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文化自觉视域下儿童文化的教育诉求及其实现

　　作者简介：孙爱琴（1981-），女，甘肃秦安人，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副教授，从事学前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甘肃 兰州 730070）。

　　内容提要：儿童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在现代性视野中，主客二分的界定方式将儿童文化置于成人文化的对立面，面临被“遮蔽”和“他者化”的境地，致使其难以实现文化的自觉，唯有通过儿童教育来突破他者化的生存状态，克服自身的孱弱和文化主体的不足，才能实现真正的自觉。在儿童文化中教育儿童必须要确立儿童的主体地位，走向儿童生活，形成儿童教育的文化品性，并通过取于真，教于真，达于真的教育过程才能实现儿童的全面发展，满足儿童文化的自觉需求。

　　关 键 词：儿童文化 儿童教育 文化自觉 全面发展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学前教育发展研究”（12JJD880018）、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学前公共教育发展的文化困境：反思与重构”（SKQNYB14004）、奕阳教育研究院青年学者学术研究资助项目“西北民族地区学前公共教育推进和发展中的文化问题研究”（SEI-QXZ-2015-04）。

　　有儿童的地方，就有儿童文化；有童心的地方，就有儿童文化。即使是成人的大千世界，也不能跳脱孟子所讲的“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的框架，儿童文化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自20世纪开始，对儿童和儿童文化的关注和研究，成为包括文学、人类学、教育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在内的普遍转向，现代社会也逐渐形成尊重儿童、保护儿童、儿童为本的基本理念，一场激烈而奋进的儿童研究运动业已形成，儿童研究的丰瞻成果比比皆是。但是，在现代性视野中，儿童文化的生存和发展状况却并不如对它的研究活动那样生机勃勃，看似蓬勃的研究活动之下蛰伏着缺乏自主和被遮蔽着的儿童及其文化生活。

　　一、儿童文化的他者化生存与自觉困境

　　对儿童文化的研究，一定要说明对儿童进行“认知”的立场。不同的立场决定了儿童文化不一样的含义和内容，而对“儿童文化”的界定更清晰地展现出对儿童进行“认知”的不同立场及其存在的自觉困境。

　　（一）“儿童文化”的界定方式与他者化生存

　　与解释什么是“儿童”这一概念相似的是，对“儿童文化”进行本质性的探讨确实存在困难。因为，儿童文化的具象是复杂的。首先，作为文化形式和文化样态的存在，“儿童文化”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弥漫、扩散，其存在具有强烈的“泛性”；其次，对儿童文化的说明必然要牵扯儿童和成人两个世界，但这种牵扯无论是和哪一个世界有关，要想获得内在特质都是困难的。没有哪个儿童能自主、清晰地“说”出自己的文化，也没有哪个成人能以中立的态度来回忆和重“说”自己童年的文化。所以，任何对儿童文化的探究都得是认真地、谨慎地、“小心翼翼”地，以复杂的视角和眼光来进行。对儿童文化的定义亦是如此。

　　定义“儿童文化”，一个最普遍的办法就是对其特性的描述，通过对具象的概括和整理，来定义儿童“是什么”。但前面我们就已经说到，儿童文化具象繁复，很难从繁复中寻找到内在的线索，所以，人们大多会选择通过历时态和共时态两个时间线索，发现儿童文化内在的逻辑，为儿童文化的发展脉线找着标定。所谓历时态，就是从儿童文化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钩稽爬梳，找寻其内在含义；而共时态则是指通过儿童文化与成人文化的碰面，在对照纬度上为儿童文化找出标定。

　　在历时态的立场上，儿童文化作为文化现象的诞生与发展，一直与“儿童”这一概念的演变递进相伴相随。没有“儿童”这个概念，也就自然而然没有儿童文化。这里说没有儿童文化并不是说儿童文化并不存在，而是说，作为文化现象，它并没有进入人们的“视野”。对“儿童”的概念化陈述或倾向于本质性的探讨，才直接促使儿童文化作为文化现象得到人们的认可。但在这之前，儿童文化只是自然扩散在儿童和成人世界里，是自在的、不为人所关注的。因此，这里所说的“确立”，就是指儿童文化从自在状态逐渐走向自为的发展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历时的过程里，儿童文化的发展彰显的是“儿童”作为主体性概念的发展，而我们对儿童文化的研究和关注，实质上也是对儿童“主体”的研究。因而，儿童文化就是“儿童表现其天性的兴趣、需要、话语、活动、价值观念以及儿童群体共有的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总和。”[1]（P34）以历时的眼光来看，人们容易将儿童的成长看做“一个朝着预定目标前进的目的论式的发展过程，其认知发展遵循着一种合乎逻辑的‘年龄与阶段’发展顺序，逐渐达到成人所具有的成熟与理性”。[2]（P13）因而，面对“不成熟”与“成熟”的对比，弱小的儿童文化往往被“同化”、“侵略”和“占有”，逐渐失却自身的位置，甚至消陨。

　　在共时态的立场上，儿童文化似乎与成人文化成为相对应的一对概念，因为，日常语言中的“儿童文化”就是相对于“成人文化”来讲的，正如“儿童”与“成人”成为一对概念一样。这种定义方式趋向于将儿童置于研究的“客位”，在与成人世界二元对立式的分离关系中，逐渐彰显出儿童文化区别于成人文化的内在特质，即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的“不同点”。众所周知，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在事实层面是互不相容的，也因具体差异而表现出一定的斥性。儿童文化着眼于未来的事物，具有诗意、非理性、洋溢着生命活力，充满浪漫气息。而成人文化则具有浓郁的制度性、规约性，并关注当下的现实生活。因为文化“斥性”的存在，二者之间经常出现冲突。尤其是当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引发文化层面的思想变动时，儿童文化和成人文化在力量对比上也随之出现消长。14、15世纪文艺复兴的剧烈变革拂去的不仅是中世纪的黑暗，更将笼罩其下的儿童与儿童文化在现实生活层面上解救出来，儿童文化在漫长的寂静之后发出了自己的呐喊，并与成人文化一道肩负起文化变革的使命。但随着现代社会对理性文化的崇拜，理性文化在规约成人世界的同时，也慢慢触发了对儿童生活的规约，儿童文化在现代社会的画面中慢慢隐去。我们发现，在现代工业社会飞速前进的道路上，享受童年，保存童年已经成为最大的奢侈品。儿童文化只有在社会精神陷入低迷，人类企图寻求新的精神指引时，才作为拯救成人世界的良药重新成为人们的谈资。童年开始消逝，儿童文化正面临危机，其特征在逐渐消逝。“童年的消逝”深刻揭示出儿童文化在与成人文化的“对抗”中被“弱化”、“淡化”，甚至趋于消陨的事实，而这种式微态势恰恰是由于将儿童文化置于二元对立的框架中，尽管儿童文化通过与成人文化的比对暂时获得了身份的“区分”，人们在儿童群体与成人群体的比较中发现了儿童文化独特的一面，廓清了儿童文化的独特样貌。但从文化主体来考察，自在、主动的儿童群体不是“比较者”，而是“被比较者”，换句话说，儿童文化是在成人群体的视线中发现了自己，是成人群体建构的结果，而非自我省思的结果，其存在始终处于“他者化”状态，是被遮蔽的。

　　（二）儿童作为主体的文化自觉困境

　　自觉是任何文化样态的内在精神和根本的发展动力，“文化自觉”是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其来历、形成过程，以及所具有的特色和发展趋向的过程。[3]它要求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要在自知的基础上，加强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在学理层面，儿童文化完全可以通过文化的自知和反省，通过内在的文化变革，打破他者化存在状态，实现自我创建。但是，儿童文化的文化自觉意识较弱，儿童本身的柔弱和未发育完全的自觉意识，使得儿童文化自然滑入自觉困境，亏于自觉的儿童文化只能被“他者化”、被“遮蔽”、被“消陨”。

　　首先，囿于他者化生存状态的儿童文化难以清晰具有自觉的意识。费孝通先生在提出“文化自觉”这一概念时就提出，“文化自觉是一个艰巨的过程，首先要认识自己的文化，理解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已经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3]很显然，被二元思维置于成人文化对面的儿童文化，长期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即便是成人话语中的“童真”“童心”等美好词汇也都为展现成人的成熟和英明而来，儿童文化在其内里并未被尊重，儿童作为文化主体并不能发挥认识、理解、适应等一系列用来实现文化自觉的能力。而且，就连是否意识到自身作为文化主体的身份都需要成人文化的提醒和说明，换句话说，儿童自身是否具有文化自觉的意识，都还是个未知数。如此，自觉的任务何以实现呢？其次，儿童文化自身的孱弱使其难以真正实现文化自觉。不论人们是以历时态的眼光，还是共时态的眼光来看待儿童文化，儿童文化自身所具有的不成熟性、幼稚性是人人共识的。成人文化拥有理性、客观、学科、抽象、规则等品质，而儿童文化则具有感性的、主观的、整体的、形象的、具体的等品质。不论在哪个层面上的比较都不能漠视儿童文化逐渐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真实过程，因而，对不成熟的儿童文化抱以自觉的期望，就是理论者不切实际的想象和一厢情愿；最后，儿童作为文化主体的天然缺陷和不足，恐怕是儿童文化难以实现自觉的根本原因。任何文化样态在走向自觉的过程中，都会经受从内到外的各种限制和不适，但因文化主体自身过于柔弱而不能自觉，恐怕是硬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