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绪源的《今文渊源》不仅是他的诸多学术著作中最厚积薄发的，而且是在西方学术范式几乎一统天下的现有学界格局中的一次成功突围。尤其，《今文渊源》不仅具有常读常新的研究价值，可作为同类书籍中的精品，而且还提供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价值和文化取向。

　　作为一部别致的中国现代散文史，《今文渊源》的语调轻松、风趣，语句简洁、明快，节奏自然、舒展，语义丰饶、繁复，偶有“闲笔”逸出，却又凝结着“神气”，时而说理、时而说事，或者与他人对话、或者与自我辩难，俨然一本妙趣横生、极平淡又极深刻的“谈话录”。《今文渊源》非但不追求汤因比式的西方史学著作的“厚重”体式，反而追求中国传统诗学著作的轻灵之气。

　　在《今文渊源》中，刘绪源绕过了由“文白之争”“古今之争”等重大历史事件构成文学史的文学史观念，也舍弃了小说史、诗歌史为主体研究内容的主流文学史著作的处理方式，还搁置了文学史著作中标准的编年史写作方式，而是紧紧抓住了“影响到中国文学的各个方面”的“谈话风”文体进行散点透视，梳理其生成、发展、鼎盛、式微与再生的历史过程，由此探询了几被遗忘却关涉中国现代散文史的根本问题——文风与写作者的精神联系。

　　在梳理和辨析“谈话风”文体演变的背后，刘绪源敏锐地发现了“文人”和“文心”的隐秘关系。胡适“一清如水”的文风背后内含了一颗“童心”；周作人文章的“涩味”源自他在“人世大沙漠上”孤寂行走的“苦心”。俞平伯和废名则各有不同：“俞平伯更多地承接了周作人的‘老人心态’，虽然他也常有天真的一面；废名则更多地呈现出‘儿童心态’，尽管他也有老气横秋的时候”。鲁迅的“文心”尤为复杂，“气韵生动”、善于自嘲、善于图画，其根本原因在于“都有深刻的思想和学问衬底”。正是基于对“谈话风”背后的“文心”的追寻，刘绪源在解读“谈话风”是如何在中国白话散文史中发源、流动、遭遇劫难、回归、如何与中国现代文人相结合、如何被丢失的等一系列问题时，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幅神态各异的中国现代文人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