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李伯谦先生、华觉明先生、刘庆柱先生、谭德睿先生，尊敬的各位领导、同仁，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参加这次铜陵的青铜文化论坛，说起来很惭愧，因为各种原因，我第一次来铜陵。铜陵在我国考古学尤其在商周考古上地位是比较高的，因为这里是重要的早期铜矿的来源地，年代比较确凿的夏商时期的铜矿铜陵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对铜陵持续地组织筹办青铜文化论坛，我们是看在眼里，也是喜在心上。

　　当地的政府、同行能够持之以恒的把青铜文化研究作为城市建设的一个重要方面来积极推进是值得称赞的。我很欣喜北京大学考古学研究中心能联合举办此次论坛，论坛主题的设置 “早期冶金技术与社会研究”，实际上体现了我们中国考古学发展的脉络、体现了青铜文明研究的发展状况。不仅研究某一类工艺技术，比如某一类器物包括文化内涵，而且注重它在当地当时的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包括资源、青铜合金等。有很多国际上的学者认为资源的获取、掌控是导致王权国家产生的重要途径，甚至有的人是把它作为最重要的途径，起码它是重要的因素之一。所以我觉得，召开这样的会议来进行研讨，是很令人欣喜的。

　　夏商周时期，是我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发展阶段，按时代划分属于青铜时代。青铜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而且也是我们古代文明非常有特色的一个阶段。青铜文明有很多区域、很多地区，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它自己特色的青铜文明，我们最近这几年，比较注重跟国外的联系。中国的青铜文明有其自己的特点，是与以青铜礼器为核心内容的王权国家的强化密切相关的，它促使了铸造技术、铜容器制作技术的高度发展，并蕴含着丰富的精神内涵，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这样一个有突出特点的文明是怎样产生发展的？它与王权国家是怎样发生关系的？青铜资源的获取、掌控、运输、制造、分配不仅是一个产业，更是社会的链条，它是怎么运作的？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根据我们对商文化的研究，商代晚期殷墟的铜矿来源早期和晚期是不一样的，尽管它的来源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一系列发现表明它的来源是有变化的，所以这些都是非常需要我们研究和回答的。当然要回答这个不仅靠考古学本身，还要包括冶金史的专家和其他相关学科的专家齐心协力来解决，这也正是考古学发展到今天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多学科综合研究。某一个学科、某一个具体学科的学者很难对某一个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研究，这就是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一般叫科技考古，我觉得可能叫考古科学也许更合适。冶金术的研究在科技考古中是发生比较早的，老一辈学者，包括华觉明先生比较早的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随后，我们可以看到各种自然科学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为考古学的发展展开无限的空间，当然对铜的研究仍然是最重要的课题，正如我前面说的，它是直接关系到早期的国家和王权，以及中原的王权和各个区域文明的关系。汉有善铜出丹阳，铜陵是长江中下游地区铜矿带富集的地区，铜矿资源丰富。刚才我的老朋友陆勤毅先生作了很好的阐述，而且我们也注意到，铜陵钟鸣镇的师姑墩遗址已经发现了夏商时期的青铜冶铸遗存，这是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寻找商，甚至夏；铜陵县的木鱼山遗址、万迎山遗址，更是集采矿、冶炼、铸造于一体的，非常有特点，从铜矿的采集到铜坯、铜锭的冶炼，然后到进一步铸造，这几个过程有的是在当地完成的，有的是经过长距离的运输，我们虽然大致知道线路和过程，但是详细的情况我们都所知甚少，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线索，所以我们期待铜陵的商周时期铜矿的寻找，包括我们一直关心的夏代的研究。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研究，更多的学者能够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包括地方省级考古机构、市级文博机构，包括大学，都能够在这方面投入更多的力量。

　　今天我们在这里开会，就是利用铜陵古代文化的资源优势来思考和讨论，通过研究青铜文化发展的前景问题以及资源、运输、生产、利用、分配以及它和权力的关系等问题，我相信，通过我们持之以恒的努力，中国的青铜文化研究一定能取得新的成果。另外，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大会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学术研究迎来了科学发展的又一个春天，为中国学术的发展、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新的方向，现在我们正在积极贯彻这一方针，包括我们正在致力于“走出去”，实施走出去战略。国内很多研究机构（大学、国家级研究机构、省级研究机构等）都在实施“走出去”战略。所以青铜文化的研究也要面向国际。在北京我曾听过著名的牛津大学最权威的研究金属、铜矿来源的专家的报告，我觉得国外有很多非常好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如果运用到中国，它产生的效能要远远比在其他的一些区域大的多，因为我们是原生的，我们的一些认识和结论有可能改写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格局。所以我也希望这样的研讨会能够不断的国际化，能够吸引更多国外的学者，不仅来参加研讨会，更来加入对铜陵的铜矿和冶金技术方面的研究。

　　最后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整理者：邱少贝 此文是铜陵市博物馆邱少贝根据会议录音整理而成，与原讲话内容有出入的地方由本人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