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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逢祥:陈寅恪史学个性的再探讨
2018年09月19日 09:59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1期 作者:胡逢祥 字号
关键词:陈寅恪;中国现代史学;新宋学;政治意识

内容摘要: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

关键词:陈寅恪;中国现代史学;新宋学;政治意识

作者简介: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内容摘要:陈寅恪治学,素以坚守“学术独立”的个性为人们所钦佩,然其中饱含的忧世淑世精神及理性处置求实与“取鉴”关系的守则,同样值得关注。观其历史研究的种种实践和中年以后一再倡导的“新宋学”,除了旨在从方法上建构一种考据与义理兼修的现代学术理想境界外,实际也与此种关注世运,希冀民族文化复兴和国家富强的情结深切相关。探讨和进一步厘清这些问题,显然有助于更为全面地理解陈寅恪史学的个性及其时代特征。

   关键词:陈寅恪 中国现代史学 新宋学 政治意识

   作者简介:胡逢祥,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

 

  一、陈寅恪的淑世情怀与文史研究

  近年来,论及陈寅恪的治学,人们最津津乐道的往往是其一生倡导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及其“为学术而学术”的典范意义。这样的理解固然不错,可惜并不完整。因为事实上,陈氏的学术还明显有着继承传统“经世”精神和留心时政的一面,①这同样需要我们加以关注。

  陈氏出生于晚清官宦家庭,受祖父辈忧心时局和忠勤国事的家风熏陶,自小便十分关怀时政。尝谓:“寅恪少时家居江宁头条巷,是时海内尚称乂安,而识者知其将变。寅恪虽在童幼,然亦有所感触,因欲纵观所未见之书,以释幽忧之思。”②即使长期留学海外期间,这份家国牵挂之情依然时时萦绕于心头。1910年,当他在德国得知原为清“藩属国”的朝鲜完全被日本并吞,不禁发出了“兴亡古今郁孤怀,一放悲歌仰天吼”③的感叹,为祖国的衰弱不振深感忧虑。另据《吴宓日记》,“一战”后陈寅恪在美国哈佛大学留学期间,与之日常交谈的主题,除学问外,亦多涉及现实社会风气和国家发展前景等,以为:“救国经世,尤必以精神之学问(谓形而上之学)为根基。乃吾国留学生不知研究,且鄙弃之,不自伤其愚陋,皆由偏重实用积习未改之故……今人误谓中国过重虚理,专谋以功利机械之事输入,而不图精神之救药,势必至人欲横流,道义沦丧,即求其输诚爱国,且不能得。西国前史,陈迹昭著,可为比鉴也。”④20世纪20年代在欧时,与朋友聚会,酒酣耳热之际,亦每好谈论政治、民生和教育等问题,“对于袁世凯之媚外篡国,尤其深恶痛绝,并以其余逆北洋军阀之胡闹乱政,大为可忧”。⑤

  回国后,他虽专事文史教研而不参与实际政治,却依然十分关心政局的变化,认为学术研究固有其独立性,但“哪里有作学问能完全脱离政治之事?但两者之间,自然有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如果作学问是为了去迎合政治,那不是真正在作学问。因为作学问与政治不同,毕竟有它自己的独立性的”。⑥在评价陈垣的宗教史著述时,他特别指出:“自来史实所昭示,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即就先生是书所述者言之,明末永历之世,滇黔实当日之畿辅,而神州正朔之所在也。故值艰危扰攘之际,以边徼一隅之地,犹略能萃集禹域文化之精英者,盖由於此。及明社既屋,其地之学人端士,相率遁逃於惮,以全其志节。今日追述当时政治之变迁,以考其人之出处本末,虽曰宗教史,未尝不可作政治史读也。”⑦他本人的文史研究,尤其透发出一种鲜明的淑世精神——希望为改良社会风气和推动社会进步起到正面作用。1931年,他在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特刊发文呼吁:近年中国古代及近代史料发现虽多,但无论是对本国历史、语言还是思想史的研究,现状都不容乐观,与日本的中国史研究相比,更见差距。“夫吾国学术之现状如此,全国大学皆有责焉,而清华为全国所最属望,以谓大可有为之大学,故其职责尤独重,因于其二十周纪念时,直质不讳,拈出此重公案,实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与清华及全国学术有关诸君试一参究之。”⑧

  从学术实践看,他的这种社会抱负主要体现在两个维度。

  一是出于对近代以来国势衰微而致学术不振的忧思,欲奋身与东西方汉学一较高低,为争取现代民族国家的学术独立和发展培植元气。从其发出“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田巴鲁仲两无成,要待诸君洗斯耻”⑨的呼喊,感叹敦煌文献出自中国境内,且以汉文为多,但成就却不及英、法、日诸国学人,“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⑩到指导史语所资料室大力搜寻西方现存的波斯人所著和突厥文蒙古史料,以为如此则“庶几日本人能见之书,我辈亦能见之,然后方可与之竞争”。(11)并一再要求史语所筹巨金购藏私人手中的清内阁大库明清档案,担心“现燕京与哈佛之中国学院经费充裕,若此项档案归于一外国教会之手,国史之责托于洋人,以旧式感情言之,国之耻也”。(12)俱可见其拳拳之心。

  二是其文史研究的选题,多贯穿着深切的社会关怀意识,诚如俞大维所说:“他研究的重点是历史,目的是在历史中寻求历史的教训。他常说:‘在史中求史识。’因是中国历代兴亡的原因,中国与边疆民族的关系,历代典章制度的嬗变,社会风俗、国计民生,与一般经济变动的互为因果,及中国的文化能存在这么久远,原因何在?这些都是他研究的题目。”(13)至于具体论著中以古通今,致力揭示可供现实资鉴的历史教训,更是时而可见。

  如引宋欧阳修撰《新五代史》之例,称其“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还自许肩荷民族文化传承的使命,一心企望追踪隋王通,“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14)“续命河汾”,(15)实际上都表达出欲以学术匡正社会的济世怀抱。又如主张将唐史“看作与近百年史同等重要的课题来研究。盖中国之内政与社会受外力影响之巨,近百年来尤为显著,是尽人皆知的,但对于唐史,则一般皆以为与外族无关,固大谬不然。因唐代与外国、外族之交接最为频繁,不仅限于武力之征伐与宗教之传播,唐代内政亦受外民族之决定性的影响”。(16)

  在论及中国古代儒、释、道三家的关系时,他指出思想史上儒佛融合的经验,足为今日应对中西文化交汇之资鉴。盖印度佛学输入后,所以能在中国思想史上产生如此深远的影响,完全是因为国人根据本土实际对它作了改造的结果。如只是简单照搬,即使能震动一时人心,最后终不免归于沉寂。鉴于此,他指出:“窃疑中国自今日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当亦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有所创获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17)

  当然,在理解陈氏上述“淑世”精神的同时,还必须看到其不遗余力地倡导“学术独立”的一面。在1929年所作的《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他提出:“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於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18)强调学术研究不可随意依附他人,亦不应以迎合某种政治需要为目的,不然便会失去自己存在的价值。直到晚年,犹不改初衷,他说:“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19)问题在于,坚守这样的立场,与前述学术“淑世”意识是否存在冲突?这正是我们要在此稍作讨论的。

  按照中国传统文化的理念,史学的“经世致用”与“直笔求真”是支撑其持久发展的双翼,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但在实践中,却往往会出现偏颇:执意“经世”者,有时或不免因此丧失学术本位立场,甚至成为某种政治力量的附庸;专以学术自娱者,则易遁入象牙塔中,不食人间烟火。20世纪以降,特别是新文化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近代科学思想的输入和传播日广,旧的“经世”学术因过于依附王朝政治而弊端丛生,大遭质疑。梁启超就指出:旧史学家从不肯为历史而治史,而必以“明道”“经世”为目的,“其结果必至强史就我,而史家之信用乃坠地”。(20)王国维、章太炎和顾颉刚等,也都表达过类似意见,倡导“薄致用而重求是”遂渐成一时风气。然自20世纪20年代末起,因受北伐和抗战等一系列政治事变的刺激,“经世”重新成为学术思想界关注的重点。这种认识上的摇摆和纠结,虽各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促成,实际上也多少反映出传统学术理念与西方近代科学规范下史学的某些不和谐。

  陈寅恪的学术实践表明,他对此始终保持了一份理性。即一方面要求坚守现代民主的理念,摆脱对政治权力的依附或私欲与各种外在压力的制约,以“独立自由”之人格,行实事求是之研究,以为非如此就谈不上真正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又继承了古来志士仁人以天下为任的“淑世”精神,“笃信白氏‘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之旨”,(21)自觉将忧心国事、关切社会的人文精神注入学术事业中,致力于从史中寻求史识与教训,以贡献于时代。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不少人出于对学术“经世”和“求真”之间冲突殊难调和的担忧,提出科学研究应完全排除“应用”的观念,认为“学问固然可以应用,但应用只是学问的自然的结果,而不是着手做学问时的目的”。(22)不然的话,难免在研究中掺入主观因素而影响其结果的客观性,甚至导向歧路。然而陈氏治史,似乎并不纠结于此,观其选题特别是长期耕耘的课题,大多自始即具有兼重学术和社会关切的特征。只是在研究过程中,无例外地都要求从原始史料出发,“经过认真细致、实事求是地研究,得出自己的结论。一定要养成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批评态度”。(23)可见其主旨明显倾向于保持两者的兼顾和协调运作。

  陈寅恪的上述观念和实践是否得当,自然可作进一步的讨论,但至少是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史学研究的基础,当然是实事求是,背离了这一点,必然会走向虚幻和误导社会,哪里还谈得上发挥应有的功能。但另外,也应看到,史学家的经世意识若非加入觅取功名利禄等私心,在不少场合实可增强治史的社会责任感,从而内化为史学发展的一种动力。如司马迁、司马光和顾炎武等,都是典型的经世学者,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史学也一直被公认是古代最具求真精神和最为严谨的。故并无足够的理由证明讲求“致用”就一定会违背“求真”的戒律。只要把握得当,传统史学的“经世”功能应当可以和现代史学的“科学性”接榫相容,并在两者之间形成良性的互动。当然,肯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每位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或史著撰写都须注重“经世”功能。作为个人,只要遵守学术规范,其研究无论是追求“纯学术”,还是志在“经世”,都应受到尊重,因为这对史学的整体发展,都是一种推动。只是作为一门现代人文学科,从整体上要求,发挥其健全的学术和社会综合功能,依然是人们所期望的。

作者简介

姓名:胡逢祥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实习编辑曹新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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