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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的学术批评思想
2020年08月13日 09:5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侯德仁 字号
2020年08月13日 09:5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0年第3期 作者:侯德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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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四库全书总目》不仅是一部辨误订讹的考据学著作,还是一部具有丰富学术批评思想的目录学著作。其中,史部地理类提要从体例规范、内容取材、文字表述、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学术宗旨等多方面对历史地理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批评主张,主要包括:要求地理著作具有完善规范的编纂体例、具备详细丰赡的内容取材、追求文简事核的撰述风格、恪守考据征实的学术信念、重视实地考察的研究方法、强调有裨实用的学术宗旨等。这些主张,是四库馆臣评价历代地理著作的主要学术标尺,集中体现了他们的历史地理学思想,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关键词:《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  学术批评思想  历史地理学

  作者简介:侯德仁,苏州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专门史方向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清代边疆史地学、历史文献学研究,出版相关学术著作《清代西北边疆史地学》(群言出版社2006年)1部,以及多篇学术论文。

  

  《四库全书总目》不但是一部体大思精的目录学著作,还是一部蕴含丰富学术思想的著作。著名学者余嘉锡即曾指出:“今《四库提要》叙作者之爵里,详典籍之源流,别白是非,旁通曲证,使瑕瑜不掩,淄渑以别”,而且“剖析条流,斟酌今古,辨章学术,高挹群言”,是一部兼具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典范著作。学术史专家罗炳良也认为:《四库全书总目》 “逐一考证各书史料价值的高下,评骘各家撰述义例的得失”,是一部包含重要学术批评思想的著作。确实如此,就《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而言,其中有关历史地理著作的体例规范、内容取材、文字表述、学术信念、研究方法和研究宗旨等方面就有着较为深刻而系统的理论论述,具有重要的学术思想价值。本文拟就《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的学术批评思想作初步探究,敬请诸位专家批评指正。

  一、主张体例完善规范,反对体例杂驳不纯

  中国古代史书不仅有丰富的外部表现形式,而且还十分注重内部结构及文字表述上的要求,这就是史书的体例。由于史书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关系着史书质量的高低,因此历代史学家都十分重视这一问题,其中尤以唐刘知幾和清章学诚等人的论述最为深刻。刘知幾指出:“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他把史书的义例视同国家的宏纲大法一般重要,认为这直接关系着史书结构层次的优劣和内容质量的高低。章学诚则从整体上将史书划分为撰述和记注两大类,提出了“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的主张,他认为“智以藏往,神以知来”,所以“藏往欲其赅备无遗,故体有一定而其德为方;知来欲其决择去取,故例不拘常而其德为圆”、“撰述之书,不可律以记注一成之法”。他认为由于史书种类和宗旨各有同异,编撰体例和要求也应该有其不同,因而把“圆而神”与“方而智”定为评价撰述和记注两类史书体例的不同标准,这是一种颇具史识的理论主张。

  四库馆臣继承了历代史家重视书法义例的学术传统,不仅提出了“著书有体,焉可无分”的理论见解,而且极力主张史书体例完善规范、义例前后整齐划一。他们的这些见解和主张,在《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都得到了充分的呈现,甚至成为评骘这些地理著作成就高低的一项标准。《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在评议历代地理著作体例沿革时就指出:“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篇,皆斥而存目。……若夫《山海经》《十洲记》之属,体杂小说,则各从其本类,兹不录焉。”在这段话中,四库馆臣从两个方面总体表达了对地理志书体例的学术主张,一方面对历代地志体例中出现的“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假借夸饰以侈风土”等体例杂驳现象给予严肃批评,表达了反对志书体例杂驳不纯的主张;一方面对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与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在地理志书体例完善创新方面的贡献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它们在客观上推动了地理志书体例的规范,实际是提出了完善和规范志书体例的主张。

  《元和郡县志》原称《元和郡县图志》,成书于唐元和八年,原本此书“每镇皆图在篇首”,实为图志并重之书,然至北宋时期地图亡佚,仅余地志部分四十卷流传至今,成为我国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部全国性总地志。四库馆臣对此书的体例与学术地位予以了高度评价,指出:“舆记图经隋唐《志》所著录者,率散佚无存。其传于今者,惟此书为最古,其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今录以冠地理总志之首,著诸家祖述之所自”,高度肯定此书时间“最古”、体例“最善”,认为它是后世舆记图经的“祖述”范本,在地志体例上具有一定的开创性,而后世地志体例虽有一定的因革损益,却“无能出其范围”,在客观上促进了后世志书体例的规范性发展,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对其给予了充分肯定。

  继《元和郡县志》后,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进一步促进了志书体例的完善与规范,推动了传统地志学的发展。有学者认为,其书“不独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也使传统地志学的发展,脱离叙述疆域沿革和风俗物产的轨迹,融入文物风流”,进一步完善了地志编修体例,并导致南宋时期“编修地志的风气也随之一变”。唐宋以前,舆地方志仅仅记载山川地理、政区沿革等内容,范围狭窄,是较为纯粹的地理著作。至唐宋时期,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和乐史《太平寰宇记》先后将古迹、题咏、人物、艺文等人文内容纳入地志记载范围,扩大了地志书写范围和撰述体例,从而使得志书性质由专门的地理书转变为记载地方全史的地方史著作。四库馆臣高度评价了《太平寰宇记》在这一转变过程中所起的重要左右,赞誉其书“讥贾耽、李吉甫为漏缺,故其书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可见,四库馆臣充分肯定了《太平寰宇记》在传统地志由地理书向地方史转型过程中的体例变革之功,肯定了它在传统志书体例完善创新方面的重要贡献,这实际上清晰地表明了四库馆臣要求志书体例不断完善创新的学术见解。

  《四库全书总目》在肯定史家根据实际不断完善创新志书体例的同时,还强烈要求志书编撰做到体例谨严和规范。因此,《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对于体例精严的地理著作,经常使用“体例特为清析”“体例最善”“体例精严”“博赡而有体”“叙录简括,深有体要”“具有史法”“体例颇谨严”“叙述颇有体例”“发凡起例,较旧志颇有体裁”“区画明晰,体例井然”“不漏不支,叙次有法”“地志中有体要者”等语句予以高度评价,充分表达了四库馆臣要求志书体例严谨规范的学术主张。

  与要求地理著作体例严谨、表彰创新相对而言的是,《四库全书总目》对于那些体例不纯、书法不当的地理著作则予以严词批评。如对宋梅应发、刘锡所撰《开庆续(四明)志》的批评,批评此书主要记载的是“大使丞相履斋先生吴公三年治鄞之政绩”,“所述多吴潜在官事实”,而对“山川疆域已详于旧志者则概未之及”,斥责此书“是因一人而别修一郡之志。名为舆图,实则家传”,因而严厉批评此书“于著作之体殊乖。”如对《至元嘉禾志》的批评,认为该书“但有人物及进士题名,而不立官师一志,使前人宦绩,缺然无传,未免漏略”,同时又将“楼阁、堂馆、亭宇亦分为三类,则强析名目,未免失之琐碎,是其所短焉。”又如对明代朱昱《三原县志》的批评,指责其书“户口列之食货门,参杂不伦,县治官制俱列之公署门,亦纲目倒置。人物分十七类,甲科、乡贡、封赠、荫叙悉隶焉,而独以显达一类别为一卷冠于前”,因而导致此书“分类太繁,例多丛脞”。再如批评明代王舜民《徽州府志》分目琐碎、乖于体例说:“分目过多,……人物至分十四类,皆伤烦碎。又风俗、形胜二门,皆标题夹注,有似类书,亦乖体例。”《四库全书总目》还批评明代戴璟《广东通志初稿》两个月时间潦草成书,因而“门类亦多未当。如人物之外别立道学一门,介于学校、风俗之间,虽本之《宋史》,而于地志为创闻,位置先后,亦非其所。又政纪一门,凡历代窜流岭表之人皆备书之,此自朝政,何与舆图?又行次一门,惟纪宋末厓山之事,此在史氏为大纲,在地志则轶事矣。别为标目,更未允惬也。”

  《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地志兼用史书体例的做法也不表认同,认为其混乱了志书体例。例如明胡松的《滁州志》即采用了地志之体杂用史著体例的做法,“先述天文、山川、物产,各为一篇。次则皆以编年纪事,间附论断,与他地志分目者不同。”四库馆臣对此批评说:“传记舆图,各有本例,以志名而用史体,文虽创而义则乖矣。”又如明雷礼《嘉靖真定府志》的也较多采用了史书体例,“为图一、表四、纪四、志九、传十五。法纲目体,大书以叙事,分注以载言。又分立诸侯王表、帝系传、后妃传、世家传”,四库馆臣严厉批评这种做法“均与地志之例不合”,“尤非体也”。

  信手翻阅史部地理类提要不难发现,其中对于地理著作体例驳杂不纯的批评是相当多的,类如“于著作之体殊乖”“体例颇为舛互”“皆乖义例耳”“强析名目,未免失之琐碎”“体例不一,彼此抵牾”“不得端绪,体例稍为丛杂”“分类太繁,例多丛脞”“体例庞杂,最为冗滥”“门目冗杂,绝无义例”“门目猥杂,徒溷耳目”“殆似传奇,尤非体例”“体例冗杂,叙述亦不甚雅驯”“潦草漏略,殊无义例”等等这些的批评语句屡见不鲜,不一而足。这些评论的实质,是主张地方志或全国性志书有其自己的本分,不应记述史事过多而挤压地理内容,更不可设立帝系传、后妃传等疑似僭越的内容,这反映了中央集权背景下严守志书编纂体例的学术思想,其中既有合理性的学术主张,也折射了一定的政治因素。

  二、主张史料采摭丰富精当,反对内容取材芜滥不经

  史料取材是否具备丰富性与严谨性,直接关系着一部史学著作成就的高低。《四库全书总目》对历史地理著作的取材问题也非常重视,不仅在提要中对志书取材问题有很多的评议分析,还把取材精当与否作为志书价值优劣的一项重要评判标准。总体说来,《四库全书总目》主张历史地理著作取材应该丰富多样,同时予以审慎严谨地采择使用,坚决斥逐诡奇不经的材料。

  首先,我们以四库馆臣对三部志书的评价来看《四库全书总目》对于志书取材丰富性和严谨性的主张。一是四库馆臣对《太平寰宇记》的评价,其中有言:“采摭繁富,惟取赅博,于列朝人物,一一并登。至于题咏古迹,若张祐《金山诗》之类,亦皆并录。后来方志必列人物、艺文者其体皆始于史。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这里,我们之所以不惮其烦的再次征引对《太平寰宇记》的评价,是由于该书在地志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地位。作为我国传统地志著作发展史的一个里程碑,《太平寰宇记》在内容记述上地理与人文兼记,扩大了志书记载范围,改变了其前地志著作只偏重于地理记述的规则。因而,《四库全书总目》评价认为,该书材料“采摭繁富,惟取赅博”,内容丰赡,体例详细,具有“卷帙浩博,而考据特为精核”的学术特点,取得了“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至是书而大变”的学术成就。由此可知,《太平寰宇记》能够取得如此之高的学术成就,是与其书材料“采摭繁富”并且予以严谨考核的学术特点有着内在学术关联的。

  二是四库馆臣对宋代祝穆《方舆胜览》的评价。这是一部记述南宋时期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但是该书体例不全,“书中体例,大抵于建置沿革、疆域、道里、田赋、户口、关塞、险要,它志乘所详者,皆在所略,惟于名胜古迹,多所胪列。而诗赋序记,所载独备。盖为登临题咏而设,不为考证而设”,因而《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名为地记,实则类书也”,其中语带贬斥之意。尽管如此,四库馆臣依然对《方舆胜览》有所赞誉,认为此书“采摭颇富,虽无裨于掌故,而有益于文章。摛藻掞华,恒所引用”。由此可见,尽管四库馆臣对《方舆胜览》的体例颇有微词,但由于其书史料采摭丰富,很多材料可以为世人“恒所引用”,取资考核,遂因其材料征引的丰富性而给予了一定的赞誉。

  三是四库馆臣对明代董斯张的《吴兴备志》的评价。这是一部记载湖州历史地理的方志著作,分为帝胄、宫闱、人物、建置、田赋、水利、岩泽等二十六门,体例精详,内容丰富。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对其书予以高度评价说:“采摭极富,于吴兴一郡逸闻琐事,征引略备。每门皆全录古书,载其原文。有所考正,则附著于下。……虽意主博奥,不无以泛滥为嫌。然当时著书家影响附会之谈、剽窃挦撦之习,实能一举而空之。故所摘录,类皆典雅确核,足资考据。明季诸书,此犹为差有实际。黄茅白苇之中,可以谓之翘楚矣。”肯定此书材料极为丰富,还一扫明季学者附会、剽窃之习,考核精当,成为当时的翘楚之作。这样的评价可谓极高,而得到这一评价关键就在四库馆臣对于此书“采摭颇富”、“典雅确核,足资考据”的论断。这些论断,则充分表明了四库馆臣对志书取材丰富与严谨性的高度重视。

  其次,我们必须看到,事物往往是一体而两面的,《四库全书总目》既重视史著取材丰富严谨,就必然要对取材芜滥甚至带有诡奇不经的记载予以严词批驳。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之中,相关的批评语汇很多,如“爱博嗜奇,转失精核”“颠倒重复,殊为芜杂”“采录过滥”“终归于附会,余皆芜杂”“书之冗滥”“编次颇伤芜杂”“意求繁富,颇失剪裁”“牵连载之,未免失之于泛滥”“皆伤琐碎”“失之冗杂”“失之庞杂”“是书传闻失实”“语皆近荒诞”“以奥僻为博,以怪涩为奇”“奇僻”“耳剽之谈,不为确据”“所载荒渺之说为此书,皆无稽之谈也”“殆似传奇,尤非体例”“侈夸珍怪”“所述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等等,也是不一而足。

  第一,四库馆臣对一些地理志书取材不精,泛滥庞杂的现象予以了批评。如清代文行远的《浔阳蹠醢》一书,本是一部“专志九江一郡故实”的著作,然而由于作者随见随录,“自经史子集及稗官、野乘、小说之类,靡所不采”,取材颇为丰富,四库馆臣却批评说:“其摭拾颇为繁富,而分门别类,殊多失当。如既有僧宝,又有禅喜;既有鬼神,又有果报、感应、灵异之类。中所采取,亦未见抉择。盖有意求多,未免失之庞杂也。”认为此书取材虽然繁富,但是未能对材料适当地抉择去取,导致体例杂乱,分类不清,最终影响了全书的内容质量。再如明王永积的《锡山景物略》一书,按其书名这本应是一部专门记载无锡山川名胜的志书,但是此书“每纪一地,皆首载沿革,次载诗文,永积诗亦往往附载”,结果造成“邀饮联吟之作,动辄盈编;于锡山地志图经,渺不相涉”的奇怪景象,因而四库馆臣直斥此书“采录过滥”“贪于标榜,未讲体例”。

  第二,四库馆臣对一些地理志书中荒诞不经的记载更是严加批评,斥为“无稽之谈”“传闻失实”之言。如对明蔡儒贤《东南夷图说》的批评,认为其记载“殊多传闻失实”,甚至荒诞夸张,指责其“谓琉球国人窅目深鼻,男去髭须,辑鸟羽为冠,装以珠玉赤毛。今琉球贡使旅来,目所共睹,殊不如其所说”,批评其将“海西诸国,统称西洋,汝贤乃以西洋为国名,则更谬矣。”又如对清陆次云《八纮译史》的评价,四库馆臣认为其“古事皆采摭史传”、“近事多据《瀛涯胜览》《职方外纪》诸书”,皆非亲履其地采摭而得,因而其记载“多传闻失实”,“如谓高昌盛暑,人皆穴处,鸟飞或为日气所烁而堕;谓火焰山烟焰烛天;谓火蚕棉絮衣一袭止用一两,稍多,热不可耐;谓白叠子其实成茧,中有细丝;谓哈密四味木其实如枣,以竹刀取之则甘,铁刀取之则苦,木刀取之则酸,芦刀取之则辛;谓龟兹有山出泉,行数里入地,状如醍醐,甚臭,人服之,齿落更生”,四库馆臣认为这些记述实在过于离奇,让人难以置信,直接斥之为“耳剽之谈,不为确据”,难称信史。如今看来,《八纮译史》所述之现象有些确实是传闻不实之辞,而四库馆臣当时即能认识到这一点,实属难能可贵,体现了实事求是而不盲从的学术精神。

  第三,四库馆臣认为史地著作取材与稗官小说有着根本的不同,二者完全不能混为一谈。四库馆臣指出:史地之书,“即系史名,事殊小说。……大抵取其事系庙堂,语关军国。”“若夫语神怪,供恢啁……则别有杂家、小说家存焉。”即认为史地著作多记录军国大政之事,因而必须实事求是取材;而杂家小说可以采录神鬼怪异、荒诞不经传闻作为材料,由于二者在取材立意上有根本的不同。由此见解出发,四库馆臣对陆次云的另外两部著作——《译史纪余》和《八纮荒史》也提出批评,认为二者多据“耳剽之谈”,甚至采择“小说稗官所载荒渺之说”,因此难成确据,多属“无稽之谈”。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十分重视地志著作的取材问题,一方面主张取材繁富,一方面又反对取材芜滥,特别强调地志著作的学术性,并将其严格区别于小说家言。究其实质,这是一种恪守学术标准的理念。

  三、主张文简事核,反对夸饰浮词

  四库馆臣对于史著文字表述有着严格要求,主张史著文字表达应该简约朴实,文约事核、意旨深远,而不能夸饰连篇、浮词满纸。因而,《四库全书总目·史部总序》开篇伊始即提出了“史之为道,撰述欲其简”的主张。这种主张,其实是继承了唐代史家刘知幾提出的史文表述崇尚简要的思想。刘知幾在《史通》中曾言:“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简之时义大矣哉!”“文尚简要,语恶烦芜”,要求史书文字表述达到文约而事核的要求。《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对于文字表述也采取了同样的标准。

  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中,诸如“简核而掩贯”“质而辨,文而约”“简而有要”“刊削浮词”“叙述有法,简洁古雅”“文简事核,训词尔雅”“繁简得中,考核精当”“记载博赡,而文章古雅”“叙述尤为雅洁”“叙述典雅,彬彬乎有古风”的评论之语,在在多有。例如,北宋王存奉敕主编的《元丰九域志》与乐史的《太平寰宇记》是北宋期间对地理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两部著作,分别代表了北宋时期地志图经的两个发展方向,《太平寰宇记》在体例上脱离了传统地志疆域沿革和风俗物产的记述桎梏,而是地理与人文兼记,并融入文物风流,扩大了志书体例和范围;王存《元丰九域志》的编写方式和内容,与《太平寰宇记》不同,也与传统地志不尽相同,其重点在于对当代行政辖区兴废及各州县“地理广轮之数”的详尽记载,着重于地理的实用性。因而,王存在编纂其书时能够抓住重点,条分缕析、详略得当,故《四库全书总目》盛赞其书“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有法。……自序所称文直事核,洵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

  又如北宋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此书是在北宋李宗谔等撰《苏州图经》(又名《吴郡图经》)续写而成。其书虽是续写之作,然而由于“《旧图经》芜漫失考”,因而几乎等同重修。在朱长文精心设计之下,最终写成的《吴郡图经续记》,历代都有很高的评价。《四库全书总目》也高度评价说:“征引博而叙述简,文章尔雅,犹有古人之风。”类似上述的评价,在《四库全书总目》中还有很多。如赞扬宋范成大《吴郡志》五十卷,“其书凡分三十九门,征引浩博,而叙述简核,为地志中之善本”;赞扬元冯复京等《大德昌国州图志》一书特点是“大旨在于刊削浮词,故其书简而有要”;赞扬元于钦《齐乘》是一部“叙述简核而淹贯,在元代地志之中最有古法”的著作;赞扬明王鏊的《姑苏志》是一部“繁简得中,考核精当”的著作;赞扬明佚名《无锡县志》是一部“词简而事该,亦地志之善本”,等等。上述事例,充分反映了四库馆臣对于地理著作文字表述文简事核的崇尚。

  与主张地理著作文简事核相对,四库馆臣还坚决地反对一些地理著作中存在的夸饰浮词现象,认为这是唐宋以来流传至今的“地志附会缘饰之习”,甚至认为“附会古贤,夸饰形胜,移甲入乙,乃天下地志之通弊”。《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对此现象予以了批评,指出自唐宋以来志书中即存在假借夸饰以侈风土现象,迄今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如《汉中府志》载有木牛流马法、《武功县志》载有《织锦璇玑图》等,皆是“文士爱博之谈,非古法也”,都不过是“踵事增华”之举而已。四库馆臣因此决定:“今惟去泰去甚,择尤雅者录之。凡芜滥之篇,皆斥而存目。”由此可见,四库馆臣对一些地志记载中长期存在的夸饰风土的现象非常不满,批评其不符合地志撰述之“古法”,遂斥而存目。

  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之中,有关反对夸饰浮词的批评性语汇甚多,诸如“刊削浮词”“失之琐碎”“夸多务博,不能实验其有无,不免传闻讹传,彼此互岐”“侈夸珍怪”“繁复丛冗”“颇嫌冗蔓”“多所夸饰”“冗碎甚矣”“附会徒饰,不免文士之积习矣”,可谓屡见不鲜。例如明邝露所著《赤雅》三卷,这是一部罕见的记载明代广西五姓土司历史地理的著作,对于研究广西历史地理特别是土司史有重要资料价值。“是书乃(邝)露游广西之时,遍历岑、蓝、胡、侯、盘五姓土司,因为瑶女亸孃留掌书记,归而述所见闻”,然后写成的一部著作。四库馆臣对《赤雅》这部著作,总体上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誉其“所记山川、物产,皆词藻简雅,序次典核,不在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下,可称佳本。”然而,四库馆臣对书中一些附会夸饰性语句却极为不满,认为此书“叙岑氏瑶女被服名目,溪峒中必无此绮丽,露盖摭古事以文饰之。又叙猩猩一条,大不近情。叙木客一条,既称为秦时采木之人,何以能做律诗。所称细雨诗‘剑阁铃逾动,长门烛更深’一联,何以能用汉、唐故事。是则附会徒饰,不免文士之积习矣。”最后,四库馆臣以“附会徒饰”“文士之积习”这样的批评之语作为评议结论,不可谓不严厉。再如明何乔远《闽书》一百五十四卷,是一部卷帙繁多、内容丰富的著作,可是四库馆臣对其评价却不高,认为其书不仅“标目诡异,多乖志例”,很多记述让人“转觉淆杂”,而且还 “语多鄙野,……盖不能出明人纤佻矫饰之习。”对于此书体例诡异、记述芜杂、语多鄙野的现象给予了严厉批评。总之,《四库全书总目》非常重视历史地理著作的文字表述,极力主张文字表述典雅确核,达到文简事核的标准,并坚决反对文字记述夸饰浮词现象。

  四、主张考据求实,尊崇无征不信 

  乾隆时期,朴实考据学风蔚成风气。四库全书馆作为汉学家的大本营,也形成了重视学术考据的朴实学风。历史地理研究是一门非常重视地理学术考据传统的学科,历来都被视为实学,具有扎扎实实的学风。《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部地理类著作的学术评价中,也将历史地理考据水平高低作为重要的学术标准,诸如“系以考证,尤为典核”、“援经据史,考证见闻”“旁征博引,颇为淹贯。订疑辨讹,是正良多”“考据订补,亦极精核”“考据亦皆精审”“可订史传之异”等以考据为评价标准的语句,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中往往多有。其实,在《四库全书总目》卷首《凡例》中,四库馆臣即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考据求实思想:“是书主于考订异同,别白得失,故辩驳之文为多。然大抵于众说互殊者,权其去取;幽光未耀者,加以表章。”“考本书之得失,权众说之异同,以及文字增删,篇帙分合,皆详为订辨,巨细不遗。”这些表述都清晰无误地表明了四库馆臣重视学术考据,尊崇无征不信的学术理念。

  就史部地理类提要来看,考据求实的理念首先表现在诸多学术考证上。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中,几乎每一篇解题都有着扎实的学术考证,并且考证内容广泛,举凡作者生平、书名同异、名物典故、版本流布、舆地沿革、水道分合、史实真伪、字句错讹等方方面面的内容均有涉及。这些考证“有的连篇累牍,有的点到为止,或精当,或粗糙;或存疑,或击断,但都体现了四库馆臣的求真征实精神”。而且,四库馆臣采用了寻流溯源、相互比勘、归纳演绎、简明理证等多种考证方法,逐层推进,如同剥笋抽茧一般,最终得出较为可靠的结论。

  关于作者家世和生平考证,我们可以《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作者徐兢为例。四库馆臣首先是从徐兢的籍贯和家世入手,“兢字明叔,号自信居士。是书末附其《行状》,称瓯宁人,《文献通考》则作和州历阳人,《思陵翰墨志》又作信州徐兢,似当以《行状》为确。《通考》又称兢为铉之裔,自题保大骑省世家。考王銍《默記》称徐铉无子,惟鍇有后,居攝山前开茶肆,号徐十郎。铉、鍇诰勅尚存。則《通考》亦误传也。”四库馆臣通过文献参互比较的方法,尤其是运用《徐兢行状》、王銍《默記》等一手资料,辨析了徐兢的籍贯和家世问题,同时对《文献通考》的有关记载予以了批驳。进而,四库馆臣又对徐兢的官职履历、出使经过、著述缘起进行了考述:“据兢《行状》,宣和六年高丽入贡,遣给事中路允迪报聘。兢以奉议郎为国信使提辖人船礼物官,因撰《高丽图经》四十卷。还朝后诏给札上之,召对便殿,赐同进士出身,擢知大宗正事,兼掌书学”,从而全面厘清了徐兢一生的主要经历,为读者更好地理解《宣和奉使高丽图经》提供了有价值的背景信息。

  关于舆地沿革、名物异同、山川水道变迁以及史实真伪等问题考辨,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中极为常见。我们仅以《龙沙纪略》提要对龙沙和混同江两地名的考证为例。四库馆臣援引多种古今文献,首先对龙沙这一名称所指地域范围进行了考辨,“考《后汉书·班超传》赞曰:‘坦步葱雪,咫尺龙沙。’章怀太子注曰:‘谓葱岭、雪山、龙堆、沙漠也。’《汉书·匈奴传》曰:‘康居、乌孙岂能逾白龙堆而寇西边。’孟康注曰:‘龙堆……在西域中。’又郦道元《水经注》曰:‘鄯善国东垂当白龙堆’,则龙堆在西不在东。又《汉书·武帝本纪》曰:‘卫青复将六将军绝幕。’颜师古注曰:‘沙上曰幕,直度曰绝。’《后汉书·西域传》曰:‘孝武深维长久之计,命遣虎臣浮河绝幕。’又窦宪《燕然山铭》称‘绝大漠’。李陵《别歌》称‘经万里兮渡沙漠’,则沙漠迤绕西北,亦不在东。”四库馆臣归纳诸说,认为龙沙所指地域是西北而非东北地区,因此方式济“记东北之事,而以龙沙为书名”,是不确切的。四库馆臣在此对龙沙所指方位问题的考证,采用的是逻辑归纳的论证方法,即以多个实例逻辑归纳而得出的结论。然后,四库馆臣又引征《龙沙纪略》的有关论述,考述了混同江地名由来及水道分合情况,“混同江源出长白山,土人呼为松阿里江。松阿里江北与诺尼江合流,东北受黑龙江,又南受乌苏里江,汇注于海,因其纳三江之大,故名混同。盖松阿里江自南而北,黑龙江自北而南,历二千五百里之遥,两江不得混称。其上游未会时,仍当称松阿里江云云。此足证《金史》混同江一名黑龙江之误。”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的学术考辨层次分明,引征材料丰富,所得结论可信,以娴熟的考辨技巧身体力行地实践了考据求实的学术理念,。

  其次,考证求实理念又表现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以考证是否精核作为学术评价标准上。在史部地理类提要开篇,四库馆臣即对所收之第一部地理著作——《三辅黄图》的史料考据是否精核方面进行评价说:“所纪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析,至为详备,考古者恒所取资。惟兼取《西京杂记》《汉武故事》诸伪书,《洞冥记》《拾遗记》诸杂说,爱博嗜奇,转失精核,不免为白璧微瑕耳”,既肯定了其采择史料详备,而且总体上比较真实,能为后人“恒所取资”,又批评了它采用一些伪书杂说,具有“爱博嗜奇,转失精核”的缺点。又如四库馆臣对《淳熙三山志》的学术评价,也是从考据是否精核的角度立论的:“其志主于纪录掌故,而不在夸耀乡贤,侈陈名胜,固亦核实之道,自成志乘之一体,未可以常例绳也,其所纪十国之事,多有史籍所遗者,亦足资考证。视后来何乔远《闽书》之类,门目猥杂,徒溷耳目者,其相去远矣”,其中以“核实之道”、“足资考证”作为对《淳熙三山志》的总体评价,说明了四库馆臣对考据求真理念的重视。

  再次,考据求实理念还表现在四库馆臣对于地理志书疏于考证的严厉批评。例如,四库馆臣批评明沈津《邓尉山志》“失考甚矣”;批评明曹学佺《舆地名胜志》“杂采而成,颇无伦次,时亦舛讹,又多不著出典,未为善本”;又批评明张莱《京口三山志》,虽然“颇能正讹订讹”,但其“所依据多取诸郡县图经,未能博征群籍,故每有漏略也”;甚至对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也提出了批评:“采掇旧文,同异兼收,间有矛盾之处”,指责其考据不够精审。这些批评事例,说明四库馆臣极为重视考据求实,要求学风严谨,体现了《四库全书总目》征实征信的学术理念。

  五、重视实地考察,强调有裨实用

  四库馆臣非常重视通过目击身亲与实地考察而得来的第一手地理资料,认为它们不但是与文献记载相互印证的宝贵材料,大多也是有裨国计民生的实用资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与社会价值。因而,在史部地理类著述评价中,资料是否来源于目击身亲的实地考察所得,以及研究成果是否有裨实用,就成为《四库全书总目》评价历史地理著作成就高低的一个基本价值尺度。在史部地理类提要中,诸如“一一履勘遗踪,订妄以存真”“耳闻目见,皆得其真”“于河渠利病得之目睹”“务切实用”“切于实用”“学期实用”等语句屡见不鲜,四库馆臣对此问题之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为学应该有裨实用这一点,在《四库全书总目·凡例》中就有很明晰的论述。四库馆臣说:“圣贤之学,主于明体以达用,凡不可见诸实事者,皆属卮言。儒生著书,务为高论,阴阳太极累牍连篇,斯已不切人事矣,”倡导学者们“黜彼空言,庶读者知致远经方,务求为有用之学。”具体到史部地理类提要,四库馆臣对明张国维的《吴中水利书》的评价可为代表。评价指出,张国维在任江南巡抚时,兴建了“苏州九里石塘及平望内外塘、长洲至和等塘,修松江捍海堤,浚镇江及江阴漕渠”,卓有成绩,实际是一位治理河海水利的实践家,因而四库馆臣认为“是书所记,皆其阅历之言,与儒者纸上空谈,固迥不侔矣”,并且以“指陈详切,颇为有用之言”一语概括此书之价值,诚可谓名副其实。

  四库馆臣对于根据目击身亲资料而写成历史地理著作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此类著作内容记载真实性是其他著作无法比拟的。如对清张伯行的《居济一得》的评价,四库馆臣表扬说:此书“皆得诸阅历,非徒为纸上之谈者。伯行平生著述,惟此书切于实用”,不仅“条议东省运河坝闸堤岸及修筑、疏浚、蓄洩、启闭之法”,还总结“三禁、三束、四防、八因”等治河措施,这些都来自于他任河道总督时实践总结,因而此书“于诸水利病,条分缕析,疏证最详”。再如对元汪大渊《岛夷志略》的评价,由于此书是作者依据自己两次出海游历亲身经历而写成,因而四库馆臣肯定性地评价说:“诸史外国列传,秉笔之人,皆未尝身历其地。即赵汝适《诸蕃志》之类亦多得于市舶之口传。大渊此书则皆亲历而手记之,究非空谈无征者比。故所记罗卫、罗艟、针路诸国,大半为史所不载。又于诸国山川、险要、方域、疆里,一一记述。即载于史者,亦不及所言之详,录之亦足资考证也。”又如四库馆臣评价徐弘祖《徐霞客游记》说,“弘祖耽奇嗜僻,刻意远游,既锐于搜寻,尤工于摹写。……虽足迹所经,排日所载,未尝有意于为文,然以耳目所亲,见闻较确。且黔滇荒远,舆志多疏,此书于山川脉络剖析详明,尤为有资考证。”在这三个例证中,四库馆臣分别以“得诸阅历”“身历其地”“耳目所亲”等语句肯定了目击身亲对于历史地理记载真实性的重要意义。

  四库馆臣对于实地考察所得资料更是特别重视,这一点在四库馆臣对清乾隆时官修的《西域图志》和《河源纪略》两部著作的评价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两部著作是在乾隆年间清朝官方对西域新疆地区三次大规模舆图测绘以及派人前往探查黄河源头工作所获资料基础上编纂而成的,具有明显的重视实地考察成果的学术特征。《四库全书总目》以极为自豪的语气论述《西域图志》的编纂过程说,“记流沙以外者,自《史记·大宛列传》《汉书·西域列传》始详。而异域传闻,讹谬亦复不少。至法显、玄奘之所记,附会佛典,更多属子虚。盖龙沙、葱雪,道里迢遥,非前代兵力所能至。即或偶涉其地,而终弗能有。故记载者依稀影响,无由核其实也。”而《西域图志》的编纂开始于乾隆年间统一西域新疆地区之时,由于此时西域新疆地区已经“咸隶版图,又列戍开屯,画疆置郡。……每岁虎节往来,雁臣出入,耳闻目见,皆得其真”,为资料核实提供了方便。而且,清廷为经营这一地区,还专门派人前往此地“以日景定北极之高度,以中星验右界之偏度”,开展实地测绘考察,这为《西域图志》的编纂提供了直接的第一手资料来源。因而《西域图志》编纂完成后受到时人较高赞誉,四库馆臣则赞誉其具有“足以补前朝舆记之遗而正历代史书之误”的辉煌成就,并且认为《西域图志》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高的学术成就,原因就在于清人不仅对西域新疆地理情况“耳闻目见,皆得其真”,还开展大规模的实地测绘,获得了第一手资料。

  《河源纪略》也是在实地考察基础上编纂完成的著作。乾隆四十七年,乾隆帝派遣侍卫阿弥达前往青海地区“西溯河源,绘图具奏”。阿弥达考察后回奏,认为“星宿海西南三百余里有阿勒坦郭勒水,色独黄。又西有阿勒坦噶达素齐老,流泉百道,入阿勒坦郭勒,是为黄河真源”,并将相关调查资料上奏朝廷。清廷根据这些资料,并“寻繹史传,旁稽众说,综其向背,定其是非”,然后编成《钦定河源纪略》一书。四库馆臣对此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赞扬此书“所综核者,无一事不得其真;所任使者,亦无一人敢饰以伪。与笃什之探寻未竟、遽颟顸报命者,更复迥异。是以能沿溯真源,祛除谬说,……昭示无穷”,同时还批评指出了历代对于河源“纷如聚讼”的原因,主要因为历代“大抵所记之真妄,由其地之能至不能至;所考之疏密,由其时之求详不求详”。也即是说,四库馆臣认为实地考察才是清代河源研究超越历朝往代的根本原因所在。由此可见,四库馆臣确实非常重视实地考察方法,并且充分肯定了它在历史地理考证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实际上这是在倡导一种文献考辨与实地考察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于历史地理学科发展来说,这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学术主张。而且,四库馆臣还不断强调历史地理研究应该有裨实用,这实际上是强调了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宗旨,也有着重要的学术指导意义。

  综上所述,《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提要从体例规范、内容取材、文字表述、学术取向、研究方法、学术宗旨等方面针对历代地理著作提出了一系列学术批评主张,这是四库馆臣评价历代地理著作成就的主要学术标尺,集中反映了他们的历史地理认识水平及历史地理学观念,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乾嘉学派实事求是、严谨求实的学术理念,具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同时,这些主张也为清代历史地理学发展做出了重要理论贡献,为清代学术思想增添了新的内容,为后世历史地理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其学术理论价值值得重视。

  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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