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网2月15日电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赵全胜在《日本学刊》2016年第1期发表《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赵全胜在文章中指出，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即1868年前后的明治维新时期、1945—1952年的美军占领时期以及1990年之后到21世纪初的后冷战时期。日本的每一次外交政策转型都是带有根本方向性的，并伴随着国内精英层的具有深远意义的政策辩论，同时也对其各个时期的对华政策具有重大影响。

　　一、明治维新时期的外交政策辩论

　　明治维新时期，日本面临“开国”和“锁国”的问题。如何应对西方的入侵，在当时日本形成以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两大思潮间的外交政策辩论。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论，认为日本的亚洲邻国中国、朝鲜等国是积弱、落后、内部分裂和不文明的，日本如果想要先进和文明就需要离开亚洲而融入欧洲，跻身西方发达国家的行列，与西方为伍，用富国强兵的方法实现现代化。而冈仓天心则在对外关系思想中提出了与福泽截然不同的口号。他在《东洋的觉醒》一文中，提出了“亚洲一体”的政策建议，对于西方对东方的入侵进行了尖锐批评，强调了东亚社会团结一体抗拒西方入侵的重要性。当然，冈仓的“亚洲一体”与今日的“东亚共同体”概念有着很大的区别，但它毕竟代表了对当时日本在国际社会中身份认同问题所提出的不同思路。福泽谕吉和冈仓天心是日本近代文明重要的启蒙者，其思想影响深远。

　　在“脱亚入欧”与“亚洲一体”的这场辩论中，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显然占据上风，其影响更为强大与深远。明治维新给日本带来的深刻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历史地位是不可低估的。而此时期的思想与政策辩论，催动了日本精英阶层达成共识，实现了其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型。这次转型一方面推动了日本工业化和近代化的步伐，使其成为亚洲的第一个实现工业化的国家，但另一方面也催生了日本的军国主义，使其走上了一条穷兵黩武的不归之路。明治维新对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的影响也是巨大的。追溯历史，亚洲千百年来是中国主导，挑战者无一成功。明治维新后，日本挑战中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用30年的时间实现了亚洲权力转移，自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之后成为东亚占据支配地位的大国。 日本外交政策辩论和大国博弈中的中日关系

　　二、美军占领时期的外交政策辩论

　　在二战之后的美军占领时期，作为战败国的日本面临着国家重新定位的问题。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提出日本民主化和非军事化两大原则，从内政和外交根除日本旧军国主义体制，推动日本走向民主与和平，并围绕着“民主化”和“非军事化”这两大议题展开了有关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带有根本方向性的辩论。在美国的单独占领下，日本废除军国主义体制，进行民主化改革，实现政党政治，发展以经济为主的通商国家路线。日本当时的政治家、政府官员和学界的宪法精英提出的各种宪法修改草案，均被占领当局否决。美军占领当局认为日本仍不成熟，缺乏民主化的土壤，便用英文起草了（后翻译成日文）于1946年颁布的《日本国宪法》，提出闻名世界的和平条款“宪法第九条”，即日本放弃战争，不维持武力、不拥有宣战权，限制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制约在海外发动战争，确保日本成为走向和平发展道路的国家。

　　这次辩论不仅是日本高层之间的探讨，更是在美国主导下展开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深刻辩论，“民主化”和“非军事化”的主流政策形成了日本“经济立国”的和平发展路线，进而实现了战后日本的经济奇迹。与此同时，还确定了日美同盟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主轴，也就是说日本在冷战时期的外交是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其对华政策也基本上是在美国的主导下进行的。甚至在20世纪70年代初打开通往北京大门的过程中，也是先有尼克松，后有田中角荣。战后以来由于日本经济的快速崛起，日本相继超越英、法、德，自1968年就已经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到1987年，其人均产值已经超过美国，被美国学者傅高义称为“日本第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