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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先生的史学观
2018年12月28日 09:04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第3期 作者:王应宪 字号

内容摘要:吕思勉先生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的践行者,一生以“真正的学者”为志,绝名利之念,为学术而努力,为教育而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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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应宪,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吕思勉先生是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新史学的践行者,一生以“真正的学者”为志,绝名利之念,为学术而努力,为教育而尽瘁。吕氏治史“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①会通中外以成一家之言,而其史学观则呈现多元色彩,主要表现为信奉进化史观,主张重作与改作历史,以马克思主义学说解释历史,以及注重史学的当世效用。下面,笔者就从这四个方面展开论述。

  “历史者,所以说明社会进化之过程者”。在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认识上,传统史学以治乱循环观占据主导地位。19世纪末以来,随着社会进化论的译介与传播,尤其是梁启超以历史进化观为学理资源,构建新史学的理论体系,历史叙述进化之事成为趋新学人的普遍共识。吕思勉信服任公学说,将“知道史事是进化的,打破昔人循环之见”,看作读史应当预知的“第一要紧”观念。②吕著史书多以进化思维观照人类历史,探求社会变迁原理,换言之,进化是其史学观之底色。

  在《白话本国史》中,吕思勉定义“历史”为“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③这部通史名作以进化思维诠释国史演进,用科学的眼光审视史料,“说明社会进化的现象”。④其后《本国史》再次点明历史研究旨在“说明社会进化之过程”。⑤作者以读史与革命关系为例,讲述读史之益在于认识世界始终处于变迁进化之中,明白社会进化的道理,知道应走的路以及所处地位和当尽责任,“历史是维新的证佐,不是守旧的护符”。⑥吕氏认为,现代史学家的工作是“求以往时代的再现”,“从人类社会的本身,钩求出来的进化的原理原则”。⑦这里的“原理原则”,即梁任公所述“公理公例”。⑧吕氏论“历史”与“史学”的关系称:“史也者,事也。而史学之所求,则为理而非事……事外无理,故理必因事而明,然则明于事者,亦必能知理”,事理有别,又不可以截然分开,事因理而存,理因事而见,历史是记事之书,史学则为“求明乎人类社会之所以然者”,⑨历史学是探究人类社会演进原理的学科,史学家的职责正在于借人类历史已然之“事”,说明社会演进所以然之“理”。

  为了探求史事所蕴含的史理,即社会进化的原理,吕思勉提出“合众事而观其会通,以得社会进化之公例”。⑩“合众事”一语颇具方法论意义,表现为由“专门”而“普通”的治史取向。吕氏洞察到现代学术的分科趋向,提倡“专就一种现象的陈迹加以研究”之专门的历史,并且身体力行,在史学实践中完成社会史、政治史、制度史等专史著作,进而“综合专门研究所得的结果,以说明一地域、一时代间一定社会的真相”,达到对于“普通的历史”的认识。“观其会通”语出《周易》,司马迁、郑樵、章学诚等传统史家尤重其义,唐人孔颖达解释“会通”二字为“会合变通”。吕思勉所言“观其会通”,包含“今古会通”与“知行会通”两层意思。前者在于会通当世事实与历史故事。古今史事一体通贯,前后相因,彼此关联,“在理论上言,读后代史,必须探其原于古,方能真实了解。在事实上言,读古代史,正须有后代的史事,为之对照,乃觉容易了解”,(11)故其论史“颇能将当世之事,与历史上之事实互勘”。(12)后者在于会通书本知识与社会实践。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将“书本的记载,和阅历所得,合同而化,才是真正的学问”。(13)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将书本学问与经验阅历相互发明,将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汇合为一,才是真正的读书、真正的学问。

  “史也者,终古在改作之中者”。吕思勉认为,人类社会始终处于变迁进化的状态,由于时代环境变化,人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不断更新,历史书写因之不断地改写与重作。20世纪30年代在光华大学讲授“史学研究法”时,吕思勉提出“史也者,非一成不变之物,而时时在改作之中者”,(14)这里所说的“改作”并非仅仅为考证谬误、拾遗补阙,而是史家宗旨与取材的不同所引起的书写差异。古人著史存在偏重于政治、英雄、军事的三大弊端,以及将历史作为奖励道德、激励爱国爱种族、传播神教、偏重生计与文学五点不足,现代史家则关注“求情状非求事实”,以“重恒人”(饮食男女)、“重恒事”(日常琐屑之事)为宗旨。(15)同时期所撰《史通评》也重申“人于事之关系,所感时有变迁”,旧有之史不适于用,即须改作,“史也者,终古在改作之中者”。(16)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又指出:固有史料并非一成不变,搜辑与订正史事永无穷期,则“历史的当改作,即已永无穷期”,此外,“因社会状况的不同,人心的观念即随之而变,观念既变,看得事情的真相,亦就不同了”,历史也因之永远在重作之中。(17)

  吕思勉屡屡言说历史永远在改作之中,这一论断在历史认识论上极富深意。它提示我们:一切观念皆植根于特定的社会环境,历史认识的主体意识,即史家思维,因时代的变换而不断转化,必然对既往史事进行再认识,赋予其新的价值与意义,历史叙述因时代社会、人心观念的变化而改写或重写,历史认识得到更新和发展,这是历史认识发展的动力所在。这一见解,与马克思主义先驱者李大钊所言“史观与知识不断的进步,人们对于历史事实的解喻自然要不断的变动”(18)同符合契。

作者简介

姓名:王应宪 工作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

职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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