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乡土中国文化重建与农民形象审美嬗变研究”(编号：12BZW114)和山东省社科基金项目“乡土中国现代转型与百年农民形象审美嬗变研究”(编号：10DWXJ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丽军，文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百年来中国农民与城市处于一种复杂的历史纠结之中。随着鸦片战争的失败，古老的乡土中国开启了一种被动性的、后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割地赔款、开放港口、贸易往来、公共租界等过程中，一种新的不同于以往历史的、具有新质意义的现代城市空间同步出现，并成为中国现代化内质的重要部分。

　　最初被迫开放的港口——上海、广州等则成为中国最早的现代城市，大大不同于前现代的中国城市，也不同于西方的城市。“中国古代的城市是政治与军事的中心，经济只是在城市主要功能基础上衍生的附加功能，没有体现出城市与乡村质的差别。这就决定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联系是紧密而又具体的，它们之间形态上的对立被经济上的千丝万缕的联系所消解了。”①在人员流动上，费孝通曾经论述过，乡土中国的知识精英从乡村来到城市，最后是要告老还乡、回馈桑梓的，是一种正面的双向流动。农民、农村与城市是和谐的、互动的、连为一体的。西方的城市历史有着一个较为漫长的资本积累、自由贸易和商业文化的发展过程。城市是文明、理性和自由的堡垒。但是，中国的现代城市的萌生并不是由于商品经济发展成熟而自然出现的，而是被动发生的，畸形、先天不足的，有着吸附中国乡村经济血脉、盘剥中国农民、打破乡土中国伦理文化的剥削、寄生的原罪。在百年的中国现代化、城市化进城中，中国农民付出了巨大的历史牺牲，成为被剥削者、被改造者乃至被遗弃者。百年中国文学史中的农民形象，在城市审美文化视域下，无不具有鲁迅笔下人物的愚昧、麻木、精神不觉悟的痛心记忆，即使是沈从文式的湘西天人合一、田园牧歌叙述也渗透着浓浓的挽歌式伤感。

　　一九四九年，无疑是中国农民与城市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新中国胜利的革命军人——昔日的农民以一种政治进城的方式，开启了农民与城市关系的新方式。城市，由原先罪恶的渊薮开始向创造财富、自由、活力的社会主义新空间转变。“空间是社会性的：它牵扯到再生产的社会关系，亦即性别、年龄与特定家庭组织之间的生物—物理关系，也牵涉到生产关系，亦即劳动及其组织的分化。”②随着新中国一九五○年代经济形势的恶变，农民与城市间除了经济障碍、文化障碍之外，一种新的政治障碍出现了——新的户籍制度牢牢把农民束缚在土地上。直至新时期经济改革，当代文学才出现了《陈奂生进城》这样的“进城文学”，出现了《到城里去》、《平凡的世界》、《浮躁》等进城农民悲喜交加的命运跌宕。随着一九九○年代市场经济的兴起和中国农村的空心化，数以千万计的农民工出现在城市的街头，一种从未有过的农民工潮涌现在陌生的城市里，成为百年来中国农民城市梦之交响曲的高潮。

　　与中国现代化相伴而生的中国现代文学以一种深情关切的目光久久地凝视着这群现代化的弃儿，以不同的审美姿态和审美理念展现着乡土中国这一最大群体在现代化、城市化过程中的喜怒哀乐。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农民的城市寻梦史，就是一部乡土中国现代化的跌宕起伏的心灵史。本文拟以老舍的《骆驼祥子》、苏童的《米》和贾平凹的《高兴》为例，考察和总结中国农民到城市寻梦的三种不同结构方式，展现百年来农民与城市的复杂历史纠结，思考新世纪语境下中国农民城市梦的新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