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数据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工作政绩需要靠数据支撑。申请多少项目，发表多少论文，获得多少经费，都是可以用数据来证明的，这为教育行政部门提供了考核便利，逐步成了考核标准。而教书育人是软指标，短期内难见政绩。在武汉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胥青山教授看来，职称指标的数字化背后就是高校追求“学术GDP”，使教师变成给科研打工的“匠人”，越来越脱离教师教学的本质，也脱离了大学育人的本质。

　　当下，追求GDP的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党政机关、地方政府，追求“学术GDP”也是学界常态。我们经常见到的情况是，国家课题、省部级课题、单位课题的立项数量、获奖情况、著作论文发表数量（特别是发表在A类核心期刊的论文数量）、引入项目的经费数量等，成为学术成败的标志。当然，这些内容也与个人的职称评定密切相关。

　　当“学术GDP”等于职称、科研经费、社会声望、官阶……并且成为衡量学术发展的主要参数时，“学术大跃进”也就不可避免。教授成为老板，研究成为“做课题”，评奖成为利益交换。

　　“学术GDP”崇拜下的大学，似乎是学校、政府和公司三者的综合体。行政化依旧占据上风，公司化的特征日益显现。在大学中，只要有个一官半职，就可以占据学术资源，可以操控某些评价体系和标准，学问沦为权力和金钱的婢女。

　　“学术GDP”也催生了越来越多以营利为目的的所谓学术刊物。而发表论文的功利性、目的性十分明确，就是为了符合职称评审的要求。如此做法，使教师失去搞科研的动力，写出的文章也只是应景之作，只是为了完成任务，有的甚至成了学术垃圾。

　　论文的审核也越来越流于形式，只要你完成了职称评审的数量指标，就等于你跨过了这个所谓的“门槛”。无论你采用何种手段，“有”才是关键，这是个数字游戏。评审者与被评审者彼此心照不宣。

　　其实，教学才是教师的生命线。教学好的未必能写文章，会写文章的未必教学水平就高。而论文是教师教学生命的流淌，需要用心、用情去对待它。“学术大跃进”只能造就一批又一批的学术垃圾和文化泡沫。笔者以为，让学术回归学术，让教师回归教师，各就其位、各司其职。这也许就是中国大学的复兴之道、学术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