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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2020年07月29日 10:10 来源:《史学月刊》2020年第7期 作者:瞿林东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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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瞿林东,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

 

    中国史学因其悠久的历史、丰厚的遗产和史学家之深刻的思想等因素,形成了许多优良的传统,“通史家风”即是优良传统之一。

  “通史家风”这一概念,是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总结中国史学传统时提出来的。他在《文史通义·申郑》篇中写道:司马迁、班固之后,“古人著书之旨,晦而不明。至于辞章家舒其文辞,记诵家精其考核,其于史学,似乎小有所补;而循流忘源,不知大体,用功愈勤,而识解所至,亦去古愈远而愈无所当。郑樵生千载而后,慨然有见于古人著述之源,而知作者之旨,不徒以词采为文,考据为学也。于是遂欲匡正史迁,益以博雅,贬损班固,讥其因袭,而独取三千年来,遗文故册,运以别识心裁,盖承通史家风,而自为经纬,成一家言者也”(章学诚:《文史通义·申郑》,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463页)。章学诚的这一番话,一方面表明了他对马、班以下至郑樵千余年史学的评价,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对自己所处时代的学术状况的看法,涉及许多问题,此处不便展开。而“通史家风”,则是他提出的重要问题的核心。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在这里高度赞扬郑樵,一是指郑樵的“博雅”和卓识(“别识心裁”);二是指郑樵秉承“通史家风”时具有“自为经纬,成一家之言”的创新精神,这主要是指《通志·二十略》而言。至于马、班之后,郑樵之前,是否还有“承通史家风”之人,章学诚没有论及,而这正是“通史家风”之所以成为“家风”的重要环节。因此,这里有必要从“通古今”的传统讲起。

    一 司马迁《史记》与“通古今”传统的形成

  司马迁著《史记》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在司马迁看来,历史是在变化中进行的,《史记》正是呈现出了这种变化。重要的是,司马迁《史记》的这一“通古今之变”的思想对后世史家有深远的影响。《汉书》作者班固对司马迁多有微辞,但他也肯定“其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斯以勤矣”(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7页)。“贯穿经传”是指思想内容的“通”,“驰骋古今”是指时间的“通”。班固在《汉书·叙传》中说《汉书》“函雅故,通古今”(班固:《汉书》卷一〇〇下《叙传下》,第4271页),跟他上面评论《史记》的话是同一个意思,可以证明他评论的真诚。

  在班固之后,《汉纪》作者荀悦和《后汉纪》作者袁宏,以及《华阳国志》作者常璩,都把“通古今”作为历史撰述的宗旨或原则之一,给予高度重视。荀悦认为:“立典有五志焉:一曰达道义,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勋,五曰表贤能。”(荀悦:《汉纪·高祖纪》,见《两汉纪》上,北京: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页)按照荀悦的说法,这五条是把天人关系、事物之宜、古今相通、功勋之家、贤能之人都包括在内了,由此展示社会历史的面貌。袁宏更是进一步把“通古今”和他的社会思想直接联系起来,指出:“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袁宏:《后汉纪》序,见《两汉纪》下,第1页)这显然是要赋予“名教”以贯通古今的存在形式。常璩受到荀悦的影响,提出“通古今”是“书契有五善”之一,即“达道义,章法式,通古今,表功勋,而后旌贤能”(常璩:《华阳国志》卷一二《序志》,刘琳校注本,成都:巴蜀书社1984年版,第895页)。由此可见,常璩同荀悦一样,也是把“通古今”视为历史撰述必须贯彻的原则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班固《汉书》是纪传体皇朝史,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是编年体皇朝史,常璩《华阳国志》是地方史,一言以蔽之,它们都不是《史记》那样贯通的历史著作,为什么都要强调“通古今”的重要性呢?首先,这同司马迁《史记》强调“通古今之变”之撰述宗旨的影响密不可分,这种影响之广泛与深远从刘向、扬雄和班氏父子对《史记》的评论中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才(材)”,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参见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后论,第2738页;范晔:《后汉书》卷四〇上《班彪列传上》,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25页)。荀悦等人都倡言“通古今”与此不无关联。其次,“通古今”也是当时思想家所关注的问题,王充尖锐地指出:

  “五经”之后,秦、汉之事,不能知者,短也。夫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然则儒生,所谓陆沉者也。“五经”之前,至于天地始开、帝王初立者,主名为谁,儒生又不知也。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瞽。“五经”比于上古,犹为今也。徒能说经,不晓上古,然则儒生所谓盲瞽者也王充:《论衡·谢短》,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196页)。

  王充的这一段论述,自是思想辨析,也可看作是历史评论,反映了那个时代一些学人对“通古今”这一历史观念的重视。从史学发展来看,这是历史思想走向深入的表现。正是在这样一个思想背景下,荀悦等史家所倡言的“通古今”,并非一定要体现在著作内容上的“通古今”,而是重在对现实的关注。正如荀悦在《汉纪》序文结尾处所说:《汉纪》一书,“质之事实而不诬,通之万方而不泥。可以兴,可以治;可以动,可以静;可以言,可以行。惩恶而劝善,奖成而惧败,兹亦有国者之常训,典籍之渊林。虽云撰之者陋浅,而本末存焉尔,故君子可观之矣”(荀悦:《汉纪》序,见《两汉纪》上,第2页)。至于袁宏说的“通古今而笃名教”,那就把现实的目的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二 标榜“通史”著作的出现及相关评论的发展

  “通古今”思想传统的存在必将影响到史学的发展,这是中国史学的一个特点,也是一个优点。南北朝时期,中国史学上出现了以“通史”命名的历史著作,成为史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这就是梁武帝命史官们编撰的《通史》。《梁书·武帝纪》记梁武帝事称:“又造《通史》,躬制赞序,凡六百卷。”(姚思廉:《梁书》卷三《武帝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6页。按:梁武帝时所撰《通史》的卷数,记载不一:《南史》卷七《梁武帝纪下》作“六百卷”;《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作“四百八十卷”;刘知幾《史通·六家》作“六百二十卷”;《旧唐书》卷四六《经籍志上》作“六百二卷”)《通史》这样的巨制,自非出于梁武帝之手,但他为之作赞与序,也很难得了。参与撰述《通史》的主要是史官吴均。史载:梁武帝天监年间(503—519),“有敕召见,使撰《通史》,起三皇,讫齐代,均草本纪、世家功已毕,唯列传未就。普通元年,卒,年五十二”(姚思廉:《梁书》卷四九《吴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699页)。可见,吴均之后还有续作者。

  司马迁《史记》是中国史学上最早的、最全面的通史撰述,梁武帝《通史》是最早以“通史”名书的通史撰述,它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但在史学上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引发了一些讨论。南朝陈人顾野王曾撰《通史要略》一百卷,当是梁武帝《通史》的一个节本。顾野王在梁任太学博士等职,入陈先后任国子博士、大著作、掌国史、知梁史事等。他与江总、陆琼、傅縡、姚察,“并以才学显著,论者推重焉”(姚思廉:《陈书》卷三〇《顾野王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400页)。他撰《通史要略》,或许是出于删繁就简的需要,这可以视为对《通史》较早的反映。

  按梁武帝的本意,他命史臣编撰《通史》并亲自撰写赞、序,是希望达到一个“理想的”目的,如《梁书·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所记:

  高祖(按:指梁武帝)雅爱子显才,又嘉其容止吐纳,每御筵侍坐,偏顾访焉。尝从容谓子显曰:“我造《通史》,此书若成,众史可废。”子显对曰:“仲尼赞《易》道,黜《八索》,述职方,除《九丘》,圣制符同,复在兹日。”时以为名对姚思廉:《梁书》卷三五《萧子恪传》附《萧子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511页)。

  这一段记载,不愧是中国史学史上一件空前绝后的荒唐事。荒唐之一,是梁武帝把他倡导所撰的《通史》的价值无限地夸大了,同时证明了他对史学的无知。荒唐之二,是萧子显作为史学家,又是《南齐书》的作者,怎么能违心地去迎合梁武帝的“《通史》成,众史可废”的妄想,并把这种妄想与孔子相比附?荒唐之三,是时人称萧子显之对为“名对”,这要么是“时人”皆愚,要么是本传作者对“时人”的误解以至于诬评。编撰《通史》,本无不是,但上述这一段记述,却给《通史》加入了无知可笑的成分。

  唐代史学家刘知幾是对《通史》作全面评论的第一人,其《史通·六家》篇写道:

  至梁武帝,又敕其群臣,上自太初,下终齐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其书自秦以上,皆以《史记》为本,而别采他说,以广异闻;至两汉已还,则全录当时纪传,而上下通达,臭味相依;又吴、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列于《夷狄传》。大抵其体皆如《史记》,其所为异者,唯无表而已刘知幾:《史通·六家》,浦起龙通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页。按:此处所述《通史》下限是“下终齐室”,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述“起三皇,讫梁”有异,且《隋志》早于《史通》,个中原因,待考)。

  有关《通史》的内容、材料来源、体例、结构、断限等,这里都作了简要的介绍。从刘知幾行文的口气来看,他对《通史》的评价不高。他甚至把对《史记》的某些评论同《通史》牵扯到一起,更表明了他对“通史”一类著述的反感。刘知幾这样写道:“寻《史记》疆宇辽阔,年月遐长,而分以纪传,散以书表。每论家国一政,而胡、越相悬,叙君臣一时,而参、商是隔。此其为体之失者也。兼其所载,多聚旧记,时采杂言,故使览之者事罕异闻,而语饶重出。此撰录之烦者也。况《通史》以降,芜累尤深,遂使学者宁习本书,而怠窥新录。且撰次无几,而残缺遽多,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刘知幾:《史通·六家》,浦起龙通释本,第18页)刘知幾把《史记》与《通史》牵扯到一起加以评论的做法,极其明显地反映了他对《史记》的偏见。

  从《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这三部成书于不同时期的正史对《通史》的著录来看,其间的差异也是存在的。《隋志》将《通史》著录于“正史”类之末,此外并无任何说明;《旧唐志》“正史”类之末著录《通史》和李延寿《南史》《北史》,并在小序中说明“都史三家”,这是把《通史》《南史》《北史》称作“都史”的明确表述。“都”为汇聚之意,“都史”即汇聚之史,这就离开“通古今”之“通”的本意了。《新唐志》著录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它在“正史”类的最后,附设“集史”一目著录《通史》《南史》《北史》《高氏小史》《统史》等书。据此可知,《新唐书》作者也不是从“通史”的视角来看待《通史》的,所谓“集”也是汇集之意,与“都”近似。“集史”,可理解为集众史为一史。

  这里,有一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这就是:“两唐书”的作者致力于纪传体皇朝史的撰述,而对于《史记》“通古今之变”的撰述旨趣以及“通古今”思想传统下史学发展的趋势,尤其对历史著作之求“通”的旨趣缺少必要的关注,这既与唐初刘知幾有所区别,也同南宋学人看法不同。

  南宋史学家郑樵是阐发史学之追求“通”的名家,他的《通志·总序》是这方面的名作。首先,郑樵强调“会通之义大矣哉”,认为孔子“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同时,他又称赞《史记》,认为司马谈、迁父子“世司典籍,工于制作……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页)。从郑樵对孔子、司马迁的评价,可见其所谓“会通之义”的思想核心之所在。其次,郑樵竭力批评班固,认为班固“全无学术”,“遂失会通之旨”;班固“断代为史”,“会通之道,自此失矣。”与此相连带者,他对《后汉》《三国志》及唐初所修一些皇朝史多有激烈的抨击。再次,郑樵明确地称赞梁武帝《通史》,他写道:“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郡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郑樵:《通志·总序》,以上,见《通志二十略》,第2、3、4页)郑樵在如此重要的序文中,称赞梁武帝在涉及“会通之义”的问题上之“慨然”自觉,足见他对《通史》的高度肯定,这同刘知幾的评价可谓背道而驰。最后,郑樵引用前人之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他改“志”为“略”,进而申言:“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郑樵对他所撰《通志》一书作了这样的概括:“夫学术超诣本乎心识,如人入海,一入一深。臣之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纪传者,编年纪事之实迹,自有成规,不为智而增,不为愚而减,故于纪传,即其旧文从而损益,若纪有制诏之辞,传有书疏之章,入之正书,则据实事,置之别录,则见类例。《唐书》《五代史》,皆本朝大臣所修,微臣所不敢议,故纪传讫隋。若礼乐政刑,务存因革,故引而至唐云。”(郑樵:《通志·总序》,见《通志二十略》,第5、11页)从这些阐述来看,郑樵自言《通志》一书,重在《二十略》,因为这是“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所得,也最能反映他的“会通之义”。后人对《通志》的评价,也大抵如此。

  应当指出,郑樵关于“会通之义”的阐述,继承了司马迁“通古今之变”的撰述宗旨并在书志领域有重大发展,这是郑樵的杰出贡献。但郑樵对以班固《汉书》为代表的皇朝史的批评,不论对于书还是对于人,都有失于偏颇之处,他把“会通”与“断代”对立起来的看法,在史学发展上是不能成立的,是错误的。

  晚于郑樵的南宋史学家高似孙撰《史略》一书,这是一部专题目录而兼具史学批评的著作。其卷四有如下标目:史典、史表、史略、史钞、史评、史赞、史草、史例、史目、通史、通鉴、通鉴参据书。在通史类之下,著录之书有:“梁武帝《通史》六百二卷。按:《通史》,上自三皇,迄梁,全用编年法。”以下为李延寿《南史》《北史》、高峻《小史》、姚康《统史》、萧肃《合史》、苏辙《古史》等(高似孙:《史略》,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79~80页。按:《统史》作者姚康复当为姚康之误。参见陈光崇《记晚唐史家姚康和陈岳》,《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51~54页)。高似孙正式把“通史”列为一类历史著作,并首列梁武帝《通史》,无疑反映了他对《通史》一书的看法,而与前人所谓“都史”“集史”有所不同。但其按语中“全用编年法”的说法,显然有误。前引《梁书·吴均传》《史通·六家》都说到《通史》作为纪传体史书的某些具体构成。

  从刘知幾的评论到郑樵的评论,梁武帝《通史》经历了不同的命运;从《旧唐志》《新唐志》到《史略》,梁武帝《通史》从被标上“都史”“集史”到“通史”不同的符号。总的看来,《通史》作为“通史”的“名份”还是确定下来了。清代史学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中写道:“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章学诚:《文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73页)这样,由郑樵论“会通之义”到高似于史书分类设“通史”一目、章学诚议史籍标“通”之滥觞,三者贯穿起来,《通史》之“通”的价值便凸显出来了。

    三 “通史家风”旨在于“通”

  郑樵和章学诚都说到梁武帝《通史》之“通”的价值,但二者的学术视野是不同的。郑樵肯定《通史》,旨在为他的《通志》尤其是《二十略》张目;章学诚肯定《通史》,旨在总结中国史学上“史籍标通”的路径及其盛况。

  章学诚在讲到“史籍标通,此滥觞也”之后,接着写下这样一段重要的论述:

  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章学诚于此句后自注:“《通典》本刘秩《政典》。”此乃据《旧唐书·杜佑传》所记而致误。按:刘昫等《旧唐书》卷147《杜佑传》记:“初开元末,刘秩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三十五卷,号曰《政典》,大为时贤称赏,房琯以为才过刘更生。佑得其书,寻味厥旨,以为条目未尽,因而广之,加以《开元礼、乐》,书成二百卷,号曰《通典》。”(刘昫等著:《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3982页)今人陈光崇生据两《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诸书考证,作《刘秩事辑考》一文,认为房琯称赞刘秩之书,非《政典》,而是刘秩《论哥舒翰兵事疏》(见《史学史研究》1983年第2期,第31~35页),足资参考]。合纪传之互文,而编次总括乎荀、袁,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第373~374页)。

  这里举出的四部书,除了《太和通选》,其余三部书都是“史籍标通”者;而从“文献”来说,既是社会的反映,又可反转过来说明历史,就这个意义上说,也可视为“史籍”。当然,《新唐书·艺文志》《宋史·艺文志》著录诸史书书名标“通”者还有李仁实《通历》、马总《通历》、苗台符《古今通要》、张敦素《通记建元历》等,以及因《资治通鉴》所撰各种史书而书名标“通”为数甚多,但它们都不具有上述四部书的代表性。由此可见,章学诚说的“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是正确的结论。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是需要辨析的,章学诚把梁武帝《通史》看作是“史籍标通”的“滥觞”,而他所举代表“史部之通”的“极盛”之标志的四部书,与梁武帝《通史》有什么关系呢?按照章学诚的说法:《通志》重在总结古今之学术(当指《二十略》而言),全书体裁是以司马迁《史记》为其规范;《通典》在内容上是把前史(指前代正史)的书志统贯起来,在体裁上是学习《周礼》那样的典章制度体形态;《资治通鉴》是综合利用纪传体史书的表述,整体上按照荀悦《汉纪》、袁宏《后汉纪》样式而著成的编年体史书;《太和通选》是汇集官府、私家之名作,大致仿照《史苑》《文选》编次而成的文征体著作(章学诚《永清县志·文征》首倡“文征”体,见《文史通义》卷7外篇二《永清县志文征序例》,叶瑛校注本,第788~789页。另,参考白寿彝主编《史学概论》有关论述,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34页)。如此看来,这四部书都与梁武帝《通史》没有直接联系,那么,章学诚为何要在《通史》作为“史籍标通”的滥觞之下,列举这四部书并称之为“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呢?答案只有一个:是“通”把二者联系起来的。这从顾野王的《通史节要》、郑樵赞赏梁武帝的“慨然”作《通史》、高似孙为史书分类设“通史”一目等,都可以得到印证。

  准此,若把《文史通义》中的《释通》篇和《申郑》篇合而观之,则章学诚所论郑樵的“承通史家风”,当是渊源有自、内涵丰富而旨在于“通”的史学传统。值得注意的是,章学诚不仅从历史发展上总结了这个传统,而且进一步从历史编纂的实际意义上对这一传统作了理论上的概括。他论“通史之修”有六便、二长、三弊,尽管是针对中国古代史学而作的,具有鲜明的时代印记,但其中却也包含了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值得当今历史研究和史学批评所借鉴,进而提出新的认识,这需要史学工作者更进一步的思考。

  最后,本文试就这种借鉴和思考讲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第一,历史评论和史学批评重在把握分寸。章学诚说“通史之修”有六便,其中“四曰平是非,五曰去抵牾”是极重要的两条。他的论述,虽然多不脱离朝代史和朝代更迭,但其中道理是要表明:历史上对一些史事的记述常有曲直、是非之分,只有在通史编纂中才能做到“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历史上对同一史事的记述也存在详略不同,以致“首尾交错,互有出入”而产生“抵牾”,这种情况也只有在通史的编纂中“统合为编”,定其去取,以达到一个合理的说法(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第373~374页)。在当今的历史研究与史学批评中,考察的对象以专题居多,而所得之结论是否允当、合理,这就需要作者关注到与“平是非”“去抵牾”相联系的通史观念了。当然,不是说史学工作者都来研究通史、编撰通史,而是说史学工作者应具有“通史家风”关于“通”的意识。

  第二,通史之作与重大问题的提出相关联。从史学史上考察,某些重大的、带根本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往往是通史著作提出来的,并在学术史上具有长久的生命力。如司马迁提出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班固:《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第2735页),杜佑申言的“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杜佑:《通典》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页),司马光表明的《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司马光:《进书表》,见《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9607页),以及马端临提出的“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典章经制,实相因者也”(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页),等等,都是重大的历史问题和理论问题,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是现实的历史运动所应关注的问题。关注通史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对于开拓史学工作者的历史视野和发现历史上的“新问题”的敏感性,都大有益处。

  第三,展现“通史家风”之“通”的多样性,进一步凸显中国史学的历史价值。章学诚在《文史通义·释通》篇中列举《通志》等四部著作后,还举出一些与“通史”相关的著作,其中包括李延寿的《南史》《北史》和薛居正、欧阳修的新旧《五代史》,并明确指出这几部书是“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南史》包含宋、齐、梁、陈四代,《北史》包含北魏、北齐、北周、隋四代,新旧《五代史》都包含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五代。《南史》《北史》和新旧《五代史》是把几个朝代的史事连缀编纂而成,这就是“断代而仍行通法”之意。同时,章学诚也指出,有的撰述是“标通而限以朝代者”(章学诚:《文史通义·释通》,叶瑛校注本,第374页)。其实,这两种情况在撰述思想上是有区别的,前者是贯彻“通”的精神,后者是显示“通”的名号;前者似可视为“通”的传统的一个旁枝,而后者诚如章学诚所说是“漫无家法”的表现。

  这里,是否还可以说到“通”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即对各种著名通史的续作。郑樵在《通志·总序》中,称赞班彪说:“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他又以赞同和惋惜的口吻说到隋朝的陆从典:“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迄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欤?”(郑樵:《通志·总序》,见郑樵《通志二十略》,第3、4页)郑樵对于续作之书可以做到“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的前景,显然是过于理想了,但他对班彪、陆从典的称赞,本质上是肯定班、陆“通”的精神。用这种观点来看待中国史学,我们是否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对各种通史性质的名著撰写续作,也是通史精神的重要表现,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圻《续文献通考》以及清乾隆时官修之“续三通”“清三通”,等等。这样的续作至少有两个意义:首先,它体现了续作与原书之间在时间、体裁、内容上的连续性,从而使这一方面的通史性著作具有连贯性,后人得以获知这一领域的系统知识。其次,这些续作在客观上突出地展现了中国史学之连续性发展的特点,在世界史学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此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乾隆年间,诏修“续三通”和“清三通”,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清皇朝明确地表明,在典章制度方面,自身就是“三通”所记述的中华历史文化的继承者和维护者。这同清皇朝纂修《明史》、刊刻“二十四史”、编纂《四库全书》等文化工程,具有同样的重要意义。

  清初史学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叙论四》的结末处,总结了他从读《资治通鉴》中概括出来的一些问题,进而说到他被这些问题触动而发表议论的缘由和方法。王夫之概括的问题是:“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边防在焉,臣谊在焉,臣节在焉,士之行己以无辱者在焉,学之守正而不陂者在焉。”触动他发表议论的缘由和方法是:“引而伸之,是以有论;浚而求之,是以有论;博而证之,是以有论;协而一之,是以有论;心得而可以资人之通,是以有论。”(王夫之:《读通鉴论·叙论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14~1115页)对于王夫之的这些重要论述,我们自应作历史的看待,而我们所应从中得到的启示和借鉴,是他对通史中的问题的把握和梳理,以及他对于发表议论的重视和方法。这正是我们今天讨论“通史家风”之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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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瞿林东 工作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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