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的话　　

　　“非虚构“作为近几年重要的文类和批评概念，其背后携带的是丰富的文学动能，体现了中国当下现实与文学写作之间的直接关联，即，现实本身虽然是一只看不见的手，但它无时无刻不在形塑和推动着我们的写作观念和文学想象力。当上世纪80年代已降的“虚构”逐渐乏力之时，“非虚构”以一种新的方式重构了我们的文学版图，虽然正如房伟文章所指出的，它本身亦问题重重。

　　——特约主持人 杨庆祥

　　“现实消失”的焦虑及可能性

　　房 伟

　　新世纪以来，“非虚构写作”已成为文坛的焦点之一。而“非虚构”概念，既来自西方的横向移植，又有文学消费的类型化影响。它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有其必然性，也面临一系列问题。非虚构写作与现实的关系是这些问题的关键点之一，只有从“现实”的角度出发，才能理解中国非虚构写作的特殊性和内在困境。

　　一是文体的自由与模糊。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产生以来，不仅有纪实风格的小说被归类于此，且自传、回忆录、历史散文、社会调查等都被归于“非虚构”行列。西方的非虚构文学诞生于文学笔法与新闻材料的深度结合，而中国的非虚构则更多表现为文学家对现有文学体制的“现实”问题的焦虑与不满。虚构和非虚构的二分法，其实暗示着“现实主义”写作方法的失效。它的重点在“虚构”，以虚构与否来指认文学的现实性和想象性。王安忆认为，非虚构有一种现成性，它已发生了，人们基本顺从它的安排，无条件地接受它、承认它，对它的意义要求不太高。它放弃了创造形式的劳动，也无法产生后天意义。虚构的意义则在于它的“形式性”，在于虚构就是在一个漫长的、无秩序的时间里攫取一段，这一段“正好是”完整的。非虚构最大的好处，在于取消“现实主义”概念背后的意识形态。而最大的坏处则在于，无论是个人化回忆录、自传，还是社会调查和社会问题小说，在客观化呈现中，主观批判性被弱化了。中国的“非虚构”概念兴起说明了文学虚构和写实能力都出现了问题，而需要新文体来缓解危机。美国作家多克托罗认为：“已不再有小说或虚构文学，只有实实在在的叙事。”然而，如果因此断定虚构艺术在中国的死亡，或仅把“非虚构”作为纪实文体在消费社会的变种，则会大大降低它对中国文学的实际作用。

　　二是对中国目前非虚构文学性质的认定。中国的非虚构写作与西方有相似之处，如对现实的焦虑，但也存在差异。卡波特的《冷血》是一种“后现代”的焦虑，即在物质繁荣和民主发达的国家，人们找不到“确认自我”的方式，走向了极端虚无和毁灭。贝利的“无因”杀人大致可归于此。有沉重历史记忆的中国，其非虚构的内在诉求主要不是对后现代的人性拯救，而是通过对现实的诉求，以个人化姿态，“询唤”出一个自由、民主、现代的“中国形象”。因此，它依然具有“不可回避”的意识形态性。如“社会调查”类的非虚构，梁鸿的《中国在梁庄》不仅表现了凋敝的乡村令人震惊的现实，也展现了知识分子的深切思考、拯救的激情、内心的彷徨困惑，带有“体验、介入和行动”的文学活力。以“小乡村”对应“大中国”，也暗示了作者试图展现“乡土中国”如何实现现代转型的叙述努力。慕容雪村的《中国少了一味药》以“中国”的大视角思考“传销”对中国的冲击。“药”是什么？是慕容雪村说的“常识”，也是一种“鲁迅式”启蒙意象：“缺乏常识，没有起码的辨别能力；急功近利，除了钱什么都不在乎……这是传销者的肖像，也是我们大多数人的肖像。传销是社会之病，其病灶却深埋于我们的文化之中”。又比如“回忆录类”的非虚构，齐邦媛的《巨流河》是典型的“家国叙事”，它背后有“两岸统一”的文化想象，作家以个人化视角来达到“非个人化”的，或者说“民族国家”化的想象。此外还有小说类非虚构，如乔叶的《盖楼记》；“自传体”的非虚构，如韩石山的《既贱且辱此一生》；“回忆录体”的非虚构，如刘亮程《飞机配件门市部》；“历史散文”类的非虚构，如祝勇的《宝座》；“历史纪实类”的非虚构，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尽管囊括众多亚门类，表现形态也有差异，但“非虚构”的相同之处在于，都力图通过真实的目击、记忆、材料，来还原历史或现实的某种真实形态，并深入思考民族国家命运与个人悲欢离合的关系。文本叙事技巧上，中国的非虚构文本也体现了这些特点。例如，就叙事人称和视角而言，中国的非虚构文学多以个人化视角，集中反映现代民族国家启蒙、人道主义的问题。如《巨流河》的主题是“献给所有为国家献身的人”，从巨流河到台湾哑口海，还是讲大中国的统一和文化乡愁。《中国在梁庄》和《中国少了一味药》具有知识分子的理性分析，而卡波特笔下的贝利和考科特的生活则更客观、细节化，也更新闻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