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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目录学的价值内涵 ——评傅荣贤《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视野转向
2018年04月09日 16:28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作者:郑建明 字号
关键词:著录;书目;分类;学术;内涵;提要;中国;揭示;文化;人伦

内容摘要:迄今为止,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历代目录的著录、提要、分类、序言等形式因子的史实揭示及其历时性梳理。扬州大学傅荣贤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 5月版),正是一部以内容为逻辑起点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专著,以文献单元的标引(著录、提要)和文献单元关系的揭示(分类、序言)为形式,通过主体介入的导向性话语。中国先贤不满足于对书目表层形态作机械地定性与析解,而是要追问文献体系与学术体系背后的政教人伦价值,由此导致了对书目形式(著录、分类、序言、提要、小注等)的大异其趣的设计。

关键词:著录;书目;分类;学术;内涵;提要;中国;揭示;文化;人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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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代文献不是单纯的物理对象和已然完成的物化存在,而是一种心性的表达,古代目录必须揭示出文献的价值内涵。迄今为止,中国古代的目录学研究主要聚焦于对历代目录的著录、提要、分类、序言等形式因子的史实揭示及其历时性梳理。但是,与这些形式因子和外在结构相比,目录学本质更为重要。扬州大学傅荣贤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知识产权出版社2017年5月版),正是一部以内容为逻辑起点研究中国古代目录学的专著,以文献单元的标引(著录、提要)和文献单元关系的揭示(分类、序言)为形式,通过主体介入的导向性话语,确认客体文献的价值论存在,文献背后的文化亦不再具有理智唯一性。

  一、古代目录学的内容和形式

  清人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序》中指出:“校雠之义,盖自刘向父子部次条别,将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非深明于道术精微、群言得失之故者,不足与此。”《校雠通义·互著》又曰:“古人著录,不徒为甲乙部次计,如徒为甲乙部次计,则一掌故令史足矣。何用父子世业,阅年二纪,仅乃卒业乎?盖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根据章学诚的洞见,由西汉刘向发凡起例的中国古代目录学主要包括三大方面的内容:一是有关“甲乙部次”的技术内涵,二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学术史内涵,三是“申明大道”的超越追求,说明中国古代目录学是兼具技术、知识和信仰的统一整体。然而,正像庄子“庖丁解牛”典故所揭示的那样,形下之“技术”必须上达“依乎天理”之“道”。同样,古代目录学中“甲乙部次”的技术也不能被提纯出来予以独立运思以求精进。例如,明代官私书目多重分类检索,但主流分类仍以四部体系为圭臬且多首列“制书”,直接回应了传统文化重经史、轻子集的学术主张以及对皇权崇高地位的确认,说明作为技术的分类,必须与学术类别以及政治教化与人伦彝常的整合达成共识,才能确证自身的合法性。同样,中国古代先贤并不为学术而学术,学术是为人伦教化之道服务的。钱穆比较中西学术指出:“(西方)诸艺皆独立在人之外,人乃从而学之,此则学为主而人为从,乃为孔子所深戒……故孔子教人学六艺,乃必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艺与道不同。苟徒知游于艺以为学,将使人没于艺,终必背于道。”(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台北:学生书局,1975:序:5 )因此,信仰高于知识,知识高于技术,人伦大道之信仰,才是判断文化现象的根本标准。反映在目录学上,“中国历代书目的编制者,并没有去思考‘书目’和书架上庋藏的图书顺序有什么关系。他们所考虑的,一是如何将图书‘学术系统化’,二是如何在书目中传达出教化思想”(周彦文:《中国目录学理论》,台北:学生书局,1995:26)。总之,“申明大道”的“教化思想”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处于优先地位,其次是学术考辨,而排检则处于相对次要的位置。杜定友认为:“我国目录学者未尝以检查方法之是否便利而加以研究也。”(杜定友:《校雠新义(下)》,上海:上海书店,1991:2)杜氏之嗤点,正反映了“技术”在中国古代目录学中等而下之的地位。

  从形式上说,古代目录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文献单元的标引,二是对文献单元的组织。其中,标引又包括著录(记录书名、篇卷、作者等)和提要,标引形成的一条条独立款目,旨在确定“每一书”形式和内容的相关数据,基本属于狭义校雠学的范畴。只有将针对“每一书”的款目组织成一个统一的结构体系,才能形成书目。而分类和类序是文献组织的主要元素,旨在揭示“一批书”之间的结构关系并进一步确立“一批书”背后的文化结构,最终实现检索利用乃至规划“天下”文献、反省“天下”文化的功能。

  二、古代目录学研究的价值内涵

  诚然,形式依赖于、并服务于内容。与古代目录学的上述三大内容相比,西方目录只仅具有“甲乙部次”的技术内涵,这集中体现在类似“书目又称目录,它是著录一批相关文献,按照一定次序编排组织而成的一种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的工具”(彭斐章:《目录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1)的定义之中,其目的是为了检索和利用文献,效率也成为技术的唯一反省维度。相应地,西方目录学只对与观察事实有逻辑联系的文献的物理特征和知识论内涵进行标引和组织,形成了以客观化为取向的形式主义目录。中国先贤不满足于对书目表层形态作机械地定性与析解,而是要追问文献体系与学术体系背后的政教人伦价值,由此导致了对书目形式(著录、分类、序言、提要、小注等)的大异其趣的设计。

  (一)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标引

  古典文献包括:①物理形态(如书名、著者)、②知识论内涵、③价值论内涵。一方面,古人更为重视文本知识论背后的价值内涵,并以此为依据判断文化现象、确立文献秩序的依据,这是古代目录学的所在根柢。另一方面,涉及文献事实的物理形态和知识论内容,应该具有确定不变的解释。然而,古人并不用真值条件来检验这些客观元素,而是努力到文献之外去寻求确认其意义的参照。例如,文献作者是物理性的确定概念,但对跨代作者归于何代的定夺,有所谓“陶潜书晋之例”,即以是否“仕二主”作为界定作者朝代的关键,从而也把对作者的著录提升到了政治伦理的高度。同样,在著录范围上,“实收”什么文献,本质上表明古代书目是一种选择和判断,涉及与人文环境互为观照的文化表达和价值评估。例如,《四库全书》以“等差有辨,旌别兼施”为收录原则,《隋志》删汰“文义浅俗、无益教理”的文献,皆是显例。

  显然,古代书目著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并不将实然存在的文献当作“客观给定”的对象之物,而是赋予了书目主体能动性改造对象的权力,这在“知人论世”的提要中体现得特别明显。例如,南宋晁公武不满王安石(1021—1086)改革,在《郡斋读书志》中对王安石的评价亦颇多贬词,甚至斥之为“奋肊见之私,舒悱愤之语,恣乖隔而违大道”(汪辟疆:《目录学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5)。古代书目的提要,本质上是评论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旨在从主体判断的角度,考察和评价文献对人和社会的意义。

  (二)中国古代目录的文献组织

  古代分类是以政治教化和人伦彝常为依据的,分类的过程既要了解可形式化的文献之实物、性质、事件等,还要了解不可形式化的价值和意义。例如,《四库总目·圣学大成》提要曰:“所引皆讲学之语,当列于儒家。以其中杨起元辈俨然自号比丘者亦厕简牍,则其流不一矣,故改录之于杂家。”《圣学大成》根据“所引皆讲学之语”的知识论内涵,当列在子部儒家,但因“其中杨起元辈俨然自号比丘者亦厕简牍,则其流不一矣”,故改隶子部杂家。显然,自然主义的客观分析并不是揭示古代类别的自足方法,日常生活和社会人伦中的经验、常识之类的价值因素才是古代分类更为本质和核心的成分。如果说,西方分类的本质是用逻辑化的类别控制文献,古代目录对文献的判断则充盈着强烈的人文主义色彩。例如,《四库总目·史部·传记类序》曰:“一曰圣贤,如《孔孟年谱》之类。二曰名人,如《魏郑公谏》之类。三曰总录,如《列女传》之类。四曰杂录,如《骖鸾录》之类。其杜大圭《碑传》、《琬琰集》、苏天爵《名臣事略》诸书,虽无传记之名,亦各核其实,依类编入。至安禄山、黄巢、刘豫诸书,既不能遽削其名,亦未可薰莸同器,则从叛臣诸传附载史末之例,自为一类,谓之曰别录。”这里,不同的人物良莠有别,高低有序,反映了儒家的正统观念,本质上是要在条理文献的过程中条理社会和人,堪称社会与人的象征定位过程。因此,古代分类不是属于认知的领域,而是属于价值的领域,它不像近现代分类那样通过明确的类名范畴,建构一套关系裸露、法则繁琐的描写主义的形式体系,而是疏通、空灵,不滞于形且以意统形、心凝形释,努力建构出一种削尽冗繁的意义结构。用西方的思想索解中国古代的“类”,无论裁剪得多么周到和精致,都不能揭示出中国古代“类”的义理韵味和精神内涵。古代目录中的每一“类”文献并不追求文献形式、主题概念或学科专业等客观维度上的逻辑统一,而是追求文献内涵在修己和经世之价值功能上的一致,因而属于表义功能类。

  和分类一样,序言也是针对“某类书”的,它是在分类的基础上对“某类书”的进一步说明。总体而言,序言的内容有二:一是“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揭示“某类书”的渊源和流变;二是在历时性的源流梳理中,表达着对文献、学术、文运之好坏、善恶的二元判分。例如,《汉志·数术略序》即暗含对源头意义上“明堂羲和史卜之职”的充分肯定以及对“史官之废久矣,其书既不能具,虽有其书而无其人”之流别意义上的不满。《四库总目》强调“酌中”,所以,《四库总目·经部大序》分别用“拘”“杂”“悍”“党”“肆”“琐”归纳经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流弊,然后概言“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祛而公理出”,从而伸张一种和会汉宋的学风。显然,类序和著录、提要、分类等其他形式要素一样,都不是对文献的“客观”认读,而是强调文献回归主体尺度的必要性及其可能向度,因而不能作独立的“提纯”研究。

  三、结语

  古代文献不是单纯的物理对象和已然完成的物化存在,而是一种心性的表达,古代目录必须揭示出文献的价值内涵。价值判断以书目主体的经验为转移,必须生活在自己解释的“客体”中。这决定了中国古代目录不是“求真”而是“弘道”,不能运用逻辑范畴、科学命题或人工语言来标引和组织文献。因此,“中国古代目录学并不固步自封地局限在‘术’的形而下层面,而是密切联系社会政治和人伦生活,具有‘道’的形而上追求,成为入世的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傅荣贤:《中国古代书目中的文献秩序、人伦秩序和天道秩序》,《图书馆杂志》2013年第12期)。经过目录整序的文献也不再是原生态的,而是评论态的,文献只存在于人的观念之中,只有为人所接受的文献,而不存在人的主观认识之外的文献。所谓“客观”或“真理”不过是来自书目主体的内部律令,是书目主体心灵中的一个伦理学尺度,它不是知识论范畴,而是一个价值论概念。目录是经过书目主体刻意设计的目录,书目主体以主体干预的方式强调文献的价值内涵从而让读者在文献接受和认读中提升个体道德并最终达到“天下归仁”的理想境界,这是仅仅着眼于理性技术的现代目录学所无可比拟的。

作者简介

姓名:郑建明 工作单位: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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