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是记录历史、传承文明的特殊行业，其内容和灵魂是文化。坚守出版的文化精神，是出版的本质要求，也是出版人历史使命之所在。古人从事出版活动，大多追求“书于竹帛、镂于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有良知的出版人无不重视图书的文化积累传承价值，重视文化的社会效益。明朝万历年间，在外地为官多年的邹学圣回到故乡闽西后，以雕版印刷古籍。因校核精细，内容讹误较少，装帧考究，纸张质量又好，深受读者欢迎，“垄断江南，行销全国”，后被称为四堡坊刻本。清代学者阮元，为官之余，潜心从事经学教育与刻书出版，他组织编刻的《皇清经解》《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等大量图书，重视质量，文字校勘水平高，刻印技术精，风行士林。

　　2015年9月，中办、国办印发的《关于推动国有文化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指导意见》，反映了中央和社会对于出版企业的要求。意见提出了对出版企业社会效益的具体要求，制定出可量化、可核查的社会效益考核标准，明确社会效益考核权重应占50%以上，并体现到有关政治导向、文化创作生产和服务、受众反应、社会影响、内部制度和队伍建设等具体指标中。改制后的出版企业要贯彻落实意见精神，作为出版事业单位更要走在前列。

　　当代中国出版人要继承先贤的出版品位与文化追求，勇敢地担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社会责任，坚持并引领正确的出版导向，多出学术文化精品，尊重并引导读者的阅读兴趣，传承好工匠精神。

　　坚持正确出版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的职责和使命，“48字”开头8个字就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体现了对于导向的重视。总书记告诫我们，要把握好意识形态属性和产业属性、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无论改什么、怎么改，导向不能改，阵地不能丢。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部好的作品，应该是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同时也应该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作品；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沾满了铜臭气。

　　出版单位的社会责任体现在编辑出版发行等所有工作中，都要始终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和看齐意识，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绝不发表同党中央不一致的声音，绝不为错误思想提供传播渠道。努力推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汇聚强大正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