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2013年12月PISA测评结果公布后,媒体纷纷讨论的主题是:亚洲学生继续打败美国学生,这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实这种含有竞争性的言论对于美国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正如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航天领域追赶前苏联,并在此过程中推出了无数创新成果一样。奥巴马总统也很鼓励人们利用这种教育领域出现的危机感来激励自己——它不断提醒我们:世界各地有数十亿人每天都努力在教育方面与我们竞争,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
关键词:PISA;国际专家;教育“军备竞赛”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Wendy Kopp,国际组织“美丽世界(Teach For All)”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曾获诸多荣誉学位和公共奖章,被时代杂志评为世界最具影响力的一百人;Vivien Stewart,美国高级教育顾问和亚洲协会前副会长,在加入亚洲协会前,曾在纽约卡耐基基金会主持儿童、青年以及教育组织等项目,在亚太地区教育方面颇有建树;Tom Corcoran,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教育政策研究所主任,曾任新泽西州州长吉姆·弗洛里奥的教育政策顾问,新泽西州教育部行政主管;Kai-Ming Cheng,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授,中国国家课程改革咨询委员会委员,曾担任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和校长高级顾问,香港教育委员会成员;Ben Jensen,澳大利亚墨尔本格拉顿研究所(Grattan Institute)学校教育研究项目主任,曾在OECD教育理事会任职五年。
Wendy Kopp:停止教育“军备竞赛”
2013年12月PISA测评结果公布后,媒体纷纷讨论的主题是:亚洲学生继续打败美国学生,这在美国引起了巨大反响。其实这种含有竞争性的言论对于美国来说未尝不是件好事,正如几十年来美国一直在航天领域追赶前苏联,并在此过程中推出了无数创新成果一样。奥巴马总统也很鼓励人们利用这种教育领域出现的危机感来激励自己——它不断提醒我们:世界各地有数十亿人每天都努力在教育方面与我们竞争,甚至已经超越了我们。
但也会有一些美国人对他国的成功产生怀疑,他们不是抱着学习与合作的态度,而是心存嫉妒。这种思想在一些讨论中国的话题中尤为突出,如近期《大西洋》(Atlantic)杂志的一篇警告读者的文章:《心惊胆战:香港银行家的孩子学前就学习金融》、美国知名网站"Vice"上的另一篇文章《中国正在制造天才儿童》,这些文章对中国教育带有强烈的怀疑甚至是否定的态度,也从另一层面表达了美国人的恐惧:他们认为中国正在竭尽所能成为超级大国,而PISA结果正好呼应了这种想法。
我于1989年创建美丽美国(Teach For American),希望团结我们这一代人的力量缓解美国教育不公平的现状。如今有11,000名不同学科背景的优秀大学毕业生加入美丽美国的行列,他们遍布美国的城市和乡村,在最需要他们的地方,履行为期两年的教学承诺。此外,美丽美国也提供教育领导人才的培养,为美国长期的教育改革贡献力量。后来我们将美丽美国的模式推向世界,经过仅仅6年的发展,美丽世界快速成长为一个包括30个独立分支机构的全球网络(包括它的创始机构美丽美国和美丽英国)。然而人们却对我致力于“美丽世界”的行为表示疑惑,他们常常问我为什么不专注于美国教育却要去帮助我们的竞争对手?这正是我想要告诉人们的,也是美国教育司秘书长Arne Duncan提出的现代教育的一项悖论:如果想要成为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必须建立合作式的教育体系。美国人必须改变这种怀疑和敌视的心态。
最近在中国参加的“2013教育与发展国际交流会议”让我认识到“击败”竞争对手的第一步就是不要将他们视为对手。在第一站上海,该区PISA项目负责人、上海师范大学校长张民选教授为我们讲述了上海如何实现教育转型。他讲到上海教育改革最大的推动力就是“改革开放政策”,政府鼓励教育者到世界各地的学校系统中学习,并把最好的做法引入上海。通过他的介绍及我的观察,我发现上海的成功得益于以下四个因素:一是激发学生的批判性思维。上海学校为学生设置具有挑战性的高标准课程,努力激发他们的批判性思维。学生不仅需要回答问题,更需要解释获得答案的过程。二是持续的教师专业发展。上海特别注重对教师的系统化培训,教师在职业规划和培训上花费的时间占其业余时间的30%,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三是致力于推动教育公平。上海已经意识到教育公平与质量的依存关系,他们致力于制定各种政策推动教育公平,着重提高成绩较差的学校的教学质量,如优秀学校与一般学校的合作模式、培训校长以提高其管理能力等。四是资源的合理配置。上海能够把经费用在最关键的地方,如吸引优秀人才、教师专业发展上。
对于上海来说,比任何政策更具影响力的是上海对新事物的开放心态和不断提高及改进自身的愿望。这种态度是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如果世界各国想效仿上海的成功,也必须持有这样的国际视野和心态。
当然,很多持怀疑态度的人会说中国有2亿学生,上海是中国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上海教育并不能代表中国大多数学生的教育状况。我并不否认这点,因此我们的第二站便是云南省的一个农村地区。在中国西南的这个地区,如果孩子到了15岁还在上学并参加了PISA考试,那他们就已经是尖子生了。据斯坦福大学的农村教育行动项目(Rural Education Action Project)估计,中国农村地区只有不到30%的学生能读高中,5%的人有机会上大学。但中国政府在过去二十年间对教育进行了大规模的投资,用以改变农村孩子上学难的情况并希望将优质教育普及到所有地区。通过与美丽中国(美丽世界的合作伙伴)等组织的合作,中国正在向人们表明,不论来自哪里的学生都可以出类拔萃。
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美丽中国招募美国和中国优秀大学毕业生赴中国条件最差的学校支教至少两年。现年26岁的杨潇就是其中之一,他毕业于中国享誉盛名的清华大学。杨潇之所以加入美丽中国,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多么幸运,可以在教育资源丰富的城市中长大,因此他希望能够帮助那些无法获得优质教育资源的农村学生。杨潇发现,农村的孩子们只要努力学习并得到恰当的帮助,同样能取得和上海学生一样的成就。支教的经历也激励杨潇将未来事业定位于为更多的农村学生创造机会。现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体力劳动的工作机会逐渐减少,接受良好教育是农村学生立足社会的唯一希望。如果中国无法让这数亿的年轻人获得在未来全球经济中生存所需的技能,那么其影响将波及中国以外的地区,美国也会受到影响。但我相信正在壮大的美丽中国项目将会改善这种状况,该项目越来越多的往届教师也会加入到促进教育均衡的领导队伍中。
是时候停止教育“军备竞赛”了。与其相互竞争取得好的排名,不如相互合作共同解决问题。中美两国均面临学生数量庞大且师资分配严重不均的问题。在研究PISA分数时,美国人更应当想想如何才能效仿其他国家的成功经验,而不是一味怀疑和嫉妒。
Vivien Stewart:改革教学,抬高底部,关注教师
上海能够在PISA中取得如此优异的成绩并不意外,毕竟中国近年来在教育方面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近年来上海采取了各种措施来“抬高底部”,缩小不同学校之间的差异。具体措施有:优秀学校与一些相对薄弱的学校结成伙伴关系,帮助这些学校提高学校领导及教师的质量;优秀校长监管更多学校;特定区域内的学校结成对子共享优质资源;通过教师职业发展规划激励教师到偏远地区任教;教研组制度;听课制度;老教师的合作参与教学研究等。为了在职业发展中能够进步得更快,教师不仅要努力提升自己的教学水平,还要帮助其他教师提升专业能力以及促进整个学校教学质量的改进。
中国正在努力改变过去那种传统的教学模式,PISA也是其努力的一个部分。PISA不仅仅是简单的测试,而是对学生分析问题、应用知识能力的考察,上海学生在PISA测试中的优异表现,正体现了上海在教育改革方面的成效。然而上海与中国其他地区相比,既有相同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一方面上海是中国教育系统的一个典型。虽然中国的教育系统并不是人们想象的那样集权,但是有很多政策还是从国家层面推动与执行的,如为教育体系的设计和发展制定长期的规划;在国家主导下进行的课程改革计划,尤其是在数学和科学课程方面;出资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建立教育示范项目并逐步推向全国;出资帮助贫困地区扩大中学规模及提高师资水平。另一方面,上海又显然不能代表全中国,因为不论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教育上它都处于全国领先水平,而中国的中西部地区相对还是比较贫穷,与上海的差距还很大。所以中国的教育发展任重而道远。当下中国教育面临的挑战主要有:教育公平问题,尤其是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偏远地区的差距;高考改革的压力;改变传统的教师主导课堂的局面。
总的来说,美国不必模仿上海所有的实践经验,毕竟两国之间有太大的差异,况且中国其实也存在着不少的问题,如学生高考压力过大、学生课程选择权较少等。但是我们还是要关注其中的几个方面,如上海的教师专业发展制度,上海致力于抬高底部教育的措施。中国每年有那么多的毕业生在阅读、数学、科学方面都远远超过美国学生,美国必须对此引起重视,如果我们不改善这种状况,那么美国未来的竞争力势必受到显著的挑战。
Tom Corcoran:中美差异:“教师中心”还是“学生中心”?
在上海参加PISA之前我就有过这样的想法,如果上海学生能够参加国际性的测试那么他们一定会取得不错的成绩。PISA测试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我对上海教育的十多年研究中,发现上海的教育能够取得成功可能与如下因素相关:
一是中国的文化。中国,尤其是上海历来特别重视努力学习和辛勤付出,这种价值观是上海教育能够成功的基础。中国的学生不论是在学校还是课后都会很努力地学习。此外,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使每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因此家长在孩子身上倾注了太多的心血,他们竭尽全力为孩子提供最好的发展机会。也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孩子承受了大大高于其他国家学生的压力。
二是上海教育体系的一些特点。如上海为教师营造了独特的专业发展环境。具体表现有:师徒式的初任教师培养制度;独特的教研室制度,教师们一起备课,一起设计课堂问题;频繁的听课为教师的课堂教学提供反馈。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上海的教师每天只有半天的时间在教室中与学生相处,因此他们有很多时间来讨论各自的教学并从别的教师那里听取经验。但是美国教师的大部分时间都与学生在一起,他们很少有机会在一起讨论教学并互相学习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