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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革命史”:由来、理念及实践
2018年09月07日 12:39 来源:《江海学刊》)2018年第2期 作者:李金铮 字号
关键词:中共革命;复杂性;新视野

内容摘要:“新革命史”提法的产生,有一个较长的研究与反思过程。这一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革命史学术发展的一个见证。所谓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只是视角和方法发生了变化。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新革命史理念、方法与具体实践之间不完全是先后、分割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但仍有极大的拓展和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中共革命;复杂性;新视野

作者简介:李金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内容摘要:“新革命史”提法的产生,有一个较长的研究与反思过程。这一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革命史学术发展的一个见证。所谓新革命史,是指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和研究,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新革命史不是一个新领域,其研究对象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只是视角和方法发生了变化。其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挖掘基层社会和普通民众的主体性,革命史与大乡村史相结合,加强区域和层级间关系的研究,从全球史视野研究中共革命以及开拓新的研究视点等。新革命史理念、方法与具体实践之间不完全是先后、分割的关系,而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互动过程。不同学科的学者都为此做出了贡献,但仍有极大的拓展和提升的空间。

  关键词:中共革命 复杂性 新视野

  作者简介:李金铮,1965年生,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近代革命史尤其是中共革命史,无论对于历史还是现实之重要性,学界已经形成共识而毋庸再做过多的论证了。所谓“重提革命史”,如果放在七八年乃至十年以前尚有必要的话,到今天恐怕已经不是什么重提的问题,而是如何更好地开展研究、推进研究了。只要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学术动态多少有所了解,就不难看到,近些年革命史尤其是中共革命史研究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热潮。在这一热潮之中,尽管仍有不少出版物老调重弹,重复劳动,但更要承认一些成果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这些成果,既有扎实的实证研究,也有宏观的方法论思索,都在一定程度上深化了革命史的认识,乃至引起了学界的讨论。笔者虽不专门耕耘革命史,但也算得上革命史领域的一员,而且由于较早以1949年前中共革命史为例提出了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而受到学界的关注。经常有同行尤其是年轻朋友问我:你是经历了怎样的研究过程才想到这个提法的?新革命史作为一种理念,与传统革命史观究竟有什么区别?新革命史有哪些具体方法能够深化革命史的研究?新革命史有哪些比较成功的研究实践?应该说,以上问题在我已经发表的文章中或多或少都有所涉及,但以上追问,仍然促使我对此进行更系统、更深入的思考,并作出更具说服力的阐述。①本文仍以1949年前中共革命史为例,在以往研究之基础上,继续对此做一阐释,希望得到相关学者的批评。

  “新革命史”的提出

  我对新革命史的提出,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有一个较长的研究与反思过程。当然,我的研究经历恐怕不仅仅具有个人意义,而且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革命史学术发展的一个见证。将这个自我解剖的个案呈现出来,或许对年轻学者有些微启发。

  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从中国近代乡村社会经济史研究开始起步,这一选择与我出身农村的经历和当时农业生产责任制改革的影响有关。我的本科毕业论文题目是《中国近代家庭手工棉纺织业的解体和延续》,硕士论文题目为《论近代冀中定县的农家经济与农民生活》,两篇论文的时间下限都是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与中共革命史没有关系。此后又做过中国近代企业家卢作孚等人的研究,与中共革命史同样无关。但我偶然翻阅到期刊《中共党史研究》,却为我增加了一个研究领域。此前在学习名家论文时,我最关注的史学期刊是《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和《中国经济史研究》,当我看到《中共党史研究》时,了解到这是一份中共党史、革命史的专刊,于是产生了一个想法,中国近代史专刊本来就很少,发表文章不易,如果能关注一下中共党史,或许能多一条出路。何况,我的老家河北是中共晋察冀、晋冀鲁豫两大根据地的核心地区,从这里面大概不难找到有价值的课题。1991年《抗日战争研究》创刊,读了魏宏运先生发表的一篇关于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研究综述,更坚定了我的想法。现在看来,这是很功利的动机,但在当时的确促使我开始接触中共党史。1990年初,我开始搜集和阅读晋察冀边区的资料,1992年在《中共党史研究》第4期发表了《抗战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农业》,这是我研究中共根据地史的处女作。此文虽然对以往所谓“直线上升”论提出了质疑,认为边区农业生产呈曲折上升的趋势,也谈到农业生产的失误和教训,但总体上仍然沿袭了传统的“政策—贡献”框架,所谓失误和教训只是在“贡献”之后一种轻描淡写的“但是”表述,既没有详细探讨政策措施的实施过程,更缺乏呈现其间的矛盾、冲突、艰难和复杂性。此后,我在《抗日战争研究》1994年第4期发表了第二篇党史文章《晋察冀边区1939年的救灾渡荒工作》,与上一篇一样,其价值只能说以往学者关注较少,在研究理念和方法上仍一如既往。读博士之前,在《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1期发表了《抗日根据地社会史研究的构想》一文,意在呼应社会史复兴的潮流,提出从社会史角度研究抗日根据地普通民众的生活史,引起一些学者的兴趣。不过,更多仍是领域或课题范围的扩大,并没有触碰传统革命史的思维方式。

  攻读博士学位、撰写博士论文,迎来思想转变的契机。我的毕业论文是《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不仅研究传统借贷方式和现代金融机构的借贷,也涉猎中共根据地的革命式借贷。我在梳理中共减息废债政策及其实施的过程时发现,农民既有减轻高利贷负担的欢欣,也有政策执行后借贷停滞的痛苦。更没想到的是,共产党为此做过借贷政策上的妥协,甚至宣布新的借贷利率自由。看来,减息废债政策的推行比以往所谓雷厉风行要复杂得多,我由此开始了对传统革命史观的反思。博士毕业后,我在《中共党史研究》2000年第3期、《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4期以及《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第3期相继发表了《私人互助借贷的新方式——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互借”运动初探》《论1938~1949年华北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农贷》《华北抗日根据地私人借贷利率政策考》,都比较注重革命政策实施过程的描述,并将“绩效与问题”并列起来讨论,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历史的复杂性,多少改变了传统革命史思维。

作者简介

姓名:李金铮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暨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职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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