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项贤明(1965- )，男，安徽无为人，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理论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从事教育原理、比较教育和教育政策研究。江苏 南京 210097

　　内容提要：大学在近现代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逐渐褪去了中世纪大学的神圣性和神秘性。政府和其他资助机构的资金支持以及随之而来的问责重压，大学的主动逐利行为和主动自我扩张，以及由此带来的高等教育大众化乃至普及化，使大学从万众仰慕的卡里斯玛变成了售卖学术服务的服务生，从高深莫测的“象牙塔”变成了市场般人皆可进的培训班。世俗时代的矛盾内在包含了自我超越的可能性。作为大学发展的否定之否定环节，大学在未来某个时期仍然存在着返魅的可能。为了那个时代的到来，我们每个知识分子都不应在这世俗时代放弃对道德和灵性的修炼与追求。

　　关 键 词：大学 高等教育 问责 大众化 祛魅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17)08-0010-08

　　大学从中世纪走到现代，尤其是二战之后，在世界主要国家都先后经历了一个祛魅(disenchantment)的过程。中世纪宗教神学背景和贵族血统赋予大学先天的神圣性，在这一过程中被迅速消解。问责的重压和大众化发展，使曾经站在上帝与尘世之间的大学，自愿或不自愿地揭下了蒙在脸上的神圣而神秘的面纱，迅速蜕变成为政府等资金来源机构的仆从，甚而降格为普通的、世俗的服务售卖机构。这个祛魅的过程对当代大学意味着什么?大学在未来是否还有返魅的可能?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先天的神圣性与必然的祛魅

　　大学带着神圣的光环诞生于中世纪欧洲。拉斯达尔(Hastings Rashdall)的《中世纪的欧洲大学》中文版第二卷加上了一个副标题，称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是“在上帝与尘世之间”[1]，这个副标题还是相当贴切的。然而，人之存在的世俗性决定了尘世的物质诱惑往往胜过上帝的精神指引，大学为追逐更大利益而进行的自我扩张注定会促成普惠大众的文化权力下移，大学对真理的追求必将为我们带来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的理性化又是为世界祛魅的主要驱动力之一。所有这些，都在一开始就为大学的祛魅播下了种子。

　　大学在欧洲产生的时代仍然是一个前世俗时代，这是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在那个时代，正如泰勒(Charles Taylor)在其巨著《世俗时代》中所描述的那样，你如果不“遭遇上帝”(encountering God)，就不可能参与任何公共活动。[2]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中世纪的欧洲大学最初的确都是站在上帝与尘世之间的。不仅如巴黎大学这样从巴黎主教座堂学校衍生出来的大学，在世俗生活和教会领域都拥有巨大的影响力[3]；即便像博洛尼亚大学这样由学生组建的大学，其贵族背景，以及在思想上与教会千丝万缕的联系，加上在当时知识本身具有的神秘色彩，也赋予了它先天的神圣性。英国中世纪大学的产生要稍晚于法国和意大利，但其宗教色彩仍然浓厚。按照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的说法，“最早的英国大学创建于13世纪，它们基本上是研究神学的学者的隐居所”[4]。伯克(Peter Burke)在《知识社会史》中也指出：“大多数中世纪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教士，通常也是宗教修道会的成员”[5]，教会的隐修传统，令他们追求灵性的使徒生活显得神秘而崇高，或多或少地戴着宗教的神圣光环。就连建筑的风格，大学当初也是和教堂很接近，有些大学最初其实就是在教堂里或者教堂附近诞生的。在人们心目中，大学是一个更接近上帝的、有着很大的神圣性和由此而来的特殊性、因而需要特别赋予法外自治权的存在，远非世俗社会的咖啡馆、小酒店可以比拟。上帝给了大学先天的光芒四射的神圣性。

　　在大学诞生之初，“知识”也根本不同于一般的世俗信息，而是“崇高的、深奥的、错综复杂的和费神的信息，远非一般的观察和感知可比”[6]，因而也不是什么人都应掌握的。只有那些有钱有闲的贵族才可能进入大学去清谈学术；成天需为生计奔走于市井街巷的凡夫俗子，除非献身于宗教，是不太可能进入大学的。可见就其占有的知识特权本身而言，大学当初也先天就被赋予了神圣性。那时的大学由神学、法学、医学和哲学等主要系科构成基本的学科架构，其中不管哪一门学问都堪称神圣而崇高。在这几门学问中，神学更是作为一大显学列于大学诸学科之首。康德在《系科之争》中说当时大学系科通常分成“三个高等系科和一个低等系科”[7]，三个高等系科指的是神学、法学和医学，一个低等系科则是哲学。富有反讽意味的是，三个高等系科的毕业生可以直接获得相应职位从而过上更好的世俗生活，这是它们之所以高等的重要原因之一。神学在大学里成为显学，在相当程度上实际并非由于其精神力量，而是其世俗的利益使然。席勒在就任耶拿大学无薪教授的演讲中曾经把大学里的学生分成“为学术本身而求学”的“哲学型学者”和“为谋生而求学者”，并对哲学型学者大加推崇。[8]可叹的是，哲学型学者也一定是要吃饭的，正如神圣的大学要想生存下去也离不开世俗的金钱。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大学从其诞生那天起似乎就难逃祛魅的宿命。

　　中世纪大学不仅因其神圣性而卓然独立于世俗社会之中，而且与市民长期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虽然其中很多冲突实际上都是利益冲突，但多少也反映了当时的大学与世俗社会的格格不入。这种冲突的结果，便是国王和教会争相给大学颁发特许状，以及由此带来的大学自治权的确立。这里所说的自治权不仅包括大学独立处理内部管理事务、学术自由等权力，而且包括独立的审判权等一系列特权，大学甚至被置于世俗社会的司法审判之外。从这些历史事实可以看出，当时的大学具有超脱于世俗社会的特殊的神圣性。然而，与市民之间的利益冲突本身就表明了大学世俗的一面，也预示了大学走向祛魅的宿命。

　　正是大学的发展，为其自身乃至世界的祛魅创造了条件。神圣的大学及在其中生活的学者们，除了知识，没有其他东西能够拿来和世俗社会交换生活必需品。大学的产生本身就是知识成为商品的开始。“从中世纪后期开始，人们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越发重视对知识的开发和利用，同时也越发地强调保护商业秘密和‘珍贵的知识产权’的必要性”[9]，知识放弃原有的矜持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可以在市场上进行交易的商品。这种转变不可避免地会使知识褪去当初蒙在它脸上的“崇高的、深奥的、错综复杂的和费神的”[10]等各种神圣和神秘的面纱，加上启蒙时代理性的觉醒，世俗社会对它的信任(或许说“信仰”更为贴切)也不可避免地开始动摇。“近代早期，人们开始对各种各样的知识产生怀疑，这一现象的出现可谓是当时欧洲最重要的思想趋势之一。”[11]这种对知识信任的动摇，为后来的高等教育问责和大学的祛魅埋下了伏笔。

　　现代大学的一个重大贡献就是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而科学技术及其所带来的理性化正是韦伯所说的“为世界祛魅”的重要力量，从此“再也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又译：‘祛魅’——引注)”[12]。对知识和真理的追求是大学的使命和学者们的天职，这同时又是大学内在包含的一股指向自身祛魅的推动力。科学技术为这个世界揭下了神秘而神圣的面纱，同时也消解了大学自身头顶上神圣的光环。

　　中世纪大学虽然拥有特许状赋予的一系列特权，但这些特权本身并不能当饭吃。大学自身的发展需要资金支持，学者们的生活和工作也需要一定的经费，求学的青年学生显然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满足大学水涨船高的资金需求。于是，在教会之外，政府和其他机构的资金支持，逐渐成为大学的基本生存条件，而科学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的重要价值也使世界各国争相为大学投资，这种情形尤以二战之后为甚。“相比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更能代表知识历史上的转折点”[13]，这个转折点意味着“知识技术化”和政府的大量经费投入。由于政府成为知识最重要的买家，青年学生们的学费逐渐变得无足轻重，教学在大学里的重要地位也逐渐被科研取代。中世纪大学里为知识和真理而激辩的场景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大学校园里日夜灯火通明的知识商品生产之繁忙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