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道德认同是激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在当前的亲社会行为研究中备受重视。文章认为，当前亲社会行为研究强调个体道德心理机制对道德认同的培育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社会伦理机制的存在价值。其实，由道德教育、道德回报、社会诚信等组成的社会伦理机制，在亲社会行为的道德认同培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亲社会行为　道德认同　社会伦理机制

　　亲社会行为“泛指一切符合社会期望而对他人、群体或社会有益的行为”①。作为激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动机，道德认同被认为是连接亲社会道德推理和亲社会行为意向的桥梁。虽然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产生往往离不开道德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相互作用，但当前学界关于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培育研究多集中在个体道德心理机制运作，其客观结果是忽视了社会伦理机制的存在价值。那么，由道德教育、道德回报、社会诚信等构成的社会伦理机制对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培育有何价值？此问题虽在当前的理论研究中未有涉及，但从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培育的现实情形来看却是无法回避的。

　　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萌芽

　　人们经常在生活中接触并赞颂亲社会行为，如张丽莉、吴斌、吴菊萍、高铁成等榜样因各种无私利他行为被称为引领社会风尚的“最美人物”。在这些“最美人物”的宣传报道中可以看到：由于契合社会伦理关爱他人的本质规定，亲社会行为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由于具有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时代价值，亲社会行为在当前的社会道德文明建设中被积极鼓励。然而，欢迎也好，鼓励也罢，社会成员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觉知、理解亲社会行为，形成基本的道德认同？这不得不首先涉及相关的道德教育。作为通过系统道德影响帮助他者塑造和提升道德人格的活动，道德教育在促进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萌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规范伦理学看来，社会成员有义务遵守旨在维护共同体秩序的亲社会价值规范，这种义务感促进了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萌芽。对美德伦理学而言，由于社会成员渴求达到亲社会价值所指向的幸福生活，所以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必然萌发。尽管学者对此问题持不同见解，但具体的义务感和目的性往往在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缘起中同生共存。事实上，在原初的道德教育中，通过父母、部落首领以及最高统治者等“原发榜样”②进行的道德形象示范，是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对他者产生影响的：其一，整饰后的道德形象示范往往出于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义务感觉知并履行亲社会价值规范；其二，道德教育示范的道德形象，或者有较好的社会声誉受人尊敬，或者对幸福生活充满自信。作为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统合，良好的道德形象示范为他者积极追求道德自我与亲社会价值的同一提供了动力源泉。

　　一般地，道德形象示范都比较具体、生动。但它要进一步发展，就必然走向抽象的理论建构和意义拓展。此时的道德教育活动，主要表现为道德知识传授。道德知识传授的内容涉及仁慈勇敢、利他互利、正当公平等各种价值取向。这些价值取向不仅天然地与人的道德性相关，而且自发地蕴含于亲社会行为之中。然而，一旦道德主体要使这些价值取向彰显于人际间的思想对话和情感联结，自觉地为亲社会行为提供系统的解释依据，就不能不经过道德认识的环节。作为道德教育主要形式之一的道德知识传授，不仅可以通过信息传播对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发生进行条件刺激，还可以将这些具体价值取向凝结为亲社会的价值目标，固化为人们判断一种行为是否包含亲社会价值以及亲社会价值量大小的标准。这无疑为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萌发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示。

　　道德知识传授的高级层次是通过道德教育叙事培养道德思维能力。具体地说，“道德教育叙事中的对话和协商”③，锤炼主体的道德思维能力，保证其恰当理性地总结道德经验、提炼社会主流价值观念、明辨社会生活中各种新生的道德需要以及为顺应这些需要及时调整自己的道德结构。道德思维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道德主体作出亲社会道德推理，而且对其增强道德敏感性、正确判定亲社会道德情境等也是大有裨益的。在道德思维能力的作用下，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更容易与主体自身累积的道德经验相契合、与社会现行道德规范体系要求相一致，在满足经济、政治、文化等各种具体生活领域的发展需要方面，体现出较强的生态适应性。某些不具有生态适应性或生态适应程度较低的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萌芽，或者因主体自身原有道德图示的排斥受到抑制，或者因不适合社会发展需要而覆灭。所以，道德教育中的高层级思维能力培养，在提高他者道德心理认知水平方面，增强了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萌发的生态适应性。

　　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萌发，关键在于萌发的动力是否充足，萌发的方向是否正确，以及萌发本身是否具有生态适应性。道德教育机制对他者示范道德形象、传授道德知识、培养道德思维能力的活动，避免道德主体对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问题不做思考或认识混乱的情况发生，能较好地促进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的萌发。那么，萌发后的亲社会行为道德认同是否始终一成不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