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任增元，辽宁朝阳人，吉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讲师，管理学博士，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原理、高等教育管理，吉林　长春　130012

　　内容提要：无论是实践上还是理论认识上，高等教育都面临着“理性偏见”的挑战，尽管形式多样但实质都是用大学理性的部分代替了整体。大学评价实践中的量化主义倾向，理论上把认知理性提升为高等教育的本质，不符合完整的大学理性和中庸之道。理性是拯救大学的重要出路，大学的定位、发展与评价都必须坚守大学理性精神，而不是拘泥于一种理性形式。

　　关 键 词：大学评价 大学理性 认知理性 《大学理性研究》

　　大学从中世纪走来，历经千年风雨从社会的边缘走进了中心，由“象牙塔”发展成为“动力站”。无论是哪个国家与民族，要想有所作为都离不开大学的支撑。然而中国大学深受定位不当、功利化、行政化、趋同化和平庸化等弊端的困扰，其繁荣表象的背后隐含着重重危机，虽然高等教育规模跃居世界之首，但却培养不出拔尖人才，在急需好大学的紧要关头却办不出好大学，反而面临着合法性危机。①在复杂的格局与情境下，为了促进大学健康发展，实践中大学问责、大学评价、绩效评估以及相应的政策工具越来越受到推崇；在理论上也开始反思高等教育发展观是否适当，尤其是在学界流行了30多年的“两个规律”受到质疑。然而新的政策工具和理论观点是否符合大学的本性？我们该如何认识大学的本质？又如何审视中国大学的现实问题？张学文博士的《大学理性研究》促进了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一、学术评价的量化主义

　　为了提升学术绩效，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加强评价并把评价结果作为资源分配的重要依据，因为量化表面上给人公正、科学、高效的感觉，符合人们的需要，为此在大学中最为流行。在量化评价体系中，往往把基地、论文和著作的数量，项目经费金额，期刊与出版社的级别等当作真正的评价标准，把复杂多元的个性化的大学进行加减乘除、最后简化为“分数”，大学声誉制度也简化为“可量化的大学声誉”或者“大学排名”。量化评价在不同层面和部门都非常流行，甚至一切以数量说话，级别和数量俨然代替了内在的学术评判标准。但量化主义评价只着眼于那些显性的、可量化的方面，很多无法用数量和等级衡量的方面统统被排除在外，甚至最有价值的方面无法纳入评价范围，因此量化评价既备受推崇又屡屡受到质疑。量化评价导致大学行为、理念的偏失，大学不再是学者诗意栖居的圣地，学者自由探索的空间也被大大压缩。

　　一些科技人员不再“坚持有灵魂的研究，热衷追逐热点、迎合审稿人、堆砌科研工作量，以工作量获取资源，以增量资源驱动产出更大的工作量，如此反复，既消耗了大量资源，也浪费了自己的时间和精力。”②部分教师怀着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矛盾心态忙碌并焦虑着，沦为不得不服从命令的“科研工匠”，他们被各种名目繁多的评价指标所驱赶，忙着填表格、写申请等“科研”工作，然而到底是因“使命”和兴趣的驱动，还是因为“利益”的诱惑与压力的逼迫就很难说了。校长在量化系统中变成了知识工厂的厂长。

　　教师的不少精力被“不得不做”的科研挤占，难有学术应用的从容和淡定，科研已经忙得焦头烂额，人才培养只能被放到次要位置，所以教授给本科生上课都需要“制度规约”，学校对学生的发展不负责也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教育命题。③各类主体都清楚量化评价的弊端，为了让学术评价回归到以质量与创新为导向的正确轨道上，教育部颁布了《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科技评价改革的意见》，但是高校系统内部反应平淡，“普遍认为评价改革虽然导向正确、意义重大，但在目前发展阶段和竞争环境下，量化评价的惯性恐一直难以扭转，质量和贡献的导向尚无法真正落实。”④可见量化主义之树的根深蒂固，量化主义列车仍在急速前行，几乎失去了控制、无法扭转。在权力与制度面前个人是渺小的，无法抵抗这种异化的评价，以致这种异化的评价竟发挥着主导作用。在量化面前，只要有评分标准谁都可以算出结果，一切多样性都还原为数据，教师的专业判断式微，这样教师的专业评价权力无形间让渡给了行政裁量主体，大学也很难说是属于学者的大学。

　　二、学术评价中量化主义危机的实质

　　量化评价是种管理行为，已受到多方批判，但多停留在现象和问题上。而如果从大学理性理论出发，在更抽象的层面上审视量化主义评价的实质，可能还有更深刻的认识。《大学理性研究》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大学理性”进行了专门定义和系统研究，也不仅在于开拓了高等教育哲学的新疆界，更重要的是大学理性思想能够为分析现实问题提供思想指导。

　　该著提出真正的“大学理性是人类的理性与非理性、理智与情感交融的产物与统一体”，“指定任何具体的僵化的教条作为大学的最高原则和最终目标的绝对理性主义的非理性做法，都可能会压制甚至严重伤害作为大学理性另一面的人文主义精神与浪漫情感的传统。”“理性表现出各种必备的素质就构成了大学理性精神，其中就有宽容性，即对客观异议的包容，它的本质必然是自由、求实、沉思、批判和创造”。大学理性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与内在特征，“只有大学理性才是高等教育存在的基础和品质”，“正是因为大学理性的基础性和恒久性，现代大学才能在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长久地存活下来”。⑤

　　《大学理性研究》提出真正的大学理性是理性与非理性、科学与人文的和谐一体，过度强调任何一方都违背大学理性原则。早期高等教育是在一种自由甚至是自然状态中进行的，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文主义和理性主义本来是共生共存的东西，即人类自由发展的精神和求知欲导致某种普遍的东西和形而上学的东西的发展”。⑥“这种普遍的、形而上学的东西由于迎合了人们的需要和经得起理智的批判，被用以规范社会和个人，这就对大学提出了新的要求。这种要求事实上已经对大学的人文主义精神产生了反作用，并且当大学发展越来越正规和制度之后，这种反作用就越来越大。”⑦量化主义的深层特征可以概括为评价目的上的功利主义、评价流程上的科学主义、操作办法上的简化主义与机械主义，在这些主义之下大学的人文精神和浪漫情感会受到侵害，其实际上从大学教育制度化、现代化和科学化伊始就埋下了这一种子，定量主义评价则充当了最直接的枪手。

　　定量主义在理性外衣掩护下，其实是对理性主义的单方面强调、依赖与迷信，同时不接受、不宽容那些无法量化的其他形式的绩效，这样准确客观、可计量、有依据的量化评价体系并不符合真正的大学理性要求。在量化至上的时代，指标牢笼关押了张扬个性，一切多元性都得臣服于没有区别的“量化指标”，在制度化、标准化和量化主义的挤压之下，大学沦为“培养与训练千篇一律的人员的‘模具’，甚至发展成为现代官僚体制下新型的‘铁笼’”。⑧相对于学术行政是派生性和服务性的力量，但是行政力量执掌者着量化评价的大权，量化评价因此而成为行政力量控制学术力量的有力工具，这样连同大学理性一起，大学的学术本性、大学的人性也被定量主义所切割了。总之以量化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过度泛滥，迫使大学评价走上了反理性的道路。

　　量化主义无视人们的情感、情怀与浪漫等非理性因素。既然大学文化氛围、学者的激情与学术精神、学生的意志与灵感等方面难以衡量，就索性抛出评价体系之外。在这样的评价标准下，不能纳入评价系统的一律不做才是教师的“理性选择”，谁还能坦然于完全按照自己意志的“自由探索”？为此，师生之间忘我的自由交谈少了，教师对学生心灵的关怀少了，自由、开放和包容的人文精神少了，“为了学术而学术”、“闲逸的好奇”的精神越来越罕见。显然量化主义评价实际上破坏了大学理性精神中的学术自由，“大概没有任何打击比压制学术自由更直接指向高等教育的要害了。”⑨

　　量化评价的推崇者往往是行政管理人员，他们追求效率，但是“效率标准扼杀想象力。想象力是一种无法评估、只能加以运用和鉴赏的能力，是知识创新不可或缺的动力之一。知识创新并不是一个纯粹的理性活动的过程，而是理性活动与非理性活动的辩证统一。”⑩所以说，量化评价不符合知识创新的规律和本质要求。过度强调量化不仅不能增进绩效，反而破坏了学术生态和学术精神。原本为了办一流大学而采用的评价标准，现在反倒成为抹杀大学人文精神的工具，以理性的形式导致了反理性的结果，最后演变成了大学理性悖论。

　　不管是评价工作还是其他工作，大学面对的是一个完整的大学，而不是只有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特征的大学。如果忽视了人文精神和人文意义，怎样治理也无济于事，投入再多也建设不出一流大学，换言之一流大学必须具有一流的人文精神。正如《大学理性研究》的总结“不管是在原初的意义上还是在近现代发展过程中，大学首先就是人文精神制度化的产物和人文主义机构，是人文主义的一种体现”。(11)学术评价制度也是大学制度的核心要件，大学制度的核心部分异化实则反映出整个大学制度的价值错位，即制度的规制与控制价值凸显，而激发、导向和保障的价值落空。大学制度的失效敦促我们反思：怎样才能实现大学的“有效治理”？不管其他方面怎样，坚守真正的大学理性应该是首要原则。

　　从《大学理性研究》中的概念与观点来看，定量评价之弊端不在于缺乏常规意义上的“理智”或者“理性”，而是导致大学理性中的人文精神残缺——高等教育最为珍贵的部分被定量主义吞噬、侵犯和压抑，这才是其广受诟病的深层根源。定量主义缺少对灵感、灵性与灵动的关切，缺少对非理性、人文精神的真正尊重，因而大学理性失范失去的不是理性，而是大学必需的“非理性”。今天高等教育危机很大程度上是大学放弃灵魂、失去人文精神的危机，学界经常使用“回归传统”、“回归经典”或者“回归理性”，这很大意义上就是寻找理性与非理性、人文与科学相统一的状态。为了回归大学理性，必须在治理理念、治理结构与激励机制上做出实质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