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南合作的蓬勃重构国际秩序——写在万隆会议60周年之际

　　新兴经济体国家长期崛起的历史趋势将不会因为一些短期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全球力量配置将继续发生变化，全球治理机制化进一步增强，新兴市场国家将继续得到发展，但须练好内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将继续塑造未来的国际新图景。

　　万隆会议即1955年4月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有时也叫第一次亚非会议，但原拟举行的第二次亚非会议终告流产，于是万隆会议就成为唯一的一次亚非会议。

　　万隆会议召开前后，大批亚非国家摆脱了西方国家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但之后所走的道路非常曲折。亚非国家本拟于1965年在非洲国家阿尔及利亚召开第二次亚非会议，结果由于矛盾重重没能开成，使得万隆会议成了“绝唱”。

　　从1960年代到1970年代，世界上也出现了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大声疾呼。1974年召开的第六届特别联大，通过了《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宣言》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的行动纲领》。《宣言》指出，“占世界人口百分之七十的发展中国家只享有世界收入的百分之三十”，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将纠正不平等和现存的非正义并且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日益扩大的鸿沟有可能消除”。而《纲领》则更是洋洋洒洒，其中文版长达18页。但时隔不久，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发生了各种事件，“新的国际经济秩序”逐渐被人淡忘。后来又有联邦德国前总理维利·勃兰特领导了一个国际发展问题独立委员会（即勃兰特委员会），于1979年发表了著名报告《北方和南方：争取生存的纲领》。该委员会设法使决策者和公共舆论相信“国际关系，尤其是国际经济关系需要进行深刻的变革”。又指出现存的国际机构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建立的，而南方作为国际舞台上的新手，面临着许多需要从根本上加以纠正的不利条件，因此需要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诸如此类的呼吁不能说毫无作用，但终究实际效果有限，以致十多年以后由坦桑尼亚前总统尼雷尔领导的委员会于1990年发表的报告《对南方的挑战》这样判断：

　　“对南方大多数国家来说，80年代已被视为发展方面‘失去了的十年’；这种表述对南方许多国家乃是一种保守的说法，它们的生活标准已远降到1980年的水平之下。”至于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性机构，尽管在世界发展方面并非一无是处，但无论是1980年代的“结构调整计划”，还是1990年代的所谓“华盛顿共识”等等，都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带来摆脱贫穷、实现发展的结果，甚至还给有些国家帮了“倒忙”。比如，“结构调整方案”是以过于乐观的假设，即“结构弊病可从速治理”论为基础的。这些方案通常是根据市场力量万灵和货币政策万灵的教条信念制定。这种轻重安排和政策的结合，在许多方面更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忧患和社会痛苦。尼雷尔委员会特别指出，包含削减政府开支并进行比价调整的“结构调整”的药方，全然不考虑是否公正；这对重要的公共设施，如卫生、教育，都造成了灾难性后果；对最脆弱的社会阶层所造成的后果，尤为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