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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2021年01月08日 10:36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作者:陈金龙 字号
2021年01月08日 10:36
来源:《史学集刊》2021年第1期 作者:陈金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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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人语(宋学勤):今年是中国共产党诞辰100周年,如何书写好百年大党的百年历史,如何推进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化,进一步开拓研究新领域,是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科建设的重大命题。但无论与中共党史研究的丰硕成果还是与史学理论学科的发展相比,学界对中共党史研究理论与方法论的探讨还显得较为薄弱。基于此,本期我们专门组织了6位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撰文,研究探讨中共党史研究在指导思想、研究领域、研究方法方面的得与失。陈金龙教授《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一文,从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主体内容、空间拓展、方法创新三个方面阐释了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欧阳军喜教授《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文,从问题意识与话语体系两个方面谈了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创新问题;宋学勤教授《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的百年演进》指出,开展中国共产党社会思想史研究,是当前深化和拓展中共党史研究必须完成的重要学术任务;林绪武教授《新时代加强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的省思》指出,新时代加强百年中国共产党党报党刊史研究是中共党史研究重要的学术生长点;周良书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中的范式问题》指出,百年党史研究范式的更替和转换推动党史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研究者认识的不断深化;王广义教授《时间·空间·学科: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的三重视域》指出,要从长时段、全景式、跨学科等视域来推动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呈现新境界、形成新格局、达到新高度。这6篇论文都是作者将自己在具体研究实践中的经验心得进行科学抽象撰写而成,以期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科学发展提供借鉴。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展开;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应当说,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中共党史的书写不能缺少文化史的维度。近年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革命文化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形成、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回顾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总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成就与经验,从文化维度书写中国共产党历史,仍是新时代中共党史研究需要关注的问题。

  一、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中国共产党既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也是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建设者,从三种文化形态切入,揭示中国共产党与三种文化形态的内在关联,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主体内容。

  文化的发展具有继承性,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关系,是中国共产党人登上历史舞台首先面对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存在较大差异。革命和建设时期,对传统文化在强调继承的同时,侧重于批判;改革时期,对传统文化在强调批判的同时,侧重于继承。回溯中国共产党对传统文化认知演进的历史进程,辨析中国共产党对待传统文化的方针政策,呈现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传统文化的历史情形,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仍需探讨的问题。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采取了较为激进的态度,这种态度应如何评价,其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是什么,需要进一步思考和回答。批判继承传统文化,需要确立取舍、选择的标准,否则难以操作和实施。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指出:“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1] “封建性”与“民主性”是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政治标准,仅用这一标准来评价传统文化显然是不够的。那么,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标准是什么,需要厘定和阐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那么,何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衡量的标准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是什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途径是什么,需要进一步回答和思考。中国共产党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者,这是总体性判断,中国共产党究竟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哪些内容,有待具体史实的呈现和支撑。

  革命文化是中国共产党在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革命文化是如何形成的,文化渊源、实践基础是什么,文化特征、文化功能是什么,需要从理论上进行阐释。革命精神无疑是革命文化的核心。中国共产党在继承中华民族精神的基础上,形成了独特的精神谱系,如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抗美援朝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改革开放精神、抗疫精神等。这些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凝聚,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需要研究的内容。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形态的组成部分,依据习近平总书记的论述,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形成于同一过程。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构成要素是什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的关系如何,怎样看待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功能,有待史实建构和诠释。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原则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中的实践,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的具体实施,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对当代中国社会变革、观念变迁的作用,都需要史实建构和厘清。

  二、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空间拓展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具有多维面相,经典阅读史、纪念活动史、记忆建构史、文化符号史、形象建构史、政党文化史,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有待拓展的空间。

  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和接受,是从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开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是阅读经典、阐释经典的过程。中国共产党人对《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文本的阅读,是党史的面相之一。为提高全党的理论水平,毛泽东曾多次向全党推荐阅读书目,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经典化。1941年9月29日,毛泽东起草《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研究方针和阅读材料》,向中央研究组以及各高级研究组推荐1939年解放社出版的《“左派”幼稚病》一书。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提议读四本经典著作。他说:“马克思的一本,就是《共产党宣言》,是和恩格斯合著的,但主要是马克思著的。恩格斯的一本,就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的两本,一本是《在民主革命中社会民主党的两个策略》,一本是《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宁这两本书写得很好,马克思、恩格斯写的那两本书也写得很好,这四本书薄薄的,读完它们不用花很多时间。”[2] 1949年3月,经毛泽东审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干部学习书目,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经典著作。经典阅读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全过程,同一经典文本,由于不同时期面临的历史任务不同,阅读的重点、阅读的方式、提取的理论资源也不一样。从阅读动因、阅读主体、阅读方法、阅读效果等方面展开经典阅读史的研究,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新领域,也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新对象。与经典阅读密切相关的经典文本的翻译、出版、发行,也可以成为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举行了系列纪念活动,既有对十月革命、巴黎公社、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的纪念,也有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纪念;既有对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战胜利的纪念,也有建党纪念、建军纪念、红军长征纪念、国庆纪念、抗美援朝纪念、改革开放纪念;既有孙中山、鲁迅纪念,也有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纪念和革命英烈纪念。中国共产党举行纪念活动,既要建构纪念空间,也要借助纪念符号,纪念活动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重要内容。纪念活动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对于历史记忆的形成与强化,对于国家形象和政党形象建构,对于社会动员和各方面力量凝聚,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回溯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演进过程,呈现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史的具体史实,诠释中国共产党纪念活动的历史功能,有利于拓宽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历史发展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关于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创立、红军长征、抗日战争、延安整风、社会主义改造等历史记忆的建构,留下了大量报刊史料、回忆录、口述史料。从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建构方式、历史记忆建构内容、历史记忆建构功能等方面展开研究,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有待拓展的空间。比如,关于中国共产党创立,毛泽东进行了多次历史记忆的建构,1936年毛泽东与斯诺的谈话,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呈现了中共一大的部分史实,还原了历史的一些真相。中国共产党历史叙述和总结的过程,也是历史记忆建构的过程,中国共产党借助七一建党纪念回顾历史进程、评价历史地位、总结历史经验,形成了通过核心概念、重大历史事件、伟大历史贡献勾勒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三种话语方式。总结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过程,概括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的方式,辨析中国共产党历史记忆呈现的史实,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应当关注的内容。

  文化符号是文化的载体,是文化内涵的展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留存的标语口号、宣传画、图像、年历、货币、邮票,都属于文化符号。为进行社会动员,中国共产党在各个历史时期提出了系列标语口号,如“打土豪,分田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这些口号是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时代烙印,蕴含丰富的历史内容,应纳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视野。图像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围绕领袖图像的刊载或悬挂,中国共产党做出了具体规定。如1950年9月8日,《中央关于国庆纪念办法的规定》提出:在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群众游行则应抬孙中山、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五人的像。为了照顾少数民族,在内蒙古可加乌兰夫像,在新疆可加鲍尔汉、赛福鼎像。为了教育群众了解中国革命是世界人民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在各大城市应增加各国人民领袖的像。各报纸首页应登孙中山、毛泽东二人像片。[3]1951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庆祝国庆节办法若干事项的补充通知,对集会挂像、群众游行抬像做出明确规定。庆祝仪式会场上,只挂毛泽东像,这一点较1950年国庆没有变化。游行时领袖像的排列顺序为:第一排面向自左至右毛泽东、孙中山;第二排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第三排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以下是各国人民的领袖像。[4]从文化维度对此进行研究,有利于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细节与内涵。

  中国共产党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实践,既是文化建构的过程,也是文化传播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形象、政党形象的内涵进行了准确定位,并通过不同途径和方式塑造国家形象、政党形象。比如,通过经济社会发展提升综合国力、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提升国际地位塑造国家形象;通过对外交往、国际援助、对外传播塑造国家形象;通过执政宗旨的彰显、执政能力的提升、历史成就与经验的总结塑造政党形象;通过领袖人物历史功绩、精神品格、道德风范的诠释塑造政党形象。梳理中国共产党国家形象、政党形象塑造的历史过程、基本内涵、主要方法,有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内容。

  中国共产党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过程,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政党文化,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显著标识。比如,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传统,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集中展现。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形成过程、基本内容、主要特征、历史意义、当代价值,是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不可缺少的内容。广义的文化包含制度,中国共产党章程的制定和修正,中国共产党建构的组织制度、领导制度、监督保障制度、自身建设制度,这些都属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内容,其史实也有待建构和厘清。

  三、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研究的方法创新

  文化本身是一个综合体,对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要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引入多维分析框架、理论视野。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要充分运用和借鉴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文化生成、文化传播、文化变迁、文化融合、文化创新等文化学的视域,应引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如此,中国共产党批判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过程,中国共产党文化传播的旨趣、方法、载体,中国共产党文化建构实践带来的社会变迁,中国共产党对外来文化的借鉴与整合,中国共产党文化创新的理念、原则与方法,这些问题自然呈现出来,进入学术界的视野。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既可运用文献研究,也可进行田野调查。通过整理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历史档案,可以梳理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文化方针、文化实践演进的历史过程,展现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概貌;通过调查和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遗址、遗物,留存于各种建筑、石刻上的标语口号、图像或其他文化符号,也会有新的发现和收获。

  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研究,应综合考察和审视。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5]文化是政治、经济、社会的折射和反映,不能孤立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而应紧密结合政治、经济、社会史来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将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置于近现代中国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的背景下来分析,只有如此,才能客观评价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文化发展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

  总之,研究中国共产党文化史,有利于丰富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内涵,拓宽中共党史研究的视野;有利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有利于以史育人,充分发挥中国共产党文化史的育人功能。

  作者简介:陈金龙,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本文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特别委托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特别委托项目“新时代发扬斗争精神防范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挑战研究”(2019MZD02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50页。

  [3]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第3册,学习出版社1996年版,第116、117页。

  [4]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厅、中央档案馆编研部编:《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文献选编 1949-1956》第3册,第294页。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63-664页。

作者简介

姓名:陈金龙 工作单位: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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