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空房子》摆在书桌上的时候，我感觉自己有很多话要说，却又不知从何说起。这本小说集的诞生同几位朋友有关。前两年我出版过两本小说集，好友罗贤华曾写过一篇短评《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张扬》，另一位好友——在中国文史出版社做编辑的全秋生看过我的多篇小说之后也说，你完全可以出一本以女性题材为主打的小说集。恰逢一个评论家有想法给我写个评论，让我整理一些小说发给他，两种题材：女性题材和新乡土题材。正是他们的鼓励和鞭策，我才回头对自己发表的小说做了一次整理，这一整理让我大吃一惊，女性作为主角的小说竟有几十篇，够出两三本小说集了。我从中左挑右拣，整理成集，于是就有了这本《空房子》。让我深为感动的是，《空房子》还得到了施战军、徐则臣、张楚等几位师友的推荐。

　　但又因此我对自己的创作怀上了某种疑虑，怎么就在不知不觉间那么专注地盯上了女性题材？

　　我百思不得其解，后来就有了些“弗洛伊德”的想法，这也许同我的成长经历有关。我的祖母在我的心目中享有崇高的位置，这一位置始终无人可以替代。与此形成反差的是我的父亲，他属于半残疾人，虽然年轻时生活能够自理，干一些轻度的农活，但不能像健康男人那样承担太多的责任。我也因此替父亲背上了深重的自卑。童年时期，我几乎成了祖母的尾巴，她去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后来长大了些，村里与我同龄的孩子大多都是女孩，我就成了混杂在她们中间的“须眉浊物”。我的母亲是个身强力壮的劳动妇女，虽然她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她在我心目中的形象一半是高大，另一半却又失去了作为母亲的温情。母亲的形象是个矛盾体，让我犹豫而又难以割舍。她一度支撑着我们家庭的大厦，一度又放弃让其坍塌。当然，并没有走到坍塌的那一步，是我顶替她成了这个家庭的“父亲”和“母亲”，母性在我的身上悄然扎下了根系。很显然这些都影响了我的创作，甚至在暗中操控着我的创作。在我的小说中，女性的形象更为饱满、鲜活，她们隐忍却活出了女性的尊严。我在小说中还释放了她们作为女人的一面，让她们花枝招展，让她们摇曳多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