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沈泽宜走了，令我愕然、伤痛和叹惋！像一片树叶，在春天绿了又在秋天凋落；像一首歌，托载着梦幻和爱情，托载着他一生的命运，骤然在时间里消逝了，但那优美的旋律、悲怆的旋律，会在他所有朋友与相识者的心中回荡。

　　享年81岁，自然不算英年早逝，然而他一生经历了太多的坎坷，也承受了太多的屈辱和痛苦。性格即是命运，假如他很庸常和平凡，也许会过一种平顺的生活，虽无建树却也安逸，到了晚年儿孙绕膝，尽享天伦之乐，他却是才情横溢、浪漫倜傥、锋芒四射。60年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江南考入北京大学，先入外语系后转中文系，在美丽的未名湖畔孕育着美丽的人生之梦。出众的文采和口才，在燕园里赢得了多少艳羡的目光和甜美的笑靥。他又是首都大学生合唱团的男高音领唱，曾到中南海为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演出，他那嘹亮而带磁性的歌喉，让许多人陶醉。1957年党号召“大鸣大放”，5月19日沈泽宜和张元济联名用诗的形式写了一张大字报，贴在北大大饭厅的东墙上，诗中写道，“是时候了，/年轻人/放开嗓子唱/把我们的痛苦/和爱情/一齐都/泻在纸上”！不要怕“见见天光/即使批评和指责/急雨般落到头，/新生的草木/从不怕/太阳照耀/我的诗/是一支火炬/烧毁一切/人生的藩篱。/它的光芒/无法遮拦，/因为/它的火种/来自——/‘五四’”。我是50年后才看到这首诗的，我想当年这两位北大中文系的才子，一定喜爱郭沫若的《女神》和话剧《屈原》中的《雷电颂》，其构思和气势尚有郭沫若式的余韵。可悲的是，他们懂得五四精神，却不懂得自己并非置身于五四时代，何况他们像一切善良的人们一样，焉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并非何时都畅行。这一纸诗文，是北大“鸣放”的先声，他俩也便最先被打成“右派分子”，最先被抛入“地狱之门”。当年他是何等天真，他在一首诗中写道：“当歌者被弹弓命中/我正在歌唱一个早晨/并且相信/薄薄的雾霭/是黎明的纱幕/不是黄昏的面巾/那时/星座般的父亲/都还健在/他们为我鼓掌”。他不会料到，那不是“薄薄的雾霭”，而是浓重的阴霾，几乎笼罩了他的一生。他从北京被驱除到陕北一个偏僻的村庄教书，在苍莽的群山之中度过了8年孤寂的岁月。一个质朴而温存的村姑曾与他相爱，最终屈从于政治压力和世俗偏见，成了他记忆中的昙花一现。“文革”开始，他虽是“死老虎”，同样被打得皮开肉绽，于是他逃往北京“上访”，黄昏时他来到黄河岸边，面对汹涌奔流的河水他几乎绝望，他沿河而行，终于找到一叶扁舟，便给老艄公跪下，求他帮助渡过了黄河，徒步来到北京。待他拿到一纸批文归来，那些愚昧而疯狂的人们，对他的毒打更甚，于是他再度逃命，开始了漫长的流浪生涯。他沿着铁路走，在铁路工地上靠唱歌换两个窝头，也帮工人们扛枕木，有时随着工地转移，有时也被驱逐便继续流浪。经历了多少风餐露宿严冬酷暑，直至打倒“四人帮”，迎来一个崭新时代的黎明，他才获得自由返回故乡浙江湖州。当时尚未落实政策，他当了几年临时工，到上世纪80年代初，他生命的春天才真正到来，作为一名教师登上湖州师院中文系的讲坛，让才华和学识的风帆，驶向青年学子们心灵的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