代的哲学家们具有前所未有的问题意识。您的学术研究跨越了许多领域，从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到当代政治修辞，涉及的范围非常广，但是在您所有的哲学思考中，语言问题始终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而且您特别赞同世界语言的多样性。在您看来，巴别塔的神话是否具有另一种意义？

　　巴巴拉·卡桑（以下简称卡桑）：人们通常将圣经里的巴别塔的故事解读为人类傲慢的故事，因为人类想要团结在一起，讲同一种语言，从而和上帝抗衡。于是上帝对他们进行了惩罚，摧毁了人类为了通天而建立的高塔，并让他们再也无法互相理解，他们讲多种语言，不能听懂互相说的话。这是“巴别塔”，也就是“混乱”。但就像所有伟大的文本一样，对这个故事的解释并不是那么简单的。就像德国的浪漫主义者和早期的俄罗斯语言学家们那样，人们常常会疑问：语言的这种多样性会不会既是一种惩罚，同时也是一种幸运。首先，因为每种语言都代表了一种观察世界的角度，一种世界观。这样，多样性其实也就是一种财富。当然，前提是能够互相理解，于是翻译就得介入其中了。翻译是在两种语言中穿梭，理解各自的不同，进行比较和传递。可以说，这是一种双赢：既传递了同时又丰富了自己的世界观，我想就像汉语里所说的“如翻锦绮”。不管怎么说，我们都是后巴别塔时代的人：我从来没见过抽象的语言，我只见到各种各样的语言，我想大家也都和我一样。我们可以试着制造出一种单一的用来交流的语言，或“通用语”，就像Globish（Global English：全球英语）。我并没有否认过这种语言的有用性。这样的语言只是保证了交流，但是语言并不就是用来交流的，语言都是通过运用它的作者和作品而得到定义的：就像我前面说的那样，语言是或许首先是一种文化，一种世界观。这就是为什么巴别塔之后的这个多样的世界，在我看来是一种运气。我的一个理论上的敌手就是欧洲事实上在倡导的这个Globish，甚至人文学科里也在大力提倡这个，即便目的就是为了提高自己大学的排名（比如上海交大的大学排名榜，上海对这个排名的重视远远不如我们……）。对我而言，多样性是一种优势。在我看来，无论在欧洲还是全世界，语言和文化的多样性相对于野蛮的单一化来说都是一笔更好的财富。所以，我要借用安伯托·艾柯（Umberto Eco）的一句话来这样说：“所谓的世界语言，就是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