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旧式儿童教育，作为亲历者的鲁迅，虽曾有过辛辣的嘲讽和严厉的抨击，但一种无法切割的文化血缘，还是让其内心深处保留了若干温馨与眷恋。关于这点，我们只要细读先生的某些作品，如《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怀旧》等，便不难有所体悟。正是基于这样的情感储存，1933年夏日，当鲁迅看到报端有人谈论当年私塾中使用的描红口诀时，不禁浮想联翩，泚笔呼吁：“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给人明白我们的古人以至我们，是怎样的被熏陶下来的，则其功德，当不在禹下。”

　　文苑名家王充闾先生，出生于鲁迅逝世的前一年。在他的少年时代，学校体制早已确立。他原本应该和许多同龄人一样，背起书包上学校，坐进教室听新知。然而，命运赐予他的一方故土，偏偏环境荒僻，土匪横行，阻碍了学校的兴办。为此，年幼的他，只好结结实实地读了八年私塾，成了和鲁迅一样的旧式儿童教育的亲历者。按说，在实际生活中，充闾这段机缘错位的私塾生活，未必没有寂寞与苦涩，然而，六十多年过去，当他以一卷散文《青灯有味忆儿时》（现代出版社出版），作“朝花夕拾”时，不但当年的诸般场景因时光的淘洗和过滤而滋蔓出隽永的诗意；更重要的是，这场景中原本承载的更深一层的精神内涵和文化密码，亦在日趋成熟的时代意识的烛照下，得以清晰呈现。所有这些正暗合了鲁迅当年希望关注儿童教育史的呼吁，从而成就了一桩有功德的事情。

　　旧时的私塾什么样？它怎么教而又怎么学？对此，一些小说和影视作品，曾有过具体形象的揭示。而这一切到了充闾笔下，除依旧保持了鲜活的形象与细节之外，又增加了若干从经验出发的纪实性与系统性。于是，我们看到了一系列不乏教科书意味的私塾景观——“我”进入私塾前，已经熟读《三字经》《百家姓》，具备了最初的识字和阅读能力。塾师则从《千字文》开讲，继而是以《论语》为起点的“四书”，是《诗经》。接下来依次是《史记》《左传》《庄子》，然后是诸子百家、唐诗宋词、《古文观止》……以上是“我”读私塾的基本内容和大致程序。而要把这些内容一一装进大脑，滋益自身的修养与资质，还必须遵循一定的方法和路径。依“我”的体验，其要点凡三：一是“详训诂，明句读”，弄通《说文解字》，夯实“小学”基础；二是重视对句和背诵，在“涵泳”和体悟中练就童子功；三是勤动笔，多作文，发散情思，疏通理路，远离“郁塞”。当然，成功的私塾教育也需要良好的“塾”外环境。在这方面，充闾写了父亲作为“草根诗人”的耳濡目染，魔怔叔化身“博物学家”的言传身教，特别是写了“我”因为不曾背负“父母不切实际的过高过强的期望”而获得的童心童趣的任意飞翔和自由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