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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
2018年02月28日 09:45 来源:《党史研究与教学》 作者:谢辉元 字号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史叙事;革命化

内容摘要: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化的过程。它诞生于阶级化的“民族革命运动史”撰述中,面临着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张力问题。这种张力在帝国主义理论引入后得到缓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基础上实现平衡,“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现,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形态。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构建和发展,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近代史与革命史融为一体,“革命”完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撰述主题。

关键词:中国近代史;马克思主义史学;革命史叙事;革命化

作者简介:

    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在1949年以前经历了一个不断革命化的过程。它诞生于阶级化的“民族革命运动史”撰述中,面临着民族立场与阶级立场的张力问题。这种张力在帝国主义理论引入后得到缓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论的基础上实现平衡,“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也因之正式出现,并具有了初步的理论形态。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构建和发展,近代史研究的一些规范性认识逐渐形成,近代史与革命史融为一体,“革命”完全成为中国近代史的撰述主题。

  关 键 词:中国近代史 马克思主义史学 革命史叙事 革命化

  标题注释:本文为山东省社科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发展理念的方法论研究”(项目号:16BZLJ0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谢辉元,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北京 100732

 

  中国近代史撰述中的“革命史叙事”和“现代化叙事”之争一直是学界研究的热点。从各家对“革命史叙事”形成过程的评述来看,多看重它在1949年以后的成型与演变。对于1949年以前革命史叙事的发展情况,尽管有学者曾予留意①,但对其具体演进过程,尤其是有关“革命史”与“近代史”融合问题的研究仍有待加强。本文将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撰述的革命化趋势的分析,论述革命史叙事框架在1949年前的演进历程。

  一、“民族革命运动史”的阶级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以近代爱国主义史学研究为前身。面对近代中国内忧外患的形势,自19世纪起一些先进的中国人就开始以列强侵略与中国人的反侵略作为其史学作品的主题,如魏源的《道光洋艘征抚记》。在孙中山等民主革命者开始鼓吹革命后,不但侵略反侵略为他们所关注,反满抗清也成为他们歌颂的对象,如刘成禺的《太平天国战史》、苏生的《中国革命史》等。在这类作品中,近代许多的人和事都在革命的标准下得到重新评价,而革命则是以民族、民主之名进行的,所以列强侵华史、民族革命史是晚晴民初近代史研究的热点。

  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多从民主革命者转变而来,他们在接受唯物史观之前,在历史观念上同当时多数知识分子一样浸透着民族、民主主义立场。接受唯物史观后,阶级化的革命立场成为他们考量近代历史的一条新准绳。陈独秀在1918年从民主和科学的观念出发,谈到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时,将其归因于宗教迷信和仇视新学等因素,认为义和团是“全社会种种迷信种种邪说的结晶”,这场“大乱”最终“造成了一块国耻的克林德碑”,象征着“专制的迷信的神拳的黑暗道路”②。但到1920年转向马克思主义后,他开始以阶级的视角审视近代历史,认为“近代历史完全是解放的历史”,“人民对君主、贵族,奴隶对于主人,劳动者对于资本家”,一面在压制,一面要求自由和解放③。由此,陈独秀对于义和团运动的评价也发生了逆转,指出义和团运动诚然迷信野蛮,却具有“民族反抗运动的意义”,是“中国民族革命史之悲壮的序幕”④。同时期的李大钊也尝试以阶级观点解读近代史,以为义和团运动“有几分是工业经济压迫的反动,不全是政治上、宗教上、人种上、文化上的冲突”。陈独秀李大钊的认识,实际反映了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对近代史观念带来的影响。

  中共成立后,人们对近代史的认识更加深入,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开始萌芽,“革命”在近代史中的重要地位开始凸显。中共主办的《向导》为此贡献颇多。该刊1923年1月发表陈独秀的《革命与反革命》,对历史与革命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可谓革命史学的路标式文献。该文直陈:“革命是社会组织进化过程中之顿变的现象”,“人类社会之历史,乃经过无数进化阶段及多次革命战争,乃至有今日之组织及现象;其组织进化之最大而最显著者,乃是由部落酋长进化到封建诸侯王,由封建诸侯王进化到资产阶级,由资产阶级进化到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称为神圣事业,所以和内乱及反革命不同,乃因为他是表示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显著的现象,他是推进人类社会组织进化之最有力的方法。”所以对于一个革命运动,他认为“应该以他的内容及起因或结果是否有进化的意义定功罪”,而不应以他是否张贴革命标签、是否实行武力暴动为评价标准⑤。在陈独秀的笔下,历史事物被纳入到革命与反革命的对立框架中,革命、反革命的标准又以是否符合社会历史进化法则来衡量,而进化法则则是由阶级进化决定的,这便为近代史的革命化叙事奠定了历史哲学基础。当然,这也仅是解决了革命的历史抽象合理性的问题,对于革命在近代中国的现实合理性仍未能完全回答。

  随着列宁帝国主义理论被引入到近代历史的评析中,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初步整合,中国近代史撰述又同时具有了民族革命、社会革命、世界革命的多重意蕴。陈独秀、瞿秋白较早开始了这种引介工作。陈独秀指出:鸦片战争“是西欧资本帝国主义向长城内封建的老大帝国开始发展,也就是沉睡在长城内老大帝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开始大崩溃”;甲午、庚子战争则“是中国封建宗法的道德思想制度最后的崩溃,也就是资本民主革命运动最初的开始”⑥。瞿秋白同时也写作了《帝国主义之侵略中国的各种方式》、《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等文,尝试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来分析列强侵略中国的进程与方式,将列强侵略划分为投货时期和投资时期,前期以强辟商场和垄断原料为主,后期以移植资本和文化侵略为主;并指出侵略带来了军阀统治和阶级分化,而洋务派、交通系、辛亥革命者都是官僚资产阶级代表者⑦。

  同时,《向导》还曾以特刊的形式集中展现帝国主义理论观照下,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重要史事的重估。1924年9月和10月,《向导》编辑部分别组织了“九七特刊”和“双十特刊”以纪念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前述陈独秀谈义和团具有民族反抗意义的文章就是“九七特刊”中的一篇。彭述之也要求“重新估定义和团在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上之真价值”,认识其“革命精神”。他断言重估的关键在于“懂得义和团运动与帝国主义的关系”,认识到它绝非“单纯的民族仇外运动”,却“完全是农民群众受了帝国主义的过分压迫之一种反抗运动”⑧。蔡和森更指出:“自从外国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的革命已经不是单纯对付某一朝代某一军阀的内政问题,但(而)是对付国际资本帝国主义之野蛮酷烈的侵略问题,而某一朝代某一军阀不过为这问题中之一部份。在这一点上,义和团运动史是最足以代表中国革命之客观的需要与性质的;也只有由这一点才能真正理解义和团的精神与价值。”⑨“双十特刊”中,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再次发声,同时以阶级和民族的立场来审视辛亥革命。如彭述之说,辛亥革命“是中国封建制度的经济受了国际帝国主义的猛烈侵掠之结果”,其所代表的意识是资产阶级的,但后者的政治、经济、思想诉求没有实现,因而革命“完全失败了”⑩。

  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立足于阶级观点,但对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同样给予了有力回应。在该理论下,民族革命有反压迫的阶级性,阶级革命有反侵略的民族性,并且都指向反帝反封建。这样,反帝反封建也就成为衡量近代史事得失的标准,前述历史重评工作便是对这种标准的实践。

  不过上述工作,所涉更多的是个别史事,虽也隐约透出马克思主义者对近代史的宏观印象。这方面,陈独秀与李大钊的工作具有代表性。陈独秀曾以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相结合的视角来审视近数十年国民运动史,断言:“‘戊戌变法’‘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这四件事,都是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的势力以前,小资产阶级之重要的国民运动。”并认为也只有这4件事配说是国民运动,因为这些运动都有广大民众参加,也有民族对外的意义。他将它们视作“小资产阶级(知识阶级包含在内)独唱的舞台”,“也就是屡次失败之根本原因”。五四运动中由于无产阶级“开始表现他的社会势力”,“开始了中国革命之新方向”(11)。陈独秀以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区分,来论定国民运动的出现及其新方向的开启,隐含了后来新旧民主主义革命分期的意蕴。李大钊则把视野扩大到太平天国起义,认为该起义“系一般农民受帝国压迫而发生之国民革命运动”,并强调“我人之民族革命运动,第一次为太平天国”(12)。此后,李大钊撰述《大英帝国主义者侵略中国史》等,分析英帝国主义侵略史和太平天国以来的民族革命运动史。在《孙中山在中国民族革命史上之位置》一文中,李大钊概括出近代史的两条主线,即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压迫中国民族史”,也“是一部彻头彻尾的中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史”(13)。李氏之论是对前述民族革命史写作的延续,虽以民族革命为主色,但也体现了阶级立场。因此有研究者认为李大钊已开始将阶级分析引入到民族革命史研究中,使得“民族革命”的概念逐步科学化(14)。但如前所述,这项工作其实早就开始了,只是李大钊的研究更具系统性而已。

  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者极力以整合了阶级和民族立场的帝国主义理论来重新考察近代史,从而推进了帝国主义侵华史和民族革命运动史研究。在前者,如周恩来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简史》(1924年)、高尔松和高尔柏的《帝国主义与中国》(1925年)、萧楚女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黄克谦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于树德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1927年)等。在后者,萧楚女、恽代英各著有《中国民族革命运动史》(1927年)。两书描述的都是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所涉史事有广东平英团、太平天国、戊戌政变、义和团、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其内容则是“中国民族因受欧洲工业经济之压迫而起的——直接的、间接的——反抗帝国主义及封建专制,要求本身利益的革命运动之事实”(15)。

  这两类史著是这个时期近代史撰述的主要形式,革命问题已然成为其论述的主题。受国民革命影响,也出于宣传之目的,这时的“革命”更多地是站在民族立场思考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史著对于近代史事的评论是非常精到的。尤其是恽代英的著作,立论也较为公允。虽然在许多问题上缺乏史料的严格支撑,但颇能一分为二地看待事物。如对帝国主义国家就没有铁板一块地看待,对农民革命也是。在恽代英的著作中,阶级立场与民族立场相互补充,阶级分析方法并未僵化历史认识,反而使得历史认识更具公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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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谢辉元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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