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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前期新史学郑樵接受史之分析
2018年01月11日 09:45 来源:《史学月刊》 作者:向燕南 字号

内容摘要: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谱系所处位置并不显赫的郑樵,进入20世纪后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其学术地位空前提高,甚至被认为是与司马迁并称的中国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在20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中,民族主义和西方史学文化在场下的比较,在其接受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最显著的特点,而所谓具有西方“科学”及“新史学”的精神,则是郑樵为新史学所接受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20世纪前期;郑樵;接受史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在读者阅读的具体过程中不断生成的。在中国古代史学史谱系所处位置并不显赫的郑樵,进入20世纪后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其学术地位空前提高,甚至被认为是与司马迁并称的中国最有成就的史学家。在20世纪前期对郑樵的接受中,民族主义和西方史学文化在场下的比较,在其接受历史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最显著的特点,而所谓具有西方“科学”及“新史学”的精神,则是郑樵为新史学所接受的重要因素。

  关 键 词:20世纪前期 郑樵 接受史

  基金项目:北京师范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郑樵学术接受史:南宋至20世纪前期史学批评中的郑樵研究”(SKZZY2015039)。

  作者简介:向燕南,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易学文化研究院教授。北京 100875

 

  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文本的意义,是读者在具体的阅读中不断生成的。作为文本接受者的阅读者,其意识取向,对于文本意义的确立,起着不容忽略的作用。读者阅读时,阅读者的社会情境,在构成其阅读期待的同时,也构成了他对文本理解的“前理解”,形成历史文本与现实认知之间的张力,进而影响到他对文本的意义阐释与价值评判。本文写作的旨趣,即尝试从接受的角度,以20世纪前期新史学对郑樵的接受史为例,转换认识的空间立场,将视线从对文本自身意义的探求转向读者,分析郑樵在这时期被接受的过程中,其形象和精神,是怎样为当时学人以新的学术思想建构和诠释的问题。

  一 20世纪前期郑樵史学接受史

  思想学术史的叙述,近来常被人戏称为“点鬼簿”。而这“点鬼簿”的名单,也被认为是不固定的——历史上的学人能否侧身其中、所在簿中的位置何如,皆由思想学术史的书写者或后来的文本接受者所决定。在中国古代史学史上,郑樵这位一生潜心学术的平民学者,虽生前即以所撰200卷纪传体通史《通志》引得世人瞩目,但从后世的接受历史看,其在史学史谱系所处的位置,却并不那么显赫。按照顾颉刚的说法:“从他的当世,直到清代的中叶,他一向担负了不良的声望。”“虽有《通志》放在‘三通’之内,但大家的眼光只看为‘三通’里最坏的一部”①。然而,这个除少数人,如章学诚等,一直不为人看好的郑樵,却在进入20世纪后发生了重大变化,不仅批评之声不再,学术声誉也被抬到空前的高度。这不能不说是个值得注意的问题。

  述及20世纪前期新史学对郑樵的接受史,毫无疑问,首先应是“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其时甫入20世纪三年,历史的步履,尚蹒跚于清朝的门槛内,梁氏就在《新民丛报》创刊号上,发表了措辞激烈的长文《新史学》,继上一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之后,明确揭出“新史学”大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痛批中国史学种种弊端,尤其是所谓中国史学“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万事皆取述而不作”的同时,却竭力推崇郑樵等人,称在中国史学发展的漫漫2000余年间,堪称史学家“稍有创作之才者”,有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六人。文中,梁启超虽也指出郑樵的不足,曰:“史才不足以称之……为太史公所困,以纪传十之七八,填塞全书,支床叠屋,为大体玷。”但就整个中国史学史看,梁启超仍认为“夹漈之史识,卓绝千古”,尤其是郑氏《通志》中的“《二十略》,以论断为主,以记述为辅,实为中国史界放一光明也”②。

  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不久,也就在那一年的八月,邓实在其主编的《政艺通报》第12期上,发表《史学通论》,提出“中国无史”说。文章在高度赞扬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是“扬旗树帜,放大光明于二十世纪中国史学界上,以照耀东洋大陆”的同时③,亦承梁氏批判中国史学的观点,认为中国一切旧史,“司马氏父子而后”“盖中绝矣”。所有者,不过“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④。

  梁、邓二氏对中国史学激进的否定言论,犹如巨石投水,一经发表,即在学界激起涟漪,亦必然地遭到一些学人驳斥。也就在邓实痛陈“中国无史”之文仅两月,其同道马叙伦⑤即针对邓实和梁启超的文章,在《新世界学报》发表《中国无史辨》,为中国史学辩护。其文虽也认为“大抵中国旧史所谓史者,第得之故府所藏,朝廷所录,某官、某日诏对,填满箱笥,无非一特别主义人之言”,大多没什么价值,但对梁、邓二氏所谓“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的观点并不认同,声称“吾有疑乎其言”,且“正告我同胞曰:中国固有史”矣⑥!

  关于马叙伦《中国无史辨》对中国旧史学的辩护,我们这里并无意探讨。我们仅从郑樵接受历史来看,其中值得注意者,乃马氏所特拈出《史记》和《通志》两大史著,以佐证其中国并非无史的观点。按其中所举司马迁《史记》之例,可谓毫无争议。因司马迁历来有“中国史学之父”之誉,《史记》在中国学术史上亦一直地位崇高,且梁、邓二氏也认为《史记》与其后的史学不同。但是于二千余年汗牛充栋的史著中,独独标举出《通志》与《史记》并举同列,认为郑樵“与马迁上下辉映”,其《通志》“与《史记》后先相望”,同为中国史学史中“空前绝后的大著作”⑦,这样的学术定位,在整个郑樵接受历史中,不能不谓之空前,远高于之前梁启超视郑樵为中国六大史家之一的定位。此外,马叙伦所接受的郑樵,不同于梁启超仅肯定《通志》中的《二十略》而贬低《通志》纪传的观点,而是对《通志》之纪传与略皆给予了相当的肯定,称:“夫樵生学术泯晦之际,上下古今,详人所略,辟百代之精义,彼诚无愧于‘通’哉!”⑧

  此时对郑樵的接受,值得提出的学术大家还有章太炎炳麟。梁启超《新史学》发表后,章氏即与之书信往还,商议修《中国通史》事。其中这年6月有信云:“窃以今日作史,若专为一代,非独难发新理,而事实亦无由详细调查。惟通史上下千古,不必褒贬人物、胪叙事状为贵,所重专在典志,则心理、社会、宗教诸学,一切可以熔铸入之。典志有新理新说,自与《通考》《会要》等书,徒为八面鏠策论者异趣,亦不至如渔仲《通志》蹈专己武断之弊。”稍后,于是年的9月,章氏亦致信吴君遂称:“太史知社会之文明,而于庙堂则疏;孟坚、冲远知庙堂之制度,而于社会则隔;全不具者为承祚,徒知记事;悉具者为渔仲,又多武断。”⑨这些私下的书信议论,可见章炳麟新史学观念观照下的郑樵形象。

  又其时不知是否是受马叙伦文章启发,1903年,也就是梁启超发表《新史学》、马叙伦发表《中国无史辨》的第二年,在曾刊发梁氏《新史学》的《新民丛报》第42、43号合刊本上,刊发了一篇署名金华盛俊的长文,题目就是《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显现了20世纪前期,新史学接受郑樵的另一番情境。

  关于盛俊其人其事,今已不能得其详。但是从该文《叙论》所言之“泰西科学以十数,而为中国历史彪炳几千年者,惟有史学……甚者且谓二十四史,非史也,家谱而已。斯言也,吾耻之,吾愤之。吾乃博搜群书,(溜)[浏]览旧史,馨香顶礼以迎之,而得一历史家于福建兴化莆田县之一夹漈山中。其人维何?即学者所称为夹漈先生郑樵者也”等文字看⑩,虽无只字提及梁启超,但其所作《郑樵传》的锋芒,则显然有针对梁氏《新史学》,及邓实所谓“中国无史”的文化虚无主义,主旨乃以郑樵证明中国史学绝非无价值。该文将郑樵称为“中国普通历史大家”,显然是将西方“universal history”(通史)观念之冠,带在了郑樵的头上。也就是说,盛俊是在对西方“universal history”(通史)理解的基础上,建构了他对郑樵史学接受的基础,因而其所论及的郑樵,较之梁启超的评价,有了更高的提升。盛俊之《郑樵传》,可以视作是20世纪前期郑樵接受历史的展开。

  对于盛俊的评述,梁启超并没有回应,而且有关郑樵史学的话题,学界也未别见新的讨论。此后直到20世纪20年代初,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出,才再次论及郑樵的史学(11)。但此时自谓常“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的梁启超,因一战后的欧洲之行,对于中国文化的评价,已与当初发生了些积极性的变化。其中就对郑樵的接受、解读来说,虽与《新史学》的基本观点仍大致一致,如在讨论纪传体时,一方面称“宋郑樵生左、马千岁之后,奋高掌,迈远蹠,以作《通志》,可谓豪杰之士也”,另一方面仍指出:“虽然吾侪读《通志》一书,除《二十略》外,竟不能发见其有何等价值……然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竟天之一彗星焉。”(12)值得注意的是,此刻梁启超所接受的郑樵,与十年前将其厕身于司马迁、杜佑、司马光、袁枢、黄宗羲等叙述性史家之列不同,是将郑樵与刘知幾、章学诚并为一列,称:“自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然后中国始有史学矣。”(13)显然,《历史研究法》强调的是郑樵史学理论的成就,这是否意味着较之当初梁启超所接受的郑樵,其地位有了提升?此后一直到20年代末30年代中,梁启超这一接受郑樵的立场,基本未变,并直接体现于他的《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相关论述中(14)。

  也就是在梁启超《历史研究法》刊布前不久的1919年,一场“国故整理运动”,在新文化运动精神的催生中诞生。新文化运动是20世纪早期,一群受西方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发起的文化革新运动,也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就史学而言,新文化运动在促进中国史学近代化进一步深入的同时,也影响到对郑樵的解读与接受,使郑樵接受史进入一个新阶段,而其代表,就是撅起疑古派旗帜的顾颉刚。

  新文化运动中展开的国故整理运动,对顾颉刚接受郑樵的影响,主要的体现是对郑樵基于疑古立场的解读。关于这一点,顾颉刚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有所回忆。“自序”中,顾颉刚说到自己:“在(民国)十年(1921年)初春……除了继续点读辨伪的书籍之外,也做了两件专门的工作:其一,是讨论《红楼梦》的本子问题和搜集曹雪芹的家庭事实;其二,是辑录《诗辨妄》连带研究《诗经》和搜集郑樵的事实……《诗辨妄》本是豫备放在《辨伪丛刊》里的,最早从周孚《非诗辨妄》里见到他所引的碎语,就惊讶郑樵理论的勇敢;后来又从《图书集成》内搜到一卷。但两种书中的话冲突的很多,《集成》中的几篇有许多议论竟成了‘《诗》护妄’,使我很疑惑。”(15)就这样,在新文化疑古思想的驱动下,经过一系列文献的清理之后,顾颉刚于1923年,在《国学季刊》上连续发表了《郑樵传》《郑樵著述考》,在《小说月报》发表了《郑樵对于歌词与故事的见解》等一系列文章,形成20世纪以来,继盛俊《中国普通历史大家郑樵传》之后,郑樵接受史中新史学对其学术的再一次积极性阐释。

  在《郑樵传》中,顾颉刚对于郑樵,依据他所理解和接受的形象描述说:“郑樵是中国史上很可注意的人,他有极高的热诚,极锐的眼光,极广的志愿去从事学问。在谨守典型又欠缺征实观念的中国学界,真是特出异样的人物,因为他特出异样,所以激起了无数的反响:有说他武断的,有说他杜撰的,有说他迂僻的,有说他博而寡要的,有说他疏漏草率的,有说他独切切于仕进的。大家没有晓得他的真性情,真学问,随便和他加上几个恶名……”其实“他的一生,研究学问和发挥他所做的学问真勤劳极了,但社会上却没有如何的容纳他,没有给他多大的帮助。他耐着穷,耐着苦,抱着‘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的精神,抱着‘不辱看来世,贪生托立言’的野心,只管拼命的做上去”。尽管“社会上用了很冷酷的面目对他,但他在很艰苦的境界里已经把自己的天才尽量发展了!我们现在看着他,只觉得一团饱满充足的精神。他的精神不死”(16)!于是在新文化整理国故的新思潮的涌动中,郑樵也就以一位在保守的环境中特立独行、富有怀疑精神且勤奋治学、不断追求真理的独立学人的新形象为顾颉刚所接受。

  约与顾颉刚发表《郑樵传》和《郑樵著述考》等文章同时稍后,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一位叫陈久志的作者,在《南开周刊》也发表了一篇名为《郑樵的治学方法》的论文,其引言称:“在中国各种学问中,号称极发达的史学界里,很少人能把这位大史家——郑樵——的史学方法懂得,而且还加了一身的罪名,这究竟不能不算是中国的奇耻!百年前的章学诚,也曾代他辨别,但赏识他的人,仍是‘寥寥无几’。现在顾颉刚先生把他的著作表彰出来,并且为他作了一篇很详细的传,于是这位大学问家的事迹,我们方才完全晓得。我读了这两篇文章,觉的这位大史家的治学方法,在那时已有那样的勇敢,那样的精密,实在是可惊可敬了!”(17)陈久志撰写这篇以现代史学观念和立场阐释郑樵史学方法的文章,反映了顾颉刚的阐释对当时接受郑樵学术的影响。

  此后,随着整理国故活动的推进,当然还有北伐战争完成后,国民党主导的国家统一等政治因素的影响,此时的整个文化界,开始了在政治当局主导下,从批判旧文化的革命文化,转向确立民族自信诉求下的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于是,有关郑樵史学,也在这种“当代存在”的新氛围中获得新的接受和解读。

  此时,就新史学来说,业已进入新的学科建设时期。表现于历史学科,一个方面是结合新旧、中西的“史学通论”“史学概论”类著述大量出现,另一方面是总结传统史学的中国史学史著述逐渐面世。在这一轮学术流变中,世纪初的新史学,以及后来的整理国故运动所接受的郑樵形象,基本延续了下来,其学术地位依然崇高。不同的是,因接受的文化氛围,已从世纪初那种多少带有自虐性的文化批判,转向了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发掘,故而对于郑樵的接受,较之先前,也就变得更强调其中的理论价值。如何炳松1928年出版的《通史新义》就是这样解读和接受郑樵的:“吾国史家之见及通史一体者,当仍首推刘知幾为树之风声,至郑樵而旗帜鲜明,而章学诚最能发扬光大。”(18)卢绍稷1930年出版的《史学概要》中显出所接受的郑樵形象,亦是“已往之史学界,人才虽甚多,然可称为‘史学家’者,则仅有刘知幾、郑樵、章学诚三人。盖惟三人著有‘批评史学’之专书,始有史学通论述作史方法。”(19)这些都标志着20世纪前期的郑樵接受史,至此再次进入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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