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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百年变革与治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
2021年06月29日 15:01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阚道远、肖泳冰 字号
2021年06月29日 15:01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3期 作者:阚道远、肖泳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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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一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勇立时代潮头,为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百折不挠接续奋斗,战胜一切艰难险阻,立下无数丰功伟绩,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一百年峥嵘岁月,见证了党带领人民筚路蓝缕创造辉煌的光辉历程,续写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顽强奋进的壮丽史诗。百年恰是风华正茂。习近平同志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为庆祝党的百年华诞,本刊约请多位学者撰文,从不同角度研究、解读党的百年光辉历史,为树立正确党史观鼓与呼,以期深化相关研究和思考,对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有所推进。

 

  人类的历史,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进程”。这个“自然的历史进程”与纯粹的自然演进不同的地方,在于人作为主体对社会规律的认知以及运用社会规律对社会的改造。从这个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共产党百年史,既是党自身作为一个政治组织成长发展的“自然史”,也是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并取得辉煌成就的“政治史”,这个“自然史”和“政治史”相互影响、相互激荡,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重塑了中国社会结构、构建了全新的社会形态、创造了新型的社会治理模式,使党的百年史又成为一部史无前例、波澜壮阔的社会发展基础上的中国社会变革史、社会治理史。从社会变革、社会治理的角度看,党的百年史就是一部开天辟地、翻天覆地、改天换地的历史,并且正在引领着惊天动地的中国社会的新变革。

  一、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的历史成就

  几千年的文明和近代以来的世界变局,造就了近代中国社会这样一个极其复杂的“巨系统”。中国共产党将其描述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党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改变这种状态,实现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变革。在一百年的历史奋斗中,中国共产党根本性、全方位、深层次地实现了中国社会改造工程,“完成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使这个古老东方社会的面貌焕然一新,为中国人民做出了载入史册的历史贡献。

  第一,根本性地改善了中国社会民生,使中国人民过上了幸福和有尊严的生活。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习近平将“为人民谋幸福”放在党的初心和使命的首位并不是偶然的,这是由党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决定的。人是社会系统的基本元素,人的需求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历史发展的归宿是使人的各种正当需求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因此,民生问题具有深厚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也正因为如此,“民生主义”成为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旧民主主义革命者的最后觉悟,成为国共第一次合作的重要政治基础,并在国共合作失败后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独立开展土地革命、开创新民主主义革命时代的鲜明旗帜。

  由于封建统治的腐朽和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以来中国的民生问题相当突出,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党诞生时,人民饥寒交迫,工人劳动时间长,一般每天工作在12小时以上,有的长达16小时,生存状况十分恶劣。新中国成立时,饱经多年战争创伤,社会生产力极为落后,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城镇失业率高达23.6%,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仅有二十余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仅为35周岁,文盲占总人口的80%,学龄儿童入学率仅占20%。人民的生存权、发展权在旧中国没有得到切实的尊重、维护和关照。

  在此时代条件和历史背景下,无论民主革命时期在局部地区执政,还是革命胜利后在除了港澳台地区以外的全国范围内执政,民生问题始终是中国共产党高度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民主革命时期,土地问题是民生问题的核心,因此,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就以解决土地问题作为进行社会变革的基础,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分别以“土地革命”“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的行动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为从根本上改善民生奠定了经济基础;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尽快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一段时间内采取了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有意识地抑制了人民生活需求的增长。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们国家所进行的一切建设,都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从1953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不断增加农业和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保证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到1978年,逐步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初步解决了温饱问题。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将“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判断改革成败的重要标准之一。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中,每一步经济增长指标,都有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对应,从“温饱”到“小康”,再到“中等发达”水平,始终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作衡量中国现代化的阶段性标志,做到发展生产与改善人民生活相统一。

  党的十八大以来,进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着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在建党百年之际,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一万美元,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0余倍,正在向高收入国家行列迈进,“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创造了又一个彪炳史册的人间奇迹!”在中国减贫史和世界减贫史上均具有里程碑式的重大意义。同时,形成了涵盖教育、就业、分配、医疗、社会保障等在内的社会民生系统工程,一大批惠民举措落地实施,加大了民生保障和兜底力度,彻底改善了民生水平,在尊重人、发展人、成就人上迈开新的步伐,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增强,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第二,彻底改变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一个和谐并充满活力的中国式现代社会结构正在形成。社会阶级阶层结构是社会中各阶级各阶层的分布及其力量对比态势,是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生产资料的占有与支配关系的直接反映。马克思、恩格斯说,阶级结构是“一个长期发展过程的产物,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党诞生时,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生产资料归地主和资本家所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极为尖锐,呈现“二元对立”的严重社会分化局面。中国无产阶级则身受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的三重压迫。党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和历史自觉致力于改变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毛泽东指出:“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党带领人民通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了新中国,并通过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根本变化,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被消灭,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构成我国社会结构的主体,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根本性改造。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经济体制深刻变革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繁荣发展,所有制结构演变导致多种经济成分产生的同时,引起阶层结构变化。私营企业主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商业服务人员阶层等成为社会结构中的新元素和重要组成部分。人口流动、就业变化、利益分化、思想嬗变加速社会向日益多元多样多变的方向发展。在社会结构大调整的历史进程中,江泽民在2001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新的社会阶层”概念。2006年,胡锦涛指出:“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是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工作新的着力点。”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强调:“加强政治培训和思想引导,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塑造成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党注重将新社会阶层人员进行“政治吸纳”,凝聚成社会健康发展的阶层合力,同时通过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手段,培育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发展壮大,推动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

  在百年历程中,党引领的社会革命消除了阶级剥削和压迫,彻底重塑了中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了各阶层的社会地位和力量对比,优化了社会结构,促进了社会和谐,实现了社会各阶层“统筹兼顾、各得其所”的社会建设目标。

  第三,在全社会培育了社会主义新精神新文化,人民的精神面貌、民族信心得到极大提升。社会文化是社会系统的“观念结构”和重要“粘合剂”,深刻影响着社会系统的运行、发展和变革。旧中国的积贫积弱,既有历史根源、制度根源,也有文化根源。因此,近代中国需要一次文化觉醒,唤醒沉睡或被束缚的自我意识,对社会变革进行科学理性地自觉认知和践行追求。作为一个具有高度文化自觉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肩负起“以文载道、以文化人”的政治使命,进行政治思想宣传和文化革命传播,与弥漫于整个中国社会消极沉沦的“时代病”做斗争,自此“中国人民开始从精神上由被动转为主动”。陈独秀、李大钊等党的创始人和早期领导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中烙下了深深的历史印记。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向全党和全国人民提出了“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的任务。他指出,“我们所以要整风,现在要整风,将来还要整风,要不断地把我们身上的错误东西整掉”,“用民主的方法,教育自己和改造自己,使自己脱离内外反动派的影响,改造自己从旧社会得来的坏习惯和坏思想,不使自己走入反动派指引的错误路上去,并继续前进,向着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前进。”究其根本,就是“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除旧布新”成为新中国建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文化建设的主流和基调,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社会文化发展史上前所未有,使得新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改革开放以来,文化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强调:“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指出:“中国人民在长期奋斗中培育、继承、发展起来的伟大民族精神,为中国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近年来的文化建设的显著特点是,在党的带领下,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铸造中国精神、满足精神需求、促进文明互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引领力,向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迈进。

  党在百年发展历程中,始终注重对中国社会的文化改造和精神重塑,实现与“物质革命”同向发力的“精神革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民的精神状态、民族心理和行为方式,实现社会精神面貌的整体质的飞跃。党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了近代以来前所未有的文化自信,从精神上的“东亚病夫”到东方巨人,中国人民实现了百年来的精神裂变和升华。

  二、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治理新模式的历史贡献

  社会治理模式本质上是一种处理“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社会组织和管理形式。在党引领中国社会变革的过程中,一个符合中国国情、人民衷心拥护、科学高效管用的社会治理新模式逐步建立起来,为人类社会治理文明做出了新的贡献。

  第一,这种社会治理新模式建立在彻底改变旧中国一盘散沙局面的基础之上。1924年,孙中山尖锐指出旧中国四分五裂、一片散沙的状况,“因为是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受列强经济商战的压迫”,从根本上反映了旧中国国家政权对社会力量治理和整合的无能与低效。中国共产党秉承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基本理念,直接从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甚至武装群众入手开展社会运动,通过有效的管理方式和组织方式,成功解决了中国传统社会一盘散沙的局面,使中国人民真正“组织起来”,释放出巨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辉煌胜利。“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在爱国主义旗帜感召下,同仇敌忾、同心协力,让世界见证了蕴含在中国人民之中的磅礴力量,让世界知道了‘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第二,这种社会治理新模式经历了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演变。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为了动员一切力量快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奠定必要的生产力基础,我国的社会管理打上了“准军事化”印记,与计划经济紧密联系的“单位社会”管理模式成为典型特征,具有政治、经济与社会三位一体的功能。对于整个社会局面稳定、社会秩序整合和社会资源调动,单位制从组织上提供了非常有效率的保证,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改革开放后,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体日益多元化和社会活力不断释放,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体制机制创新在不断涌现、与时俱进,国家逐渐开始放权让利,农村基层村民自治、城市基层居民自治等新的治理形态应运而生,社会流动性、创造性被极大激发,促使中国社会快速“富裕起来”。2007年,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将“社会建设”与“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一起并列为“四大建设”,凸显了社会管理的政党使命、时代价值和重大意义。

  第三,这种社会治理新模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逐步定型。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领域改革步伐明显加快,总体上实现了从“社会管理”到“社会治理”的思维革新和方式方法创新,形成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为中国社会“强大以来”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和治理框架。党领导的社会治理既能够维护社会秩序和大局稳定,又能够有效激发社会活力和创造力;既能够协调化解日常社会运转中的问题和矛盾,又能够在重大社会突发事件来临时快速响应、调动力量、有效处置,尤其是与近年来西方社会治理失策失序引发的诸多社会乱象相比,充分说明了中国社会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优越性。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情况下,中国社会能够沉着应对、有效治理,“在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上都走在世界前列,显示了中国的强大修复能力和旺盛生机活力!”巨大的社会韧性和社会抗压能力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为党领导的社会治理成就提供了鲜活的现实注脚。

  不可否认,中国共产党在引领社会变革和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中也曾有曲折、失误甚至错误,但这些曲折、失误和错误都“连同党的成功经验一起成为宝贵的历史教材”。“只有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才能透视出历史运动的本质和时代发展的方向。”拉长历史的视距,能够清晰辨认出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为中国社会变革作出的艰辛探索,付出的巨大牺牲,取得的非凡成就。这些贡献和努力,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形成了历史沉淀和历史资本,伴随着中国社会发展演进,将在更为广阔和悠远的时空中体现出历久弥新的历史价值和历史意义。

  三、中国共产党引领中国社会变革与治理的基本历史经验

  “回顾历史不是为了从成功中寻求慰藉,更不是为了躺在功劳簿上、为回避今天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寻找借口,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把握历史规律,增强开拓前进的勇气和力量。”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党通过艰苦探索和不断实践,积累了社会变革与治理的有益历史经验,成为引领中国社会变革取得新的伟大胜利的重要遵循。

  第一,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社会变革和治理得以成功的根本。百年来,无论领导革命还是长期执政,党都能够想法设法激发人民群众的主体力量和社会变革的内生动力,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运用各种直接间接的方法汲取和调动社会资源,实现对中国基层社会前所未有的深度“介入”,从而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社会文化和社会治理模式,实现了中国社会的飞跃式进步。在此过程中,党持续以壮士断腕的自我革命精神,厚植政治基础,不遗余力革新思想、组织、作风,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发挥制度在管党治党中的利器作用,成为战胜一切困难风险的主心骨、定海神针,将其政治主张和政治影响有力辐射到中国社会各个角落,成功引领了中国社会革命,不仅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本质特征,亦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最本质的特征和最大优势。中国共产党变革社会的使命担当和牺牲精神、改造社会的魄力和勇气、争取社会支持的动员能力和执政水平,均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其他任何政治力量难以望其项背的,这也是中国人民始终信任中国共产党并赋予其社会变革和治理重任的根本所在。

  第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理念和社会治理实践。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党始终把人作为社会变革和治理中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善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创造性,始于人民需要,基于人民力量,终于人民满意。在革命战争年代,颁布《土地法大纲》,实现“耕者有其田”,满足了农民拥有土地的迫切愿望,动员了社会革命的有生力量。新中国成立不久,进行社会主义“一化三改造”,消除了剥削阶级生存的经济基础,筑牢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条件,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做法有效缓和了社会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农民生产致富的积极性,极大改善了农民的生活条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断提高。习近平强调:“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面对新时代社会结构的多元分层和社会利益的多元分化的局面,党提出了“构建全民共建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形成支持人民参与社会发展的优化路径和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的制度机制。

  第三,积极发展先进生产力,促进社会变革,赋能社会治理。列宁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高度,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作自然历史过程。”毫无疑问,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是生产力变革,社会治理的基础是经济治理。百年来,在中国生产力发展水平极为落后、工业基础极为薄弱的条件下,党带领人民紧紧扭住“生产力”这个“牛鼻子”,从“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到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再到“努力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实现了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创新实力和综合国力的跨越式发展。这一变革在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呈现出“加速度”,为中国社会发展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和经济条件,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助推中国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快速转型,并提供了解决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的丰富资源要素和政策回旋余地,也使得社会治理和社会服务的覆盖面、有效性、精准度不断提高,治理优势和制度优势更加显著。

  余 论

  马克思早就预言:“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机体。”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党肩负着继续引领中国社会变革与治理的艰巨任务。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按照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安排,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从“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来看,对经济发展取得新成效、社会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国家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等方面做了定性和定量的规划。从2035年远景目标来看,其落脚点在“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对党领导的社会变革和治理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这一规划和远景目标,是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

  因此,党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形成与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相匹配的治理思维、治理制度、治理方式和治理能力。以战略思维、系统思维、法治思维和底线思维来处理社会治理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善于运用多方力量、借助多种资源开展“共治”,“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加强对社会领域的原发性、继发性、转移性问题的分析研判,不断健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体制机制;切实防止基层治理“空心化”,“推动社会治理和服务重心向基层下移,把更多资源下沉到基层”,显著提高基层治理水平。此外,还要继承和发扬党重视人才、培养人才的光荣传统,尤其让年轻干部在社会治理的一线“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培养和选拔出一批能够驾驭复杂局面、处理复杂问题的执政骨干和社会治理人才。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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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阚道远、肖泳冰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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