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歌手姚贝娜去世，深圳晚报记者拍摄捐眼角膜手术前医生向遗体鞠躬时的画面，引发了一场口水仗。事情后来几乎成了一次“打着新闻伦理旗号的网络水军攻击事件”，远离了对新闻伦理的理性讨论。

　　新闻伦理，源于人类基础的道德伦理。对遗体的尊重，对逝者家属的尊重，就是一个基本的道德伦理。这种道德伦理不是法律，新闻媒体即便可以自己规定一些伦理律令，但在很多时候，它的界限也是模糊的。更重要的是，记者在新闻现场，就好比战士到了战场，形势千变万化、异常复杂，有无必要要求记者背着“律令”上“战场”？

　　很多人会说，伦理律令、道德法则，都是显而易见的，一是一、二是二，清清楚楚，不需要思考就能做出判断。

　　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反思一下新闻伦理方面最富争议性的那张“秃鹫等着吃小孩”的照片。有两个问题值得关注。

　　第一是行使记者职责的成本问题，比如精力成本、时间成本、金钱成本、心理成本等，以及这个成本是否与最基本的道德伦理相冲突。“秃鹫等着吃小孩”的照片，拍摄者是凯文·卡特。这个时候，拍摄者作为一个人，首先要考虑救人（道德伦理），其次是记者的职责（职业伦理）。从职业伦理来看，凯文·卡特拍摄照片、完成自己作为记者的职责，几乎没有什么成本；按照当时的情况，完成自己的记者职责，和救人的基本道德伦理可以不冲突，因为秃鹫只是远远地看着小孩。一秒钟内摁下快门，然后驱赶秃鹫，并不矛盾，并不是摁了快门就无法再救小孩。这时候，他的职业伦理和道德伦理，是可以统一的。

　　有的时候，就有矛盾了。上世纪90年代，我的一位同学去灾区采访，见灾民生活困难，就把身上仅有的几百块钱留下了。灾民十分感动，做出了一个让他意想不到的举动：“孩子们，都过来，过来！”家长一喊，几个孩子一块来到他身边，一家人全跪下了。当时，他手里就端着相机，他知道只要摁下快门，就很可能得到一张获奖图片，但他没有。他过不了心理这道坎，宁愿去拍一些相对“平淡”的照片。

　　这两种情况，在现实的采访过程中都是经常出现的。有的时候，事件本身突破了记者的伦理底线，他就会自觉地不拍；也有的时候，事件完全有回旋的余地，记者能够在职业精神和新闻伦理之间找到一个结合点，也可以在不突破自己底线的情况先选择拍摄，比如凯文·卡特。

　　当然，这是在“记者的战场”——新闻现场，此时的新闻伦理问题，主要局限于记者和当事人之间。流程一旦走到编辑部，性质就变了。这个时候，新闻伦理的关系人，就不仅仅局限于记者和当事人，还包括受众，因此要格外谨慎。这就需要我们关注第二个问题：记者负责新闻现场的人性底线把关，但这种把关是模糊的、很难掌控的，更重要的是编辑部门在编发时进行明确的新闻伦理把关。

　　比如凯文·卡特那张照片，如果发表，底线就是“说明记者拍摄后驱赶秃鹫的行为”，这是最低的要求。否则，记者、媒体难免背上骂名。合理的做法有两个：一，鉴于可能引发巨大的新闻伦理争议，照片不发；二，如果记者有拯救这个孩子的图片，说明自己后来的确做出了“救孩子”的努力，那么，把这些照片组合起来发。如果没有其他照片抵消可能的伦理纠纷，就只能选择前者。

　　或者可以说，新闻伦理的责任，主要应由后方编辑的把关来体现。把关者是冷静的，至少比记者更冷静。记者在新闻现场，就好比战士上了战场，这个时候如果他满脑子不是“怎么杀死敌人让自己活下去”，而是“拼刺刀条例第55条”，那他恐怕真的就回不来了。

　　张万年去世后，媒体翻出了他的一个小故事：军长还不放心，要张万年说出自己的位置，张万年说：“我就在河岸边。”并报告了具体地名。“离前沿多远？”“100米。”军长因担心他的安全而发火道：“你看看条令，你的指挥所应当在什么位置？”张万年半开玩笑地说：“军长，上战场打仗，还能带上条令？”

　　的确，上战场不能带条令，记者在“战场”上的准则，首先是“活下去”（保持自己的人性底线），其次是“战胜敌人”（用最出色的方式完成采访职责），我们无法要求他带着伦理条令上战场。但在编辑阶段，新闻伦理方面的抉择，就十分必要了。

　　(作者为鲁中晨报编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