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在文中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同丁守和讨论合作办刊，推动中国文化史研究的情况，以及与王尧相交，尤其是90年代邀请王尧担任《中华文化通志·民族文化典》主编的往事。

　　忆丁公守和

　　今年5月10日，是丁公守和九十诞辰。丁公1926年出生，河北省望都县人。1950年8月调到中央编译局工作，担任研究室主任期间，与殷叙彝一道编辑《五四运动文选》，编撰《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共三集，我最初知道丁公正是通过这些著作，那还是大学读书时代，因为它们全景式地较为客观地展现了五四时期思想文化界的面貌，所以，那时读得很仔细。

　　丁公1961年初调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任《历史研究》编辑部主任，不几年，“文革”爆发，《历史研究》停刊，他也受到批判与冲击。这段时间，我和他可能的一次间接的交接，就是戚本禹批判李秀成的文章发表后，我写了一篇两万多字的长文，同戚本禹商榷。正在跟着黎澍读研究生的王学庄通知我，说《历史研究》准备发表，这很可能是丁公的意见。但王学庄再三考虑，还是把文章抽了下来，不然，又多了一个被批判的靶子。遗憾的是，这篇稿子后来给遗失了，没有还给我，我也没有留下底稿。“文革”结束以后，丁公负责筹备《近代史研究》并担任主编，同时在近史所组建了专门研究文化史的近代文化史研究室，任主任。我和丁公相识，就是在这之后。

　　1979年2月，我获得平反，其后，获邀参加一些学术研讨会，包括全国史学家代表大会，与丁公得以相识。蒙丁公不弃，不嫌我还是后生小子，竟一见如故，交往越来越频繁。当时，他想主编一套《辛亥革命时期期刊介绍》，要求我协助组稿，代寻期刊，约请作者，至今我仍保留着的丁公数十封来信中，约四分之一都是讨论这一方面事情的。另四分之一来信，是讨论合作编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及《瞿秋白选集》一事的。从1979年开始，我和黄美真、石源华一道编校《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不久，瞿秋白得到平反，丁公告诉我们，《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已被列入党和国家领导人著作出版系列，有关领导部门决定温济泽、丁守和、陈铁键参加这项工作，由温济泽任组长。北京各位和我们合作非常愉快，不仅补充了来自中央档案馆所收藏的瞿秋白的许多重要文献，而且大大提升了两书的编校质量。温济泽人极和善，意见也极中肯，但他工作甚忙，具体联系多由丁公负责。这一组来信，涉及《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收文、编校、分工、进度、出版，及《瞿秋白选集》选目、注释等问题。丁公工作的激情与效率，对我一直是个鞭策。

　　和丁公在近代文化史研究室长期共事的刘志琴在《农民本色丁守和》说：“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他是始创者之一。要知道，建国后随着社会学和文化学的取消，文化史的研究在大陆已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前，在全国高等学校和研究机构中，没有一个文化研究所(室)的设置，也没有一门综合文化史的课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率先成立全国第一个文化史研究室，他是研究室第一届主任，并在1983年与复旦大学历史系思想文化研究室联合发起召开建国以来第一届文化史研讨会，主编出版了建国以来第一个《中国文化研究》刊物。丁先生对推动文化史的复兴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历史并未远去，可在当今追述八十年代文化研究的论著中，有的已把丁先生遗忘，这固然是作者掌握资料不够全面，研究不够深入，也与丁先生不善张扬不无关系。”刘志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是高我两届的学长。对于她所说的事情，作为一名当事人，就我所知作一说明，应是义不容辞的职责。丁公给我的来信中，讨论如何合作推进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差不多也有四分之一，从这些信件，可以较为清晰地了解丁公这方面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