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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锡琛离开商务始末 ——再评汪家熔《张元济》一书
2017年09月29日 12:49 来源:文汇报 作者:柳和城 字号

内容摘要: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二张元济1920年后任监理,他留下的《馆事日记》只到1923年, 1926年他辞去监理后有部分当年日记留存,其中没有提到章锡琛离开商务的事。他移花接木,把章锡琛离开商务按到张元济头上,对张元济进行“理性的批判”(还用“异化”这类时髦词句批评张),目的何在?书评特别欣赏汪书关于张元济“主动”要求加盟商务的说法,说:“关于张元济加入商务,汪家熔以史料批评夏瑞芳误买劣稿、以350元月薪请张元济加盟的讹传,明确指出张加入商务更具有主动性。今天我们纪念张元济,研究张元济,并没人把张元济当神“无原则地膜拜”,但也不能信口开河,往先辈脸上泼脏水!

关键词:张元济;章锡琛;妇女;商务印书馆;离开商务;出版;先生;守旧派;年谱;批评

作者简介:

  张元济绝不是“封建卫道士”,更从未有人提及是张菊老“赶”走章锡琛的。如果此说成立,张元济不成了商务“守旧派”头子了吗?对此大是大非问题,来不得半点含糊。

  汪家熔先生《张元济》(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年10月)一书问题多多,笔者已发表《对汪家熔〈张元济〉一书的质疑》(《博览群书》2017年第4期)予以评论。另有一处汪书“独到史料”,因涉及商务印书馆馆史上一件大事,不能不提出来讨论,以正视听。

  一

  作者引用吴泽炎先生一段话:“张菊老之要求严,很多人是受不了的。一个好处是他对自己严,否则更不行。他在一个封建社会,处身于上层,内心中间很骄傲,实在是很看不起人的。……而且脾气非常暴躁。有时提出使人难堪的条件。章锡琛离开商务,他(张)有很大的感情作用。但平心而论,他使商务印书馆成为一个正派出版社。”(第320页,省略号原有)吴泽炎先生193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审部,担任助理编译员,那时张元济早已退休,是否会有如此“亲密”接触得出的感受,值得怀疑。称张元济“内心中间很骄傲”“脾气非常暴躁”,暂且不说这种对菊老的歪评有否根据,与其他商务同人的记述就大相径庭,令人难以置信;且吴早已成故人,死无对证,是否如此说过,是否有笔录,“听者”叙述又加省略号,随便抛出此类无根无据的“独家史料”,绝不是严肃的学术研究所应有的态度。把此当作对张元济先生所谓“理性看法”的证据,更为荒谬。

  章锡琛1925年末愤然离开商务并创办开明书店,本是出版史上一件大事,当事人有很多记载,偏偏不用,却采用道听途说的片言只语,当作信史。那时吴泽炎先生尚未进商务,不可能亲历,至多也是传闻而已,汪家熔又没有记下更多话语,只说张“有很大感情作用”。什么意思?令人捉摸不透,给人唯一印象就是章锡琛离开商务由张元济一手造成。事实果真如此吗?

  章锡琛1912年1月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辑《东方杂志》,时年23岁,年轻气盛,才思敏捷,在编辑之余从事日文翻译。1920年商务创办的《妇女杂志》面临改革的考验。章锡琛与周建人接任编辑,提倡妇女解放与婚姻自由,开辟专栏组织妇女问题讨论,并刊登鲁迅等新文学作家的作品,刊物发行量陡增。1925年1月号《妇女杂志》为“新性道德专号”,刊登章锡琛《新性道德是什么》、周建人《性道德之科学的标准》等文章,引发社会上的强烈反响,受到守旧派的攻击。《时事新报》附刊《青光》及《晶报》刊文,硬说章锡琛提倡“男子多妻,女子多夫”;《现代评论》也刊登陈百年《一夫多妻的新护符》的攻击文章,指责章、周主张纵欲,有害社会风气。争论引起商务当局恐慌与不满,编译所长王云五认为章有失体统,撤掉其《妇女杂志》主编职务,由杜就田继任。章的同事郑振铎、胡愈之等很为他抱不平,劝章锡琛另编一份月刊,经过讨论,定名《新女性》,用新女性杂志社名义发行。章锡琛1931年1月在开明书店的《中学生》杂志上谈到编辑《妇女杂志》时写道:

  我们的兴味,由此竟集中到妇女问题上,常常想夹七夹八地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除了《妇女杂志》之外,又在外面编辑旬刊周刊,如《时事新报》的《现代妇女》及《民国日报》的《妇女周刊》之类,趁晚上写一点肆无忌惮的文字,批评社会及个人。但因此写滑了手,在《妇女杂志》也竟发表和当局意见不甚相合的文字来,常常受到警告。到民国十五年,为了一篇文字,受某学者批评,因而发生争辩,遂从当局送来严重的警告。我本来就想辞职,但因了钱智修先生的劝告,只得姑且忍耐。后来当局对于稿件的检查愈加严厉,使我们万难忍耐,不得不提出辞职。这辞职书提出之后,就被核准,但仍然不许我出去。结果把我调到国文部,周先生调到博物部,杂志改由杜就田先生接办。到了年底,经几个友人的怂恿,要我另办一种关于妇女问题的月刊,定名叫《新女性》……(章锡琛《从办学校到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商务印书馆九十五年》第102页,商务印书馆1992年1月)

  胡愈之在回忆开明书店的文章中说:

  章锡琛因为在他主编的《妇女杂志》上写了反对封建主义的文章,商务印书馆的某些当权者认为不妥当,把他除了名。我同章锡琛差不多同时进商务印书馆,大约在一九一四年,两人同住在一间房间里,关系很好。章锡琛为了写妇女问题的文章而被解职,我感到很不满意。于是我们商量另外办个杂志,叫《新女性》。《新女性》就是我和章锡琛他们几个人办起来的,钱也是大家凑起来的。开头很困难,大家都不是有钱的人,印刷费都是大家凑起来付的。(胡愈之《纪念开明书店创建六十周年》,《我和开明》第39页,中国青年出版社1985年8月)

  商务同人吴觉农也说:

  一九二五年,《妇女杂志》刊出了关于离婚问题和新性道德等文章。其实,也不是什么新思想,基本上还脱不开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或“爱情至上”主义者的论点。但却遭到商务印书馆内外一些封建卫道者的非议,后来引起一场公开辩论,商务当局怕的最那些“名人”,于是把章、周两位调离了《妇女杂志》,使《妇女杂志》又回到了只讲“妇道”“妇容”和如何做鸡蛋糕之类的老路上去了。(吴觉农《我和开明书店的关系》,同上,第81页)

  章的儿子章士敭在《章锡琛先生传略》一文里则明确指出,《妇女杂志》与《现代评论》派双方论战时恰逢“五卅惨案”,章以“妇女问题研究会”名义参加“上海学术团体对外联合会”,声援群众运动,编译所长王云五遂以审查杂志清样为名,干涉编辑工作,章锡琛提出抗议而辞职(《我与开明》第173页)。章锡琛在北宝山路宝山里自己的寓所办起这份《新女性》杂志,后来王云五知道了,就解除了章锡琛的职务。1926年秋,章锡琛与其弟锡珊正式开办开明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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