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日寇的铁蹄、冰冷的刺刀、震耳的炮声、殷殷的鲜血、焦黑的废墟，无不深深铭刻在了中国人民的记忆中。抗日战争也是中国近代以来抗击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斗争，在此过程中形成了独具特色、波澜壮阔的抗战文化。四川作为抗战的大后方，为抗战胜利付出了巨大牺牲，做出了巨大贡献。“抗战时期的四川”不仅仅是地理空间和时间范围的简单叠加，而且是一个有着自身特殊内涵的历史文化空间，是一个积极的“动力系统”，直接孕育与催生了“四川抗战文化”。

　　抗战时期，由于国土的迅速沦陷和国民政府迁都，大批机关、工厂、学校、文化单位西迁入川，四川一时成为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同时也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交汇点，为“二战”的胜利和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历史贡献。1945年，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曾发表《感谢四川人民》的社论，称赞四川是“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民族战争之大后方的主要基地”，称赞四川人民“对于正面战场，是尽了最大最重要的责任”。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漫长的抗战岁月中，伴随着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民族解放战争的推进，四川形成了波澜壮阔而又独具特色的抗战文化，这种抗战文化的内核，便是血与火的文化。

　　抗日战争包含了文武两条战线，在四川抗战的文化力量中，就有一支精锐的“笔部队”。早在抗战之初，郭沫若就呼吁文化人要“永远保卫这支笔杆，不让法西斯有抬头的那一天，不让人类的文化有倒流的一天”。老舍在欢送“文协战地访问团”出发时说：“到前方去，是每个热血男儿的迫切愿望”“伟大的时代需要的是有血有肉的文章。在伟大的时代里，每个国民都该有所贡献。”“文协”还提出了“文章下乡”“抗战建国”的响亮口号……如同当时《抗战文艺》的《发刊词》所宣称的那样：“在震天动地的抗战炮火声中，必须有着和万万千千的武装健儿一齐举起了大纛的广大的文艺的队伍；笔的行列应该配布于枪的行列，浩浩荡荡地奔赴前线而去！满中国吹起进军的号声，满中国沸腾战斗的血流，以血肉为长城，拼头颅作爆弹，在我们钢铁的国防线上，要并列着坚强的文艺的堡垒。”这一切都显示：抗战的“笔部队”正在浩浩荡荡发展壮大！这一时期出现了四川现代文学史上生机勃勃的小说家创作群，如巴金、老舍、沙汀、艾芜、姚雪垠、吴组缃、严文井等，俊才云集，反映抗战的精品佳作不断涌现。

　　抗战文艺散发着火热的气息，表达着人民的意志，体现着“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的特点。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知识分子的心理、情感和思想历程，都在发生着改变。作家、艺术家们自觉肩负起了历史赋予的神圣职责，自觉将自己的创作与抗战现实紧密联系起来，在面对忧患的时候，纷纷做出与苦难抗衡的选择，这实质上也是他们追求“至德之世”的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是要在大动荡时代找到一个给予国人理想与希望的“常道”的努力。由于抗战而撤退到大后方的一大批学者，如马一浮、朱光潜、梁思成等，从不问政治到关心民族解放大业，可以说经历了思想的飞跃。许多流寓四川或者川籍的美学家、文艺理论家，都希望投身到火热的生活中，投身到轰轰烈烈的抗战中，关心民瘼，为救国图存贡献力量，他们很快从小我的世界中走出来，开始了拥抱光明、创造理想社会的战斗。如朱光潜开出的济世药方，接续王国维、蔡元培的思想传统，主张审美教育救国。钱锺书在给友人的诗中说，他要和战士们“同其慷慨、相濡以沫”。宗白华喊出：“擎起时代的火炬”“我们这时代还有‘诗’吗？环顾全世界，只有中国的一片浴血奋战的土地上面才是有理想，有热情，有主义，有‘诗’。”

　　“四川抗战文化”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内容丰富的“四川抗战文化”呈现出以政治为基础、以群众为对象、以批判为武器、随时变而涌动的基本形态。血与火的文化在历史大势与亡国之危中形成独有的品质，是一笔宝贵的精神文化财富。战争会毁灭文化，这在国际上不乏先例，但是中国的抗日战争不仅没有使我们的民族文化遭受毁灭，反倒促使了中华文化在困厄中获得新的发展，这也许正是中华文化顽强生命力的一种表现。

　　（作者单位：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