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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古籍整理,历朝历代都是国家主导
2018年09月25日 09:3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杜泽逊 字号
关键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古籍小组;成立;中国文化;校勘;文化遗产;规划项目;科研工作;继承

内容摘要: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实也与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古籍整理事业相承接。古籍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则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国家指导性意见。再加上1978年已经开始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就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鉴定编目、古籍标点校勘注释汇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龙的大好局面。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近十年来参与古籍小组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在古籍规划的制定、古籍项目的评审、古籍奖项的评审和古籍编辑培训方面都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与古籍出版界的同志们交流更多了,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对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很大促进。

关键词: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古籍小组;成立;中国文化;校勘;文化遗产;规划项目;科研工作;继承

作者简介:杜泽逊,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

  60年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立,是新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

  古籍是中国作为文化大国的重要标志。文化大国的历史和文化大部分都在古籍当中,当然还保存于古墓葬、古遗址、古文物以及中国社会生活、中国语言当中,但就其信息量的丰富、记载的系统而言,还是以古籍为第一重要。

  古籍整理事业,伴随着古籍流传的历史,代代不绝。古籍整理事业甚至被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典策文章的存亡,成了国家存亡的标志,所以历代帝王十分重视,往往命令最有学问的人主持古籍整理工作。中国的古籍整理,它的主流基本上都是国家政策主导,这是中国的传统。比如说汉代,是皇帝让做的,做了二十多年,最后把重要的典籍整理好了,定好有多少篇,这些篇顺序是什么,文字上哪个为准。定好以后,有一个书录,把这个整理的过程给它说清楚。大概的意思是要搞成一个定本。到了东汉班固写《汉书》,特别设了一个《艺文志》,把西汉刘向、刘歆整理的图书目录《七略》抄了一遍,用这种方法把西汉时期的皇家藏书记录在《汉书》里面,来表现西汉时期文化的兴盛。

  民间的古籍整理行为也很多,但是总体上不是主导。我们在整理校勘《十三经》的时候,就把历史上的文本看了一下,唐代的“唐石经”就很好。宋代留下的文本,比较好的是官刻的单疏本、八行本。民间的版本也留下很多,通过校勘就会发现错误比较多,会用一些俗体字,比较复杂。我们现在看的《十三经注疏》诞生在南宋福建北部建阳的书坊,经过很长的时间,到了明万历年间才由皇家出版机构北京国子监正式出版。我们现在看,万历北监本确实又漂亮,又严谨。到乾隆时期,又一次被皇家出版机构武英殿刻印,文字规范,焕然一新,每卷都有《考证》。历史上正史的整理,也都是政府主导的,明代南京国子监刊刻了“二十一史”,北京国子监也刊刻了“二十一史”,清代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了更为精美的“二十四史”。殿本“二十四史”同样每卷后面附有《考证》。这个《考证》基本上属于校勘记。所以说,就历史来看,主干性的古籍整理几乎都是国家主导的。

  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周总理亲自抓古籍整理,命令顾颉刚先生负责“二十四史”点校,就与乾隆年间武英殿刊刻“二十四史”以及纂修《四库全书》前后相应。整理“二十四史”,虽然当时也说要“古为今用”,也说要“批判地继承”,要剔除封建糟粕。“二十四史”里面有没有糟粕?肯定有,但当时没有剔除,主要还是传承。现在没有发现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去掉了哪一段。不管是什么样的意识形态,政府主导“二十四史”点校,是历史的延续。

  1958年国务院成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其实也与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古籍整理事业相承接。国家行为、国家意志,历朝历代都是第一。古籍小组成立,带有象征性,不光是做实事,也意味着国家的一个走向。批判地继承我国文化遗产,与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涵也前后一贯,体现了新中国对待传统文化遗产的基本态度。国家古籍小组的成立,是国家贯彻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方针的具体措施。古籍小组制订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则体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系统性、科学性和国家指导性意见。整理出版什么古籍,如何整理,如何出版,都由古籍小组的规划来体现。当然规划只是指导性的,还可以由古籍整理工作者和出版单位根据实际情况来选题。上下呼应、上下补充,形成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的历史,也构成了新中国文化学术事业的一部分。与历史上的古籍事业相比,新中国的古籍整理出版事业,无论就规模还是就优秀成果的数量看,都远远超过了历史上各个时期,从而体现了中国文化事业达到了新的高度。能够达到这样一个新的高度,与古籍小组的指导与推动有着直接关系。这是一个基本事实。

  “文革”中古籍小组中断工作。1981年陈云同志对古籍整理作出批示,不久,中央恢复古籍小组,李一氓同志担任组长,许多省市成立专业古籍出版社。1983年教育部成立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周林任主任。在这一年,许多大学成立古籍整理研究所。再加上1978年已经开始的全国古籍善本书目编纂工作,就形成了古籍善本的普查鉴定编目、古籍标点校勘注释汇纂、古籍出版配套成龙的大好局面。古籍整理事业步入了快车道,涌现出一大批优秀人才,一大批优秀成果。

  中国经济发展抓住了难得的时机,中国文化的发展也同样抓住了机遇,这当中古籍整理出版事业表现尤为突出。在保持新时代中国文化的民族本色方面,我认为是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是新时代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色调问题,是件关系国家未来的大事。在这个问题上,古籍工作者应有高度的自觉性和历史责任感。陈云同志说古籍整理事业是关系子孙万代的大事情,今天回过头来看,那是非常深刻的历史命题。我们说古籍整理事业要上升到政治高度,也并非夸大其词。今天我们纪念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60周年,其重要意义也正在于此。

  我的感受是,个人的爱好是微不足道的,只有政府想做的时候,个人才有机会做。如果政府不想做,个人想做,也不是说不能做,但是会很艰难,并且只能做小的,不能做大的。

  我个人的学习过程,和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发展历程有直接关系。1981年中央下发古籍整理文件,我这一年考上山东大学中文系。1983年全国大学成立了十几个古籍所,山东大学古籍所也在这一年成立,山大校长吴富恒任所长,创始人董治安先生任副所长。1985年全国的古籍所开始招研究生,根据教育部古委会精神,第一届招生招的是研究生班,我考上了山大古籍所研究生班,1987年毕业留古籍所从事科研工作,做王绍曾先生的助手。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参加王绍曾先生主持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这个项目是中华书局约稿,也是国务院古籍小组规划项目、高校古委会规划项目。

  2008年我当选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成员(第四届),那年45岁,大概是其中最年轻的。也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近十年来参与古籍小组的工作机会增加了,在古籍规划的制定、古籍项目的评审、古籍奖项的评审和古籍编辑培训方面都发挥了力所能及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与古籍出版界的同志们交流更多了,学习到更多的知识,对我的教学科研工作有很大促进,也提高了我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的认识。在此,我对帮助过我的很多人表达衷心的感谢。

作者简介

姓名:杜泽逊 工作单位:山东大学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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