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夏正江，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上海 200234)；蒋洁蕾，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234)

　　内容提要：重点学校的存废之争，只能限定在“官办名校”(通过政策倾斜人为建立起来的名校)的范围内讨论，才有意义。论文围绕四个基本的关键词，即“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从正反两方面对应不应该举办重点高中进行了讨论与分析。论文研究认为，我们无法从中得出一个简单的“存”与“废”的结论，因为一切可能的“好处”的兑现都是有条件的，而且，每一种“好处”的实现或多或少都要付出某种代价。当前，重点高中尚有很大的改良空间，但最要紧的是，必须真正按精英教育的内在规律去办学。没有这一条，其他所有可能的好处都会落空。尽管如此，有些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如天才的分散培养与集中培养哪一个更好，学校分层与社会分层究竟是什么关系，目前仍是不确定的，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来解答。

　　关 键 词：重点高中 效率优先 因材施教 精英培养 能力公平

　　标题注释：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3年度重大项目“公平视域下中小学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研究”(项目编号：13JJD880016)研究成果之一。

　　导言：有效讨论的范围

　　“重点高中”并非是一个学术概念。说得俗白一点，就是那些办学水平高、办学质量得到政府承认和认可、在老百姓心目中口碑好的学校。各个省的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便属于这类学校。在讨论重点高中存废之前，有必要先从理论上区分几类不同的重点高中。借用社会学研究中常用的“理想类型”概念，可把重点高中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由教育家自主办学，经过长期奋斗和不断积累自然形成的历史名校。第二类是依靠国家政策倾斜、人为扶持被创建出来的官办名校。

　　笔者以为，对第一种类型的重点高中，谈论存废问题是不恰当的。原因如下：第一，由教育家自主办学创建出来的历史名校，无论是对国家还是社会，都是一种宝贵的资源，它的存在只会对国家、社会有利。任何一所学校从它的举办者、创办者来看，都会把办出家长满意、社会认可、高水平的一流学校作为其奋斗目标，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办学者不以“卓越”和“优秀”作为办学目标，反倒追求“平庸”和“低劣”，这是不可想象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办学逻辑。对那些在公平竞争中自然形成的历史名校，社会永远也不嫌多，政府非但没有理由去打压它，反而应该大力地去支持它、鼓励它、给予应有的奖励才对。第二，如果名校是由民间教育家一手创办的，只要它的办学过程是合法的，政府就没有权利去打压它、撤销它。政府的权利不是没有边界的。正如公民合法的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样，私立名校也有一个所有权或产权归属的问题(包括无形资产的归属)。第三，假如校长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能充分地利用现有资源与条件，充分挖掘学校内部的办学潜力，调动教师工作的积极性与创造性，走内涵发展之路，那么，不依靠国家政策的倾斜，普通学校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成为名校，也不是没有可能。既然普通学校在不依赖国家政策倾斜的前提下也有可能成长为名校，那么，依据上述第一条理由，谈论重点学校的存与废就显得多余，或者说没有意义。

　　基于以上判断，本文将有效讨论的范围限定在依靠国家政策倾斜、人为扶持被创建出来的官办名校上。具体讨论将围绕四大关键词即“效率优先”、“因材施教”、“精英培养”、“能力公平”来进行。

　　一、效率优先

　　重点学校制度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特定历史条件”概括起来就是两个字，一个字是“穷”，国家人力(合格教师)、物力(学校硬件设施)、财力(教育经费投入)有限，教育资源极度贫乏，另一个字是“急”，国家恢复重建、追赶西方发达国家、实行现代化急需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在这种情况下，举全国之力、集中力量创办一批重点中小学，就会成为一种符合国情的理性选择。

　　然而，在历史上具有合理性的东西，发展到现在仍然一定合理吗？如前文所述，重点学校制度是我国特定历史条件(“穷”与“急”)的产物。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的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教育资源也比以前充足得多，国家已有足够的财力支撑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而且，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已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量各方面的人才。因此，产生于特定历史背景的重点学校制度，已到了不得不作出调整和改变的时候了。这个看法确有一定的道理。社会历史条件变了，教育政策自然也应当跟着进行调整。现如今我国义务教育强调均衡发展、不设重点学校，就是这种政策调整的反映。但具体到高中教育，情况有所不同。现阶段我国经济总量虽然很大，但至今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质量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环境和资源为代价换来的，在全球产业链中我们仍处于生产分工的下游或低端。在科技领域，尽管普通的一般人才数量已经很庞大了、好像够用了，但各领域急需的高、精、尖人才仍然相当匮乏。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仍然很“穷”、很“急”。既然如此，设立重点学校制度的历史条件并没有完全过时，至少从高中阶段来讲是如此。

　　人们常说，“文革”后的近二十年中，我国基础教育的政策取向可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来概括。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看，这个口号若要能够成立，有一个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公平”与“效率”不可同时得兼。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会出现这种情况呢？笔者以为，当且仅当以下三个条件同时得到满足时，才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一个条件就是，把“公平”理解为忽视所有学生的个体差异，对所有学生给予同等的、无差别的对待。在经济学领域，当我们把“公平”理解为分配领域盛行的“吃大锅饭”、“平均主义”，那么，这种性质的公平确实与提高生产“效率”有冲突、有矛盾。教育领域同样如此：当学校忽视所有学生才能与个性特点的差异，平均分配教育资源和机会，其结果也必定是缺乏效率(不能让每个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得到充分、最佳的发展)。但如果我们把“公平”理解为依据个体才能和贡献大小分配资源和机会，那么，“公平”与“效率”就不会有任何的矛盾。第二条件是，国家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同时又急需培养各领域高水平的专门人才。试想，如果国家能够投入的教育经费、优秀教师的数量和社会各领域所需要的精英人才都很充足，在这种情况下，还用得着把经费、设备、优秀教师和学生都集中到一所学校去吗？当然用不着。第三个条件是，在国家教育资源比较匮乏、同时又急需培养各方面的专门人才的前提下，教育资源的“集中配置”比“分散配置”，更能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率。所谓“集中配置”是指，举办重点学校，将优秀学生集中到一起，配以最好的硬件资源，用最优秀的教师去教他们；所谓“分散配置”是指，不设重点学校，把有限的教育资源(如经费、硬件设备)平均分配到各个学校，把所有优秀的学生和优秀的教师随机分到各个学校。上述假设能够成立吗？要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很困难，这取决于许多变量。

　　教育资源的“分散配置”，有何利弊？这里有三种可能的情况：(1)学校根据学生的中考成绩，将他们进行重新编班，设立重点班与非重点班。对重点班学生所需要的一切，学校予以优先保障，这与举办重点学校的做法其实没什么两样。(2)普通学校不设重点班，单单把少数智力优异的学生随机地“扔”到普通班就完了。从此，对这些学生不闻不问，放任不管。应该说，这是一种比较糟糕的情况。因为这意味着，少数智力优异的学生不得不与绝大多数智力平庸的学生一起学习，不得不接受多数普通教师提供的质量平庸的教学，即便这些学生有幸能碰到少数优秀教师为他们授课，他们也很难从这些教师那儿得到适合他们的教学，毕竟这些教师的教学对象是绝大多数智力平庸、学习基础较差的学生。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优秀学生的学习潜能得不到有效开发、宝贵的学习时间和优异的智力被浪费的现象。(3)根据学科的不同，学校将各个平行班中同一科目成绩特别优秀的学生每周集中2－3次，对这些学生进行额外的拓展性教学，平时这些学生回到普通班上与其他学生一道学习。或者在某一学科的教学中，任课教师运用“课程压缩”的办法，与班上少数学业成绩特别优异的学生签订个别化的学习合同，允许该学生课上不听课、不做作业，到图书馆或自修室完成学习合同上规定的学习任务。这两种做法在国际上通常被称作是对天才学生的“融合式培养”。与重点学校对天才学生的“集中式培养”相比，“融合式培养”最大的优点是，可以让天才学生在一个正常的、自然的、异质化的环境中成长，学会与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不同背景的学生打交道，这对他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是很有好处的。现在，我们不妨把教育资源的“集中配置”与上述三种情况作一个对比。上述第(1)种情况与重点学校的做法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第(2)种情况在重点学校不大可能出现，或者说完全可以避免；第(3)情况在重点学校可能会存在，但天才学生的成长环境有较大的差别：一个在自然的融合式环境中成长，另一个在人为的隔离式环境中成长。因此，从第(2)种情况来看，资源的“集中配置”有优势；从第(3)种情况来看，资源的“分散配置”有优势。总的来看，两者互有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