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山东省人民政府合办的“甲午战争与东亚历史进程——纪念甲午战争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即将在山东威海举行。在会议召开之际，本网特约访谈几位参会专家，以飨读者。本期访谈专家为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王晓秋先生。

　　近代中国研究网：王老师，您好！120年前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最终以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而告终，日本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呢？

　　王晓秋：日本之所以要发动甲午战争，还得从1868年明治维新说起。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一方面积极地学习欧美，实行改革，从而逐步地走上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它又积极扩军备战，逐步走上了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并将侵略矛头首先对准其亚洲邻国中国和朝鲜，可以说，甲午战争是日本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一场战争。在这里我只举一个证据。早在1887年，也就是甲午战争爆发前的7年，日本军部的小川又次（甲午战争中仼第一军少将参谋长）就起草了《清国征讨策案》，这是一份发动侵华战争的具体作战计划。在这份计划中，他建议派8个师团侵华，以便把辽东、山东、台湾澎湖等地纳入日本版图。同时，海军部也制订了6个对华作战方案。

　　近代中国研究网：通过您的讲述，我们知道这是一场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战争。那在战争爆发前夜，清政府又在忙于什么？

　　王晓秋：在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清朝的官员们最关心的，并不是如何防备日本即将发动的侵略战争，而是在举全国之力筹办慈禧太后的六十庆典。这真可谓是一人庆寿，举国遭殃！。

　　近代中国研究网：从这一事件，我们可以看出，战争还没打的时候，结果就以经高下立判了。那日本发动战争时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手段？

　　王晓秋：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采取的手段是突然袭击，不宣而战。1894年7月25日早晨，奉战时大本营的密令，日本联合舰队在朝鲜丰岛海面突然袭击中国北洋舰队的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击沉运兵船高升号，造成871名中国官兵遇难。然而，日本方面却谎称是中国军舰先开炮挑起战争的。但谎言终究是经不起事实的检验，我举两个证据：一是日本联合舰队浪速号舰长东乡平八郎在日记中承认“午前七点二十分，在丰岛海上远远望见清国军舰济远号和广乙号，即时下达战斗命令。” 二是近年新发现的北洋舰队济远号《航海日志》上记载道：“倭三舰同放真弹子轰击我船，我船即刻还炮。”

　　近代中国研究网：日本在丰岛海面的不宣而战，拉开了甲午战争的序幕。经过黄海大战等战役之后，最终北洋舰队全军覆没。自诩“天朝上国”的大清帝国为何会遭到如此的惨败？

　　王晓秋：清王朝失败的原因很多，在我看来，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清王朝政治的腐败和制度的落后腐朽。前面已说到战争爆发前，清政府的头等大事是忙于筹办慈禧太后的万寿庆典，对日本发动战争缺乏应有的警惕和防备。而在战争爆发后，大小官员们首先考虑的仍不是如何抵抗外敌，而是怎样讨好慈禧，给太后送什么寿礼。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清朝统治集团竟腐败、麻木到这种程度，令人难以置信。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慈禧太后60岁寿辰的当天（1894年11月7日），日军攻陷了大连。面对国土沦丧，慈禧虽宣布不去颐和园，但照样在宫中升殿庆贺，大宴群臣，赏戏三日，并要求光绪皇帝和大臣们陪着看戏。她的态度是赶快结束战争，不要让战争影响她的寿典和统治。而掌握军事外交大权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则迎合慈禧心理，还要保存自己实力。因此他对甲午战争的战略思想是消极防御，积极求和，同时幻想依靠西方列強出面调停。此外，中国是封建君主专制制度，没有近代意义上的军事指挥部和参谋部也是中国政治制度和军事体制落后的一个表现。

　　近代中国研究网：经过甲午一役后，清政府最终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大量的割地以及巨额的赔款使中国遭受到空前的民族灾难。但是也要看到民族觉醒的这一点，诚如梁启超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您能给我们谈一下这个问题吗？

　　王晓秋：一个民族的觉醒，通常需要两个条件：一是这个民族面对着或者经历了以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严重危机，甚至整个民族被逼到生死存亡的关头，长期形成的旧格局再也无法继续保持下去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一切志士仁人不能不奋起寻找国家和民族的新出路。二是这个民族能看到新的出路，燃烧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只要奋起救亡图存和勇于变革，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因此，甲午战争刺激中华民族的觉醒具体表现在：全民族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的形成和变革意识的高涨。

　　关于全民族危机意识和救亡意识的形成。在甲午战争以前，对于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只有少数先进分子有所觉察。比如改革思想家郑观应，他在其所著的《盛世危言》一书中，痛感为了使那些沉睡的、麻木的中国人有所警醒，有必要发出“耸人听闻”的“危言”了。但与此同时，他又不得不说，当时的中国依然处于“盛世”。然而，甲午之败、马关之辱以及接踵而来的瓜分狂潮，使中华民族的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普遍产生了亡国灭种的危机感、大祸临头的紧迫感和难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耻辱感。维新派领袖康有为1898年4月17日在北京保国会上的演说，淋漓尽致地表达了这种民族危机意识。他说：“吾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同年，维新思想家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出版，用“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为这种危机意识提供了理论根据，中华民族如果再不奋起自强，就要亡国灭种了。

　　危机和救亡意识大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传统得到发扬。在甲午战争爆发的1894年，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了革命团体兴中会，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口号。次年，严复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从此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这个悲壮的呐喊，成了中华民族觉醒的主旋律，中国人民发出的时代最强音。

　　关于变革意识的高涨。变革意识的形成和发展，是人们对甲午战败进行理性反思的结果。老大的清帝国过去虽屡败于西方列强，但这次竟惨败于一向被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这彻底粉碎了中国士大夫们的“天朝大国”迷梦。因此康有为说“经此创巨痛深之祸，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上清帝第一书》）。中国的有识之士都在思考：中国为什么会战败？日本为什么会战胜？怎样才能救中国、谋自强？甲午战争的结局，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它表明：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指导下，企图不变革封建专制旧制度，而仅仅靠学一点西方的科学技术，来达到“自强”、“求富”的目标，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通过这种反思，促进了变革意识的高涨，推动了变法维新和革命运动。康有为等人主张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变法，改革政治制度。尤其是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表现出的腐败、卖国，使孙中山等人认识到只有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才能救中国，因此走上革命道路。

　　甲午以来，近代中国的志士仁人们，正是怀着强烈的救亡意识和变革意识，历尽千辛万苦，不怕流血牺牲，去探索挽救中华民族危亡的道路的。戊戌维新、辛亥革命，都是在“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爱国主义大旗下发生的。尽管前进的道路迂回、曲折，找到拯救祖国危亡的途径要经历漫长的过程，但是，这些探索和斗争，毕竟使中华民族燃起新的希望，标志着中华民族的进一步觉醒。

　　近代中国研究网：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带我们回顾了甲午战争的若干历史细节，也让我们认识了甲午战争在刺激中华民族觉醒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