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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观象授时到四分历法 ——张汝舟与古代天文历法学说
2017年06月12日 10:15 来源:光明日报 作者:张闻玉 马明芳(执笔) 字号

内容摘要:其推算结果,既与现代天文学推测的实际天象相吻合(只有平朔、定朔的误差而已),又与古籍、出土文物中的历点相吻合,客观上验证了张汝舟先生所建立的天文历法体系的正确性。张汝舟先生精研古代天文历法,首先应用于西周年代学研究。我们以张汝舟先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为基础理论,以“三重证据法”为系统方法论,坚持“月相定点”说。张汝舟先生古代天文历法体系提供了一套可靠的研究古籍天象的系统理论,必将在未来的应用中发扬光大。张闻玉, 1941年生,四川省巴中人,现任贵州大学先秦史研究中心主任,曾在安徽滁州张汝舟先生门下问学,又从金景芳先生学《易》,在高校主讲古代汉语、古代历术、传统小学、三代纪年等课程,从事先秦史学术研究,强调传世文献、出土器物、曆日天象“三证合一”。

关键词:张汝舟;天文历法;天象;纪年;先生;古籍;岁星;三统历;研究;星宿

作者简介:

  顾炎武《日知录》有言:“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戍卒之作也;‘龙尾伏辰’,儿童之谣也。”

  在中国古诗文中提及天文星象的比比皆是,如“七月流火,九月授衣”(《诗经·豳风·七月》);“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晋陆机《拟迢迢牵牛星》);“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唐杜甫《赠卫八处士》),等等。可见,在古代,“观星象”是件寻常事,绝非难事。

  但到了近现代,天文却成为“百姓日用而不知”的学问。所以顾炎武慨叹:“后世文人学士,有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

  20世纪60年代,张汝舟先生凭借其扎实的古汉语功底、精密的考据学研究方法和现代天文历算的知识,完整地释读了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发展主线。从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到战国秦汉之际历法的产生与使用过程,他拨开重重迷雾,厘清了天文学史中的诸多疑难问题,使得这一传统绝学恢复其“大道至简”的本质,成为简明、实用的学问。

  考据成果

  《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左传》《吕氏春秋》《礼记》《尔雅》《淮南子》等古籍中有大量详略不同的星宿记载和天象描述。《史记·天官书》《汉书·天文志》更是古天文学的专门之作。

  夏、商、周三代观象授时的“真相”,经历春秋战国的社会动荡,到汉代已经说不清楚了。历法产生后,不必再详细记录月相,以致古代月相名称“生霸”“死霸”的确切含义竟也失传。自汉代至今,众多学者研究天文历法,著作浩如烟海。研究者受限于时代或者本人天文历算水平,有些谬误甚深,把可靠的古代天文历法宝贵资料弄得迷雾重重。张汝舟先生对此一一加以梳理。

  1.厘清“岁星纪年”迷雾。“岁星纪年”在春秋年代一度流行,少数姬姓国及几个星象家都用过。岁星,即木星,运行周期为11.86年,接近12年。“观象”发现岁星每年在星空中走过一辰30°,将周天分为十二辰,岁星每年居一辰,这就是岁星纪年的天象依据。可是,岁星运行周期不是12年整,每过八十余年就发生超辰现象。这是客观规律,无法更改。鲁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545年),出现了“岁在星纪而淫于玄枵”。“岁星纪年”因此破产了,仅行用百余年。而古星历家用以描述岁星运行的十二次(十二宫)名称(星纪、玄枵、娵訾……)却流传下来。而后,星历家又假想一个理想天体“太岁”,与岁星运行方向相反,产生“太岁纪年法”。但终因缺乏实观天象的支撑,也仅昙花一现。另取别名“摄提格”“单阏”“执徐”“大荒落”……作为太岁纪年的名称,代替十二地支。阅读古籍时,将这些“特殊名称”理解为干支的别名即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所用干支纪年别名与干支对应关系表)。

  2.纠正“四象”贻害。张汝舟先生绘制的星历表是依据宋人黄裳《星图》所绘二十八宿次序画的。传统星历表迷信《史记·天官书》的“四象”说,二十八宿分为东方苍龙、北方玄武、西方白虎、南方朱雀。由于四灵要配四象,于是宿位排列颠倒了,后人误排二十八宿、十二宫方向,贻误不浅。

  张氏星历表纠正了二十八宿排列次序;删除外圈十二地支;增加“岁差”方向;增加二十八宿上方括号内数字,这是唐宋历家所测,与春秋时期数据差异不大。用此表释读古籍中的天象清晰明了。

  3.否定“三正论”。观象授时时期,古人规定冬至北斗柄起于子月,终于亥月,这是实际天象,不可更改。每年以何月为正月,则会导致月份与季节之间调配不同,这就是“建正”(用历)问题。春秋时代人们迷信帝王嬗代之应,“三正论”大兴,他们认为夏商周三代使用了不同的历法,“夏正建子,殷正建丑,周正建寅”,即夏以子月为正月,殷以丑月为正月,周以寅月为正月。“改正朔”,以示“受命于天”。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以十月为岁首,也源于此。

  实际上,四分历产生之前,还只是观象授时,根本不存在夏商周三代不同正朔的历法。所谓周历、殷历、夏历不过是春秋时期各诸侯国所用的子正、丑正、寅正的代称罢了。春秋时代诸侯各国用历不同是事实,实则建正不一。大量铜器历日证明,西周用历建丑为主,失闰才建子建寅。春秋经传历日证明,前期建丑为主,后期建子为主。

  排除“三正论”的干扰,中流伏内的含义才得以显现。依据《夏小正》“八月辰(房宿)伏”“九月内(入或纳)火”“正月初昏参中”“三月参则伏”等连续的星象记载,确定中、流、伏、内是二十八宿每月西移一宫(30°)的定量表述。张汝舟在《〈(夏)小正〉校释》详加阐释。《诗经·七月》中“七月流火”是实际天象,是七月心宿(大火)在偏西30°的位置,则六月大火正中,这是殷历建丑的标志。毛亨注“七月流火”(“火,大火也;流,下也。”),已经不能精确释读天象了。后世多依毛氏阐述,远离了天文的“真相”。

  4.否定《三统历》。汉代刘歆编制的“三统历”详载于班固《汉书·律历志》,《三统历》被推为我国三大名历(汉《三统历》、唐《大衍历》、元《授时历》)之首,实则徒有虚名。“三统历”本质即为四分历,是《殷历》“甲寅元”的变种,且从未真正行用过。刘歆用“三统历”推算西周纪元元年,但受时代限制,他不明四分术本身的误差,也不知道“岁差”的存在。所以他推算西周历日总有三天、四天的误差。王国维先生即是据《三统历》推算结果悟出“月相四分说”,上了刘歆的当。

  “四象”“三正论”“三统历”“岁星纪年”,张汝舟称之为“四害”。去除“四害”,方能建立正确的星历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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