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论之苑】

　　曹文轩在安徒生诞辰200周年时曾写下纪念文章《高贵的格调——读安徒生》：“我认为对安徒生，我们不仅要把他看作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更要把他看成是一个大作家。他对于儿童和成人来说都是重要的。因为他为我们创造了美感，这恐怕是安徒生与其他作家不同的一个地方。他始终把美作为文学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来营造。”曹文轩自身的儿童文学创作也是循此路前行，他自觉地追求“高贵的格调”，“我的写作永远建立在三大基石之上：道义、审美、悲悯。这是我全部文字大厦的基石。”以此而形成其大气开阔的创作境界。

　　一个作家的创作境界和路向与他的文学立场，即文学何为、何为文学的理解息息相关。早在20世纪80年代的新潮儿童文学讨论中，曹文轩就号召儿童文学要“回归艺术的正道”，有意扭转之前儿童文学带有教育功利性的狭窄气象。他在1997年出版的《草房子》后记中声明了“追随永恒”的艺术信念，这一文学选择甚至带有“艺术至上主义”的倾向。他在获得国际安徒生奖后的访谈中强调：“我之所以能够获得这一奖项，可能与我从创作开始所抱定的文学观有关。我一直认为，能够带领作品前行、可以穿越时空间的，不是别的，只能是文学性和艺术性。多年以来，无论是长篇短篇，我都是将它们当作艺术品经营的。这一选择切合了安徒生奖的评奖原则。”曹文轩奉为圭臬的艺术追求营造了中国当代儿童文学所能达到的一种高雅的美学境界。之前亚洲虽然已有三位日本作家获得国际安徒生奖，但中国的曹文轩以其“水样的诗性”书写，给世界儿童文学增添了又一种深厚优美的东方情调。

　　曹文轩的儿童文学创作风格被一些论者称为逆现代主义之流而上的“古典主义”，我想也许可换用另一个更为平易的词——“雅文学”流脉。他在创作中对于“意境”“梦想”“诗性”“忧伤”“浪漫”“情调”“优美”“高雅”“感动”“和谐”等要义的一贯奉行，足可见其对具有东方格调的雅文学之醉心。他呼唤美，除了用于对抗和抵消中国儿童文学的功利主义外，还出于个人“迷恋美感”的美学偏好。他的美学担当骨子里接续了民国初年蔡元培倡导的美育思想。20世纪30年代，沈从文这样表达他的创作动力：“因为我活到这世界里有所爱。美丽，清洁，智慧，以及对全人类幸福的幻影，皆永远觉得是一种德性，也因此永远使我对它崇拜和倾心……我的写作就是颂扬一切与我同在的人类美丽和智慧。”曹文轩也秉承这种纯净的文学信念，痴情于书写“美丽”“清洁”和“智慧”，他认为文学要写生活中缺少而又应有的东西。他以他所怀念的“河流处处、水色四季的时代”，即温润纯净的田园诗意和悲悯情怀来作“感动”文章，用宗教般的虔诚营造的美感来滋养当下浮躁和枯索的灵魂。

　　作为学者的曹文轩在学术领域中注重以“哲学的力量”来解决文学艺术研究中的问题，他也一以贯之地赋予文学创作一种类似于哲学力量的精神底蕴，这种底蕴是道义的、情感的、审美的，通常富有理性品质，如以整体象征介入抒情的成长小说《根鸟》呈现的是与拉美文学《炼金术士》相一致的寻索人生真谛的哲理品格。曹文轩对艺术中的理性有敬畏也有警惕，他在学术论著《第二世界》中谈到艺术要“遮蔽理性，让理性成为底蕴……他必须做得让理性可感而不可见。”他的作品以细腻生动的感性形式呈现，但他不屑于现实庸常生活的再现，力求去淬炼生活。他从理性出发，为了抗拒和反拨为求“深刻”而以“证丑”方式走极端的现代小说风气，做出了坚守纯洁诗性的“证美”选择，虽然这一做法也不免有走另一极端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