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史 >> 评论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信史”开端之争
2020年05月19日 09:10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王兴 字号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年代是构成历史的重要因素。关于中国“信史”的起点,是一个久经讨论未能完全解决的问题。在历史书写方面,中国“信史”究竟应定于何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历史撰述涉及这一问题时,出现了几种不同观点。其中的论争及背后所反映的学术理念,仍值得探究。

  一、始于黄帝说。《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了远古传说中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的事迹。后人参考此说,认为中国“信史”始于黄帝。1901年,梁启超发表的《中国史叙论》即以“黄帝”作为中国无史与有史时代的界限。1903年,曾鲲化赴日深造,同年以笔名“横阳翼天氏”出版了《中国历史》(东京东新译社)。该书“遵司马迁特例,记始于创酋长政治之黄帝”,认为从文明进化的角度而言,黄帝为中国历史“开幕之第一伟人”。夏曾佑《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也将黄帝视为中国“信史”的开端,强调“中国信史者,必自炎黄之际始”。此类观点在之后的中国历史撰述中仍有延续,如孟世杰《中国史》(百城书局1931年)、章嵚《中华通史》(商务印书馆1933年)等。将中国“信史”定于黄帝之际,其立论基础是“黄帝”为“我国开幕第一伟人”“中华始祖”等。由黄帝上溯,伏羲、神农等神话传说人物均不足信;由黄帝而下,中国社会逐渐开化,人类活动始有迹可循。彼时的历史撰述关于“黄帝建国”的阐述,也基本以此为出发点,“黄帝”的象征性由此得以加强。中国“信史”始于黄帝的观点,表明中国历史的悠久,不管是在20世纪初还是在抗战期间,都有助于增强国人文化自信心、增进民族凝聚力。

  二、始于唐虞说。认为中国“信史”始于黄帝的学者,他们也认同中国传统古史体系中的“五帝系统”。然而,另有学者认为“五帝系统”不足信,因此他们将中国“信史”开端下移,定于唐虞时期。20世纪20年代,缪凤林先后在沈阳东北大学、南京中央大学讲授国史并编写教本。1932年,他的《中国通史纲要》第一册(中山书局)提到“遗存年岁,虽略与有史时代衔接,然与太古传说,则多枘凿,盖唐虞以前无信史故也”,因此他将唐虞以前视为“传疑时代”。40年代,他的《中国通史要略》仍明确指出“孔子订书,始于唐虞,今略师其意,次唐虞以降为信史,而其前则概曰传疑”。另外,李云坡在30年代初出版的中学教本《本国史》(文化学社1931年),亦主张中国“信史”始于唐虞,并将唐虞以前的中国古史归于“史前时期”。黎东方《中国历史通论·远古篇》(商务印书馆1944年)亦持此种看法。

  三、始于夏禹说。李泰棻也认为五帝时期“绝非信史”,因此他在《中国史纲》(武学书馆1922年)的章节名称中,将此一时期的内容命名为“所谓五帝”加以记述。他在书中述及“大禹”时则提到“中国之有信史,盖自禹始。且自禹时,洪水平,蛮苗服,为上古一大结局”。张震南《国史通略》(中华书局1930年)也指出,由黄帝而上,难定年代,三皇之传说,常杂神怪,因此他认为“三代之世,史事甚明”,“史迹之粲然可信者,必自夏禹始”。大禹是否真实存在,以及能否作为中国“信史”的开端,成为当时学术界争论的重要话题之一。一方面,1923年,顾颉刚开始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并引发古史论战。重新审视古史传说系统和传世文献的可信度,是古史辨派关注的重要内容,顾颉刚等人对传统古史系统中大禹的真实存在产生怀疑。另一方面,王国维相信禹的真实存在,他的《古史新证》首先讨论禹的问题,认为禹是中国古帝之一,并引春秋时期的铜器加以证明。王国维的观点是当时诸多不同意见中的一个重要代表,并成为后来出现的中国历史撰述阐述古史问题的一种重要取径。

  四、始于商朝说。也有学者依据出土文字材料及相关考证成果,将中国“信史”开端继续下移,从“写的历史”的角度,认为中国“信史”始于商朝。1927年11月,陆懋德至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并编写讲义。他对尧、舜、禹事迹有所“存疑”,认为“商以前史事,仅凭传说。自商代起,始有同时代之记载……商代史料不但有《商书》为凭,且有地下发现实物为证”。对于中国历史时代起点,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根据最新考古学知识,判断“商代才是中国历史的真正的起头”。白进彩《高中中国史》(文化学社1933年)也强调“商代为我国历史之开始期”。张荫麟《中国史纲》(青年书店1941年)也指出“严格的说,照现在所知,我国最初有文字记录的时代乃是商朝”,该书以“商朝为出发点”。他同时提到“关于夏朝,我们所知远更模糊”,例如,夏朝有没有文字和铜器、农业发展程度如何、政治组织与商朝有何异同,这些问题都无法回答;如果再从夏朝上溯,“则见历史的线索迷失于荒唐的神话和理想化的传说中,不可析辨了”。20世纪40年代,金兆梓《中国史纲》(中华书局1945年)、周予同《本国史》(开明书店1947年)等亦持类似观点。

  五、始于春秋说。“疑古”运动的兴起,对中国古史编纂者提出了一个严峻问题,即中国“信史”应从哪里写起。顾颉刚等人的种种“所疑”,很快引发学术界不同的声音,但“古史辨”运动对知识界更直接、更具刺激性的影响在于,中国“信史”由此缩短。以此为参照,中国历史撰述以春秋时期作为“信史”开端。顾颉刚经胡适介绍,应商务印书馆之约,与王钟麟(伯祥)合编初中教材《本国史》。该书上册于1923年9月出版,书中虽未明言中国“信史”始于何时,但对上古史的叙述,已将“三皇五帝”系统推翻,甚至认为尧舜事迹亦不可靠。从当时顾颉刚与胡适等人相关信函来看,以东周作为不可信与可信的中国上古历史的分界点,这样中国“信史”就再次“缩短”至2500多年。借用顾颉刚的话,这确实是“一大革命”。王桐龄的观点与顾颉刚等人的“古史观”有相似之处。他从准确的历史纪年考虑,认为中国“信史”应始于春秋时期。王桐龄《中国史》(文化学社1927年)强调春秋以前之年代“亦只以疑传疑,未敢据为定案”。

  透过20世纪上半叶中国历史撰述关于“信史”开端问题的几种不同认知甚或论争,可在一定程度上考察不同史家的“古史观”。从“信”与“疑”的视角而言,不管是“拉长”还是“缩短”中国古史,可能他们所书写的“古史”与客观的中国上古历史相比,还有一定距离,从中亦可窥见不同史家“信”与“疑”的标准和尺度。

  上述史家对中国“信史”起点有不同看法,一个直接原因是对“古史”材料的认识及解读不同。例如,关于文字起源,是采用传说中黄帝史官仓颉造字的观点,还是根据殷墟甲骨文字所反映的历史事实,当以不同的“古史”材料为出发点时,对中国“信史”开端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也就不同。即使根据殷墟甲骨文字确定了商朝“信史”的地位,但由商朝上溯至夏朝时,夏朝社会情形如何、夏朝是否存在文字,针对这些问题又有不同看法。除了史料本身之外,采用何种方法分析这一问题也至关重要。有学者曾指出,“欲断定中国信史的开始,是要根据科学的方法、古籍的审定和实物的发现三个条件,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古籍”和“实物”都可纳入“古史”材料的范围,但对这些材料加以考辨时,“科学的方法”亦不可少。

  关于中国“信史”始于何时,当时学界并无定论,但基本上将其定于“三皇五帝”传说系统至有文字可考的殷商区间段内。在当今学术界进一步认识中国“信史”起点问题甚或展开争论时,回顾和审视20世纪上半叶关于中国“信史”开端的阐述,对进一步建立科学的中国古史体系和中国特色古史观亦有借鉴意义。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资助项目“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家历史撰述中的‘古史’建构研究”(2019M66090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协同创新中心)

作者简介

姓名:王兴 工作单位: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崔蕊满)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用户昵称:  (您填写的昵称将出现在评论列表中)  匿名
 验证码 
所有评论仅代表网友意见
最新发表的评论0条,总共0 查看全部评论

回到频道首页
QQ图片20180105134100.jpg
jrtt.jpg
wxgzh.jpg
777.jpg
内文页广告3(手机版).jpg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