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立意、践行、转型：清末民初学前教育体系之变迁

　　作者简介：陈喜（1977-），女，湖南绥宁人，湖南女子学院旅游系博士，主要从事学前教育、音乐教育研究（湖南 长沙 410004）；李海萍，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内容提要：20世纪以前，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学前教育机构，学前教育多在家庭中进行；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学前教育机构才开始在我国出现。清末民初的学前教育体系以“借学布道”发端，经历了从“立意”到“践行”再到“转型”的变迁历程。

　　关 键 词：学前教育 体系 清末民初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5YBA212）；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学前教育研究专项课题项目（XJK16BXQ01）；湖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项目（16C0806）。

　　我国的学前教育①虽然早有“教子婴孩”“圣功始基”之说，但在20世纪以前，并没有专门的学前教育机构，而是多的是在家庭中进行；直到20世纪初，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化学前教育机构才开始在中国出现。随着1904年《癸卯学制》的颁布和实施，学前教育在学制上正式由家庭走向社会，并开始探索和构建我国的学前教育体系。

　　对中国而言，“教育历史之变迁，以逊清之末民国之初最关重大。”[1]1091清末民初的学前教育体系以“借学布道”发端，经历了从“立意”到“践行”再到“转型”的发展过程。本文试图以清末民初②颁布的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为线索，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学前教育体系进行梳理，以期为当代中国学前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借鉴。

　　1 “借学”“布道”：清末民初学前教育体系的滥觞

　　早在我国学前教育制度建立以前，西方传教士因“借学布道”的需要，率先在我国设立了幼稚园，这是“中国幼稚教育史中极大的关键”[2]28。“泰西蒙学，始于幼稚园，亦称察物学堂。小孩未读书之前，先使察物，就其目所能见、手所能抚、耳所能闻之物，皆使记其名字及其造法、用法。故至读书识字之时，能收驾轻就熟之效也。”[3]418教会幼稚园“其教育方面，总是以基督教徒为标准”[4]77；“其中圣经钟点，竟超出教育课程钟点之上也。盖外人所以设立学校之初意在乎传教也。”[5]10但随着教会教育的世俗化，除了灌输宗教信仰以外，教会学前教育机构也同时注重培养儿童的智力和德性。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长期实行禁教政策，对传教活动严加取缔，传教士只能在澳门一地公开活动。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禁教政策逐渐向限教政策转变。但当传教士渡海东来，却“苦于风土人情之谙，语言文字之隔膜，”因此不得不“集多数之童子，使之受教会学堂之教育”[6]207；而“幼稚园为教育之初步”[7]。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限教政策更是被宗教宽容政策所取代，清政府“悉遵成约”“委曲求全”，以维持“中外和局”[8]。到1903年，“耶稣教各会在华所设之育婴堂共有9所，共有男孩5人、女孩293人，共298人。”[9]85据《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1905年编纂出版）统计，当时有“小孩察物学堂”6所、学生数194人，其中女生97人[3]13。这些教会学前教育机构设立的目的在于使中国儿童皈依基督，所以教学内容极为重视宗教意识的灌输，即“开办学校为布道之先驱，以教育介绍教会”[10]57。1905年，林乐知发表《论中国亟需设立幼稚园》一文，提出“中国之宜设幼稚园，如此其急也。吾党传道之士，苟知劝道华人之法，惟幼稚园之收效为最大。吾知其必置他事于缓图，而以是为先务”[3]215。1906年，《学部咨各省督抚为外人设学无庸立案文》明文规定：“至外国人在内地设立学堂，奏定章程并无允许之文；除已设各学堂暂听设立、无庸立案外，嗣后如有外国人呈请在内地开设学堂者，亦均无庸立案，所有学生，概不给予奖励。”[11]26从而形成了清末时期政府对教会教育的鸵鸟政策。

　　1913年，在华基督教会召开全国大会议决：“在设有教堂之各区，当附设初等小学及幼稚园。”[3]101914年，《中华基督教会年鉴》载文指出：“幼稚园以至大学……皆应为社会宗教之中心点，以养成基督信徒、教育家与慈善家为目的；”“欲造民主国国民根基，除幼稚园外，无他术也；”“至于学校等级，宜从幼稚园以至大学。”[3]237-239此后，教会所办幼稚园数量快速增长。据《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1922年刊印）统计，基督教幼稚园数达139所，学生数为4324人[3]15。而据南京一女师1924年的调查统计，全国共有幼稚园190所，其中教会所办（156所）占全国总数的80%以上[12]132。由此可见，教会学前教育在清末民初的地位举足轻重。

　　“各国教育，各有其应具之本义。”但终究“外人在我国办理教育事业，流弊甚多”[3]586。20世纪20年代，“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此起彼伏，锋芒所向直指教会教育。1925年3月，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次全会关于社会教育议决案规定，凡幼稚园、小学及中学有宣传宗教课程或举行宗教仪式者不予甲种注册[13]429-430。1925年11月，北洋政府公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明确将教会学校纳入私立学校范围，要求其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督指导。1926年10月，广州国民政府公布《私立学校规程》，正式将教会学校（包括教会学前教育机构）纳入中国私立学校系统。1933年10月，《修正私立学校规程》第6条更是明确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境内设立教育中国儿童之小学。”尽管幼稚园并未在取缔之列，但无形的限制与压力却是与日俱增，从而使得教会学前教育终成强弩之末。但从客观上看，教会幼稚园在中国近代学前教育史上确实有“蓝筚开山之功”。

　　2 从立意到践行：清朝末期政府对学前教育体系的探索

　　“兴学之道端自蒙养，蒙养为国民教育之基础。”[13]92清朝末期，政府对学前教育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探索（见表1）。1891年，康有为的《大同书》首次论述了从胎教到学前教育的完整体系，从而成为近代中国提倡学前教育的先驱。如在育婴院（慈幼院），他主张以“养儿体，乐儿魂，开儿知识为主”[14]900。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提到西方各国教育“初训以幼学”[15]6。1896年，梁启超在《论幼学》一文中提出：“人生百年，立于幼学；”“故善为教者，必使举国之人，无贵贱无不学。”[16]148-1511902年，梁启超在《教育政策私议》中建议仿效日本设立“幼稚园”，以收受五岁以下儿童。1907年，江西道监察御史徐定超在《奏请饬广设蒙养学堂折》中提及，“至开设幼稚园一节，虽于童蒙情性，亦有陶熔，亦是糜费之事，或办或不办，各令地方官体察情形，斟酌办理。”[17]7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