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已有研究发现，生育率下降带来的家庭子女数减少是缩小教育性别差异的重要原因。然而即使在给定的子女数量下，同胞性别结构的差异也会影响教育获得，但是来自中国的相关研究却很少。本文在中国的父权制家庭文化背景下研究了同胞性别结构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以及个人教育获得的影响。本文提出，受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经济动机的影响，父母的儿子偏好导致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时偏向男孩，而抚养男孩和女孩的成本差异强化了这种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不平等。基于全国代表性抽样数据的研究证实了本文的解释。研究发现，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同胞中女孩比例越高则有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影响存在着复杂的性别间的非对称性。尽管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在不同社会经济地位以及户籍拥有者之间并不具有一致的变化规律，但是其影响在不同出生队列之间却存在显著的差异。

　　关键词：同胞性别结构 教育获得 家庭内部资源分配 男孩偏好 性别不平等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暨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

　　一、引 言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伴随着全民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教育性别差异不断缩小（Connelly & Zheng, 2007; Hannum et al., 2009a）。已有研究大多从宏观的制度结构或公共政策角度来解释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变化趋势（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近年来的研究提出了一个新的解释视角，也即探讨宏观的政策和制度——特别是人口政策——对微观的家庭决策行为以及教育获得的影响（郑磊、张鼎权，2013）。

　　资源稀释理论认为，在既定的家庭资源约束下，随着同胞[ 对应于英文文献中的sibling一词，也即兄弟姐妹。参考国内已有文献的译法（例如李宏彬、张俊森，2008），本文将其译为“同胞”。]数量的增加，同胞之间对有限的家庭资源的竞争越发激烈，因此平均每个孩子分配到的资源将减少，从而不利于其教育获得（Blake, 1981）。[ 经济学家提出了与之类似的“孩子数量和质量权衡理论”（Becker & Lewis, 1973）。]由于中国传统的男孩偏好，这种资源竞争对大家庭中的女孩尤其不利（Wang，2005）。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缩小了家庭生育规模，缓解了家庭预算约束，从而改善了女孩的教育获得（Lee, 2011; Li et al., 2008; Tsui & Rich, 2002; 吴愈晓，2012；叶华、吴晓刚，2011）。

　　然而，资源稀释理论并没有考察不同性别的孩子对家庭内部资源分配过程的影响。由于父母在不同性别孩子之间的支出偏好不同，并且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存在差异，因此同胞性别结构会影响同胞之间对家庭资源的竞争以及家庭内部资源分配模式。如果说同胞规模效应度量的是一种家庭之间的不平等，那么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度量的则是一种家庭内部不平等（Lu & Treiman, 2008）。为了更好的理解同胞结构对个人社会经济结果的影响，有必要关注同胞性别结构效应（Chu et al., 2007; Powell & Steelman, 1990）。目前已有多个理论来解释同胞性别结构与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但经验证据并不一致，特别是来自中国大陆地区的研究还很少。

　　本文利用200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CGSS2008）研究了同胞性别结构与个人教育获得之间的关系，增进了我们对教育性别不平等的家庭内部成因的理解。我们发现拥有兄弟不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而同胞中女孩比例的提高则有助于个人的教育获得。这种同胞性别结构效应存在着性别间的非对称性，对不同社会经济地位、户籍状态以及出生队列人群的影响也不尽相同。我们认为，这种效应源自经济理性动机下家庭对男孩的偏好以及不同性别孩子的抚养成本差异。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介绍了相关理论和经验证据，第三部分介绍了中国父权制家庭文化下的同胞性别结构与家庭内部资源分配的关系及研究假说，第四部分说明了本文使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第五部分汇报并讨论了回归结果，最后在第六部分进行了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