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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垣先生学术成就的时代意蕴
2021年02月01日 08:26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陈其泰 字号
2021年02月01日 08:26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21年第1期 作者:陈其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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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考察陈垣先生何以能够取得卓越学术成就的一个新维度,就是深入分析他如何在时代推动下吸收新的智慧,不断开拓奋进。我们从其青年时期如何勤奋学习和矢志追求,从其既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从其在抗战时期如何提倡并实践“有意义之史学”等方面,都能发掘出丰富的内涵,从而大大推进我们对这位史学大师何以成功地为新历史考证学创辟新境的认识。通过梳理和剖析陈垣先生学术风范的时代蕴涵,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地认识其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严谨求真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和使命担当精神,从而激励我们奋发努力,不断把学术工作向前推进。

  关键词: 陈垣;20世纪中国史学;考证学;治学精神

  作者简介: 陈其泰(1939-), 男,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垣先生治学气象博大,成就备受推崇,是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他数十年在史学园地辛勤耕耘,著述宏富,在元史、中西交通史、民族关系史、宗教史、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等领域都做出了重要贡献,为我们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2009年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陈垣全集》(顾问启功,主编陈智超)共计二十三册,字数达一千余万字。其中收录多部影响广泛的名著,内容厚重精深、专业性强,还有多种历史文献整理成果,以及短文、教学札记、书信、早年文录等,范围广泛,形式多样。为了更好地发挥陈垣先生这笔丰厚学术遗产的价值,当代学者有必要从20世纪社会与学术变迁的宏大视角认真考察,回答下列问题:陈垣先生半个多世纪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是什么?时代潮流、学术风尚的变迁如何推动着他前进?其学术风范的主要特点和启示意义又是什么?本文尝试在以往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做进一步的考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思考,希望得到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指正。

  一、青年时期的勤奋和追求

  陈垣先生字援庵,1880年出生于广东新会,1911年以前是他为学术研究做准备并参加社会活动时期。少年时代他跟着家乡或广州的老师勤学经史,准备科举考试,学习做八股文。他自己讲过,虽然后来清朝“废科举”,未能考中举人,但学习八股文,却让他懂得要写出好文章,应该如何准备扎实的材料,如何讲究立意、布局、结构、层次,如何提出论点和展开论证,如何遣词用字,这些对于后来他的文章能够吸引读者和受到学界的普遍敬重,实在大有影响。而与其他学子相比,陈垣从少年时代起,就对读书有极高的悟性,对人生有独特的追求。他从13岁开始就研读《书目答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后来又研读了多遍,为他在文献目录学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又通过学习《清经解》等书,进而帮他熟悉朴学家严密考证的方法。他虽学无常师,但已经显示出了独到的识见。譬如,他读赵翼所著《廿二史劄记》就总结出,书中评论各部正史,前面部分是言史法,后面部分是言史事。对于赵翼所言其著书宗旨,尤重视“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治乱兴衰之故者”[1],对此他深有领会。他勤于写作,15岁在广州读书,就开始向报社投稿,此后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他写了许多时评,如《老父识民权》《调和满汉》《国民与政府》等。尤应注意到,他当时已经撰写了一些具有首创性价值的文章,如《牛痘入中国考略》 《中国解剖学史料》,都是国人首次涉足的领域。他关心国家民族命运,参加同盟会,拥护孙中山的反清革命思想。他回到新会应县考,文章写得很好,县官杨介康思想开放,对此很欣赏,拟列为第一名,但遭到广州知府施典章的反对。此人思想顽固守旧,对其文章的思想倾向不满,批为“直类孙汶(文)之徒”(后来又将孙汶二字圈掉,改为“狂妄”),取消了他头名的资格。此事引起舆论哗然,后来到第三场试,才列陈垣为县考第一,中了秀才。

  青年时期,陈垣还参加了许多社会活动。1905年,他参与创办《时事画报》,担任文字主编。当时,这份报纸是除香港以外国内第一份敢于登载鼓吹民权思想、有明显反清革命倾向的报纸,其中陈垣所写的一篇文章被香港报纸转载,引起强烈的反响,陈垣因此很受人们的关注。《时事画报》的进步倾向为反动当局所不满,至1908年被迫停刊。1911年初,陈垣又参与创办《震旦日报》,由他主编副刊《鸡鸣集》,取《诗经》中“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之意,继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因这两份报纸记载了陈垣为宣传革命所做的贡献,所以民国成立之后,他于1912年任中国同盟会广东支部评议员,又于次年以“革命报人”的身份当选为众议员,从此定居北京。在1907-1910年间,他还学习了西医,参与了广州光华医学院的创办。这件事无论对于陈垣本人或中国近代医疗史,都很值得一说。他先是考入美国教会办的广州博济医学院,时为1907年。他决定到此学习西医的直接原因是,“他认为要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必须提高文化,发展科学。一八九二年广州大瘟疫,传染得很快,他看见郊区四处是病死人的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他想如果医学发达何至于这样传染蔓延”[2],于是决定学习西医。可是进入博济医院学习以后,却眼见美籍教师经常歧视、刁难中国学生,于是愤而退出博济,并带领部分学生退学,一起进入刚刚成立的光华医学院学习。陈垣是该学院创办人之一,任学院董事,又继续当学生在校完成学业,是首届毕业生。陈垣本人也曾回忆说:“光华医学院者,合全粤医师之力而成,谋学术自立之先锋队也。学术贵自立,不能恒赖于人。广州滨海,得风气最先。近代医学之入广州百年矣,然迄无一粤人自办医学教育机关,有之,自光华始……光华之成,余忝为创办人之一,复从而就学焉。”[3]他系统地学习了近代医学和物理、化学课程,毕业后又在光华医学院任教,教授生理学、解剖学、细菌学等课程。

  以上青年时期的求学经历和社会活动,看似互相孤立、缺乏内在联系,实则已经从三个方面为他一生的学术道路和学术风格奠定了基础。第一,重视目录学,熟悉清儒治学路数,对于如何读书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使他走上精治考证之学的道路,并且富有开拓精神。第二,对于国家民族命运有强烈的责任感,充满爱国热情。他不仅研究历史,而且主动参加创造历史。他身在书斋,内心却是炽热的,终其一生都是如此。由此也使他在同时代知名学者中更加具有鲜明的学术个性。第三,受过近代科学的系统训练,具有严密的逻辑思维,学术成果具有系统性和科学性。其论著结构之谨严,体例之精当,条理之清晰,内容之连贯,为近代老一辈学者中所鲜见。总之,陈垣先生以后几十年中学术的发展,都与这三点密切相关。

  二、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

  乾嘉学术是传统考证学的高峰,名家辈出,形成了一套精良的考证方法。陈垣自觉地继承其优良传统,熟练地运用其普遍采用的“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溯源”的方法,撰成多部考证学名著,学者共同称誉其考证学风是“精深严密”。陈垣推崇清代考证学名家,尤其崇拜顾炎武和钱大昕。20世纪30至40年代他在辅仁大学讲授“清代史学考证法”课程,即以《日知录》为主要教材之一。在此期间,他为《日知录》作校注,这项工作一直认真进行至50年代中期,现在排印出版的《日知录校注》有三厚册。他撰《史讳举例》,列举了顾、钱、赵翼、王鸣盛等人,彰显其成果。还在此书1928年2月所写的《序》中,特别记载:“钱竹汀先生诞生二百周年纪念日”,以表敬意。然而,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新学术。20世纪前期,中国正处于由传统向近代的过渡时期,又是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的时期,陈垣既重视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吸取时代智慧,力求创新。故其学术成就,并不是传统考证学的简单延续,而是达到更高的境界,是具有深刻时代内涵和鲜明创新特点的“近代学术”。陈垣考证学凸显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一) 开拓学术新领域

  我们以其两部代表作为例。一是宗教史开山之作《元也里可温教考》,撰成于1917年。这一年不仅陈垣著成此书,而且在中国近现代史学享有盛名的王国维撰成其名著《卜辞中所见殷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还有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也都著成于此年。故此,1917年乃是中国近现代史学史极为重要的年份,其原因就是传统学术向近现代学术转变的趋势蓄积已久,至此达到成熟,喷薄而出。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一书著述的缘起是,他从元代重要典籍《元典章》中发现其所载多处均有“也里可温”的词语,因而首先明确揭示出其著述之宗旨:“此书之目的,在专以汉文史料,证明元代基督教之情形。先认定元史之也里可温为基督教,然后搜集关于也里可温之史料,分类说明之,以为研究元代基督教史者之助。”[4]作者在广搜史料、精审考证的基础上,对元代也里可温教做了系统的研究,从多角度再现其历史面貌。全书十五章,论述的主要内容包括:也里可温教士的东来;也里可温之戒律;也里可温人数之推想;也里可温人物之大概;也里可温徭役之蠲免;也里可温租税之征免;政府对也里可温之尊崇等。如第三章“也里可温之戒律”,论证也里可温的宗教仪式,这是证实它确为元代宗教,辨正《元史·国语解》《续通志·氏族略》和《元史·氏族表》中以也里可温为“部族”之误。该书勘破了自元朝灭亡之后五百余年间难解之谜,所论均有确切根据,尽显陈垣善于继承乾嘉先辈治史精良方法而又后来居上的特色[5]。该书著成之后,“不但引起了我国研究元史和宗教史家的注意,而且引起了国际学者和宗教史家的重视”[6]。因该书的成功,此后宗教史成为他长期致力的研究领域,相继著成《开封一赐乐业教考》《火祅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回回教入中国史略》和《中国佛教史籍概论》等,成为宗教史系列著作。

  二是在元代领域和民族关系史领域均有重要开拓意义的《元西域人华化考》。该书著于1923年,1923至1927年刊行。

  元朝历史长期未得到积极评价,对于中华文化同化力的研究更是空白,这就需要从新的角度来审视。该书的中心观点是,论证元建立了大一统帝国后,在新的局面下,大批过去居住在葱岭以西的中亚以至西亚地区的居民、西北少数民族,来到中原,仰慕中华文化,因而被同化。作者要揭示元代民族关系史上这一意义重大的事实,由此阐发中华文化所具有的伟大向心力和传承力。如作者在绪论中所深刻论述的:“元军先定西域,后下中原,西域人之从军者、被虏者、贸易者,接踵而至,平昔所想望之声明文物,尽触于目前,元制色目人又自由杂居,故一传再传,遂多敦诗书而说礼乐。兹编之作,正所以著其盛也。”[7]3该书的成功又在于,作者披沙沥金,搜集了丰富详尽的史料。西域地域广大,地理远隔,民族、部族关系十分复杂,人物姓名易混、难记,搜集材料难度极大。作者以搜集墓志、诗文集为主,又遍查正史、笔记、方志、杂记,甚至连画谱、书法、进士录等史料也不遗漏。该书共约8万字,而采书达220种,仅元人诗文集就有近百种之多。

  元代营建北京城是一个巨大工程,但《元史》对其营建过程并无明载。陈垣从欧阳玄《圭斋集》卷九《马合马沙碑》中发现了大食国人也里迭儿对此做出贡献的史料,称其“领茶迭儿局诸色人匠总管府达鲁花赤,兼领监宫殿”,“受任劳勚,夙夜不遑”[7]102。元统治者以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为何舍庐帐而仿汉制大力营建华美之宫阙呢?陈垣议论云:“元人自知庐帐之陋,不如汉家宫阙之美,故虽以武力征服其人,而既入主中原,则不能不改从中原制度,所谓马上得之,不能以马上治之也。此亦元人自审除武力外,文明程度不及汉人,故不惜舍庐帐而用宫阙。也里迭儿深知其意,故采中国制度,而行以威加海内之规模,夫如是庶可慑服中国人,而不虞其窃笑矣。”[7]103

  该书书名《元西域人华化考》的确定,显示出作者对历史上民族融合趋势的深刻观察。作者开始用“中国化”,其后又用“汉化”,最后才确定用“华化”的提法,体现了严谨的态度和深邃的智慧。“中国化”略显历史感不强;“汉化”则有局限性,因为创造中华文化虽然是以汉族为主体,但更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创造,且“汉族”本身就是在漫长历史时期中由各民族混血而成,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从而成为人口极其众多的民族。而“华化”则指明周边民族因仰慕先进的中华文化,变易旧俗,改从礼乐文明,因而形成各族因互相交流而融合的大趋势和强大的向心力。因此,“华化”一词概括揭示出历史进程的本质,时至今日对我们仍有启示意义。该书共8卷,前有绪论,然后分儒学、佛老、文学、美术、礼俗、女学六个方面记述和评论,最后是结论,涉及的华化人物有168人。该书体制恢宏,发掘丰富,多层论证,拓展出一片学术新天地。

  书中又特别重视紧扣史实发表议论。以往考证学者的著述罕有议论,清代朴学家的风气是重史实的排比与考辨,认为这样做是非自见,再加议论乃属多余。陈垣此书则明显地突破了这种旧规,不但书前有绪论,全书结束有结论,而且书中在记载西域人华化的种种史实前后,也多有精心撰写的议论相配合。前文对此已有涉及,这里再举出典型例证。卷二第一节概言色目人到中原之后,因服膺中华文化而读书、入仕,云:“由此可见色目人之读书,大抵在入中国一二世以后。其初皆军人,宇内既平,武力无所用,而炫于中国之文物,视为乐土,不肯思归,则唯有读书入仕之一途而已。”[7]8又同卷第二节论述原为基督教世家而仰慕儒学的马祖常,在引用了他所写的曾祖马公神道碑及诗作之后,即加评论云:“则其恶旧俗之情,概可见矣。”[7]22 “以日磾、羌氏自拟,以夷狄进于中国自慰,以得受孔道陶化为幸,以努力攀跻孔阶自矢,磊落光明,莫有伦比”[7]23。卷八“结论”中更有一段总括元代文化的议论,与“绪论”中所言华化总趋势相呼应,云:“盖自辽、金、宋偏安后,南北隔绝者三百年,至元而门户洞开,西北拓地数万里,色目人杂居汉地无禁,所有中国之声明文物,一旦尽发无遗,西域人羡慕之余,不觉事事为之仿效。……故儒学、文学,均盛极一时。”[7]140作者所作议论均因史实而发,是对事物本质的有力揭示和对历史趋势的中肯概括,提升了记载史实的意义,增强了“华化”主题的说服力,因而达到唤起国人、树立中国文化自信心的目的。该书的开拓性成就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发表书评,称陈垣为“现代中国史家尤有价值之学者”,又称,此书不仅对研究元史,即研究中国文化史,也应参考[8]。陈寅恪先生于1927年为此书作序,极赞此书“材料丰实,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俱极其工力。必可为当代学者示以准绳,匡其趋向”[9]。

  (二) 系统化和条理化:彰显近代学术特色

  进入近代以后,治史观念和方法与时俱进,其总体趋势是强调学科的区分和科学化,在文献整理和考证领域出现的新特点,即是系统化和条理化。陈垣的文献考证学著作堪称是典型代表,《元典章校补释例》一书尤备受推崇。胡适评论说:“陈垣先生校《元典章》工作,可以说是中国校勘学的第一伟大工程,也可以说中国校勘学第一次走向科学的道路。”[10]

  陈垣早年在北京购得《元典章》抄本,以后花了极大精力对它进行研究、校勘。他以之与沈家本刻本《元典章》对勘,再用故宫藏元刻本和其他几种版本互校。他发现沈刻本诸多错误,包括讹、误、衍、脱、颠倒、妄改等,共校出12 000多条错误,写成《沈刻元典章校补》10卷。他又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千余条作为例子加以分析、归纳,指明错误的原因,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此书又名《校勘学释例》)。至1931年著成,前后共历10年。同时,他由概括大量校勘实例而上升到理论,总结出“校勘四法”:对校法,以祖本或别本相对校;本校法,以本书前后互证;他校法,以他书校本书;理校法,不凭版本而据逻辑道理定是非。陈垣还成功地运用了“类例法”,将选取的材料分类部居,加以疏解,为例五十。作者的“类例法”也有举一端以例其余的意思,可以举一反三,将这些校勘学的原则运用到其他时代典籍的校勘工作之中[5]。陈垣的校勘与研究,不但为元史学界提供了比元刻本更佳的《元典章》,而且为校勘学提供了范例。

  其他还有《史讳举例》和多部目录学著作(仅有关《四库全书》目录学著作即有五种之多),也都体现出这一系统、科学的特色。陈垣对于撰写系统化的著作是具有充分自觉的。《史讳举例》序中,他既肯定清代著名考证家著作中,“对于避讳,亦皆有特别著录之条”,而且又明确指出其并未达到系统化的缺憾,说:“钱氏《廿二史考异》中,以避讳解释疑难者尤多,徒因散在诸书,未能为有系统之董理。”“今肆上通行专言避讳者,谬误颇多,不足为典要,未能应用之于校勘学及考古学上发人深思,所以有改作之必要”[11]。故此书用意在继承钱大昕等学者考证成果的基础上,将之发展成为具有近代学术系统化特点的学问,而“欲为避讳史作一总结束”[11]。全书8卷,归纳了82个例子。前42例,讲避讳所用的方法,避讳的种类,避讳改的史实,因避讳而生之讹异;后40例,谈避讳学应注意事项,不讲避讳学之贻误及避讳学之利用。引书达百种以上,故此书也为研究者提供了极为有用的工具。在年代学方面,陈垣有《二十史朔闰表》 《中西回史日历》,两书成于1925年,成为史学工作极有用的参考书。《中西回史日历》为研究中西交通史不可缺少的二千年日历,且成为研究我国与东南亚各国交通史的重要工具。关于目录学,陈垣认为,它是治史的门径。他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后又相继撰写了多部有关《四库全书》的目录学著作。所著《中国佛教史籍概论》和《敦煌劫余录》,都是目录学方面的专书。诚如白寿彝先生所说:在整理文献方面,有关校勘学、年代学、目录学、避讳学“四个方面的经验进行总结,使之条理化、系统化,这是从陈垣先生开始的”[12]。

  陈垣先生以上两方面的成就,对于20世纪学术向前推进贡献巨大,堪称是让中国的考证学传统绽放出新的异彩,也为后人治史如何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做出了最好的示范。

  三、抗战时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陈垣先生又是气节凛然的爱国者。在抗战时期,他的思想达到升华,撰成了一系列激扬民族正气的著作。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对当时生活在日寇统治下的北平的陈垣先生来说,尤其是一场严峻考验。在日寇的迫害威胁面前,陈垣处处表现出高尚的民族气节,他的一系列同民族解放斗争密切相联系的史学著作,显示出其著史目的已经达到更高层次,著史内容也具有了崭新面貌。

  作为教育家和史学家,陈垣先生主要的斗争手段是慷慨激昂地宣传民族气节和爱国精神。陈先生在课堂上向学生讲《日知录》和《鲒埼亭集》,以顾炎武的经世思想和全祖望的民族气节教育激励学生。同时,在研究工作中,他将爱国思想熔炼在阐发历史上人民的正义斗争和表彰历史人物坚持民族大义的著作中。陈垣于1938-1940年撰写《明季滇黔佛教考》,继之又撰成《清初僧诤记》 (1941)、《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1941)、《通鉴胡注表微》(1945),堪称“陈垣抗战史学系列”。

  陈垣先生所著《明季滇黔佛教考》所用的材料是从长期无人问津的《嘉兴藏》中发掘出来的。《嘉兴藏》原是明末清初所刻的私版佛教藏经,分散刊刻的工程甚巨,始刻于山西五台山,后来迁到江浙续刻,分散在余姚、嘉兴、吴江、金坛等处募刻,至康熙十五年(1676),终于在嘉兴集中经板刷印流通,故称《嘉兴藏》。但因典籍数量浩大,并未经过统一整理、编目,其中的详细书名、篇名、内容无人知晓,更从未有人利用而长期被堆放在图书馆书库的角落里①。陈垣熟悉佛教典籍,处于抗战初年这一特殊的时代环境,他发愿要究明这部刊刻于明清之际的典籍中有无涉及易代之际僧人活动的记载。于是不顾层层尘封,将它打开翻阅,果然从中发现大量当时僧人在颠沛流离中表达其不与清廷合作、保全志节的语录。陈垣视此为珍贵的史料,决心爬梳、分析,表彰这批僧人在危难环境中的浩然民族正气。《明季滇黔佛教考》这部著作不仅出色地做到对分散的史料贯串钩稽,发前人未发之覆,而与作者以前史著相比较,其崭新风格是不满足于钩稽考证,而是紧扣史实,大量正面发表富有思想性和政治意义的议论,因而实现了向自觉体现时代精神这一更高层次的飞跃[5]。

  全书中心论述“遗民之逃禅”,以出家或隐居的形式反抗清朝统治。卷五就写了钱邦芑、陈起相、曾高捷等25人,面对清朝官吏威胁,毫不畏惧,置生死于度外。这是陈垣通过新发现的史料,精心塑造明遗民心怀故国、顽强抗争的群像。该书由于恰当地运用了具有极高价值的典型语录材料,又是精心组织,因而生动地再现了明遗民“逃禅抗清”的历史场景。钱邦芑是其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是明朝四川巡抚,地位甚高,南明桂王委任他为贵州巡抚。清官孙可望入黔,邦芑避居于一处偏僻山村,“终日啸歌,或聚邑人讲学,播北水西,有千里负笈者”。许多不甘心受清廷统治的人汇集在他周围,清廷当局对此更加忌恨。孙可望威逼他出仕,邦芑遂削发为僧,表示决不降清的意志。陈垣详细引录他在《嘉兴藏》中发掘而得的史料—钱邦芑所写《祝发记》一文,“借此极写削发不是消极避世,而是面对刀剑和死亡威胁的勇敢斗争”。此前孙可望曾逼召封官十三次,甚至以“封刃行诛”加以恐吓。那天正是邦芑生日,一批好友聚集一起向他祝寿,邦芑郑重地向朋友们表示定以志节自励。次日,县令孙秉浩带着孙可望的命令,迫他立刻上路,“恐吓万端”。邦芑决心已下,在清廷官吏面前谈笑自若,当晚便正式当了和尚,并口说一偈,表示抗清志节至死不渝。“邦芑削发为僧立即引起连锁反应,平时仰慕其志节者,三天之内共有十一人‘争先被剃’一起出家。因此以钱邦芑为开头的这次‘集体逃禅’,无异演成了抗议清廷的一次小型示威行动”[13]。

  书中一方面以丰富的新史料和正气凛然的评论,表彰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物;另一方面,则对吴三桂、孙可望等投降变节之徒进行抨击和鞭挞,因而本书再也不以严密考证自限,而是深刻地揭示出史实中所蕴含的意义和价值,歌颂民族正气,鼓舞抗战军民的士气,发挥其在现实斗争中的作用。正由于此,陈垣在著述中体验到治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左右逢源之乐。书成后,他将稿本寄给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好友陈寅恪教授,请其作序。据柴德赓先生所述,由于这本书确实充分地表达了陈先生的爱国思想,很多西南朋友读后非常感动。陈寅恪先生写了一篇含义深刻的序,高度评价了陈垣先生,并称与之志节相同、肝胆相照。序言说:“此三岁中,天下之变无穷,先生讲学著书于东北风尘之际,寅恪入城乞食于西南天地之间,南北相望,幸俱未树新义,以负如来。”[14]中肯地指出《明季滇黔佛教考》的意义,在于表彰明末遗民的民族精神,因而具有政治史的深刻内涵。同时也借此昭告世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与陈垣都一致斥责可耻的投降行为,以保持民族气节自励。陈垣、陈寅恪两位爱国史学家围绕该书的这一思想交流和互相鼓舞,堪称抗战时期的史坛佳话。

  表彰民族气节、斥责投降行为的著述宗旨一直贯彻于此后数年陈垣所撰的史著中。如《清初僧诤记》即为指斥汉奸卖国求荣而写,书中集中搜集了清初遗民僧对气节不振者的批评,并对此举予以表彰。《通鉴胡注表微》撰著的缘起,便是由于陈垣先生处于日寇统治、异族压迫的环境下,对于《资治通鉴》胡三省注中所寄托的亡国之痛感受颇深,因而要将长期被掩盖的胡三省的民族气节、爱国思想发掘出来,作为对于抗战事业有所裨益的宝贵思想资料。

  陈垣先生学术思想之升华,又突出体现为这一时期他在理论上提出的新观点与时代需要相呼应的使命担当精神。

  他于1943年末在一封致友人书信中表达出对于史学的新见解:“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颇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鲒埼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而已。此盖时势为之,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也。”[15]在抗日战争最困难之际,陈垣先生不但没有彷徨悲观,反而更加坚定。他极其鲜明地把著史跟民族解放斗争紧密地联系起来,“提倡有意义之史学”。这正是陈垣抗战时期著史的指导思想,即让史学直接服务于抗战事业,坚定人民抗战的意志,指斥汉奸叛卖行为,打击投降主义气焰。

  更为令人感叹的是,同一时期,陈垣先生还对“现时代撰写中国史应以什么作为指导思想”给出了回答,所言掷地有声,更加有力地证明其学术思想已达到进一步升华。此观点见于他1943年秋所写的一份教学札记,篇幅不长,却是一篇立意高远、思想极其深刻的珍贵文献。原文为:

  或问:现在中国史应当如何写法?

  答曰:一方面要发挥本民族之伟大精神;另方面要指摘历朝政治之缺点。

  处处说明社会进化之原理,及国民与国家之关系。

  目的在造成现代式的国家,与各国享平等之幸福。

  此现代本国史之作法也。[16]

  显然,这份札记实际上是一篇论纲,语言高度概括,内容却十分丰富,浓缩了陈垣设想的新型中国史撰写的基本要求,体现了其史学思想已达到新境界。其论分为三个层次,论证逻辑严密。第一层次,言“一方面要发挥本民族之伟大精神;另方面要指摘历朝政治之缺点”。这两项,是明确回答现代中国史应当叙述的基本事实和用以贯穿全书的两条主线。此时,他心目中要撰写的中国史,是要把发掘、论述中华民族之伟大精神作为全书的灵魂,通过丰富的史实和恰当的阐释以增进民众的自信心和奋斗精神。这无疑是他总结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生生不已、自强不息的历史而得,也是总结他本人经历的从辛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制度的奋斗史,直至举国同仇敌忾,英勇抗击日寇侵略的壮烈斗争而得。同时他又明确指出要正视历史上的阴暗面,揭露历朝统治者的弊政。要明白历史上并不是一片琴瑟和鸣声,懂得历史上的进步都是通过反抗压迫、剥削,通过改革弊政而取得的,必须深刻地总结兴衰治乱教训,鉴往知来,以求根除种种黑暗现象,免蹈覆辙。第二层次,言“处处说明社会进化之原理,及国民与国家之关系”。这是强调现代著中国史必须有正确的观点作指导,不能只摆事实,还要有理论分析,对丰富的史实加以概括和提升。从经济、制度、物质、文化各个方面证明历史如何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进步,有说服力地体现社会进化的普遍原理,摆脱倒退史观、循环史观等错误观点的影响,并且要讲出民众的努力与社会进步、国家兴盛的关系,增强国民对于国家的责任感。这显然是对20世纪初以来“新史学”理论主张的高度认同。要让读史者对于各种史实、制度既能知其然,更能知其所以然。第三层次,他指出总结历史、反思历史还要有世界眼光,而著史的最终目的是要认识和迎头赶上世界潮流,最终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享受独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与各国携手前进,同臻幸福之境。而这又正是当年陈垣积极参加反清革命、追求推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之理想的发展,并至此有了更加明确的表述。以上陈垣先生所精辟论述的三项著史纲领,堪称达到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所能达到的高度,他所言发挥本民族之伟大精神等项,至今仍然没有过时,仍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陈垣先生著述宏富,影响巨大。究竟其取得成功的真谛和学术风范的精髓是什么?他对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如何做到自觉继承?这诚然是我们进行考察的一个重要维度。重读其遗著,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他对祖国丰富文化典籍的珍爱,对中华文化同化力、传承力的赞叹,以及对历代优秀史学成果的推崇。这些确实是他取得成功的一项主要原因,以往学界对此亦有较多的论述。探索陈垣先生何以获得卓越成就的又一重要维度,是考察他在时代的推动下,如何善于抓住机遇,吸取新的智慧,拓展新领域,采取新方法,不断奋进。我们从其青年时期如何勤奋学习和矢志追求,从其既善于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从其在抗战时期如何提倡并实践“有意义之史学”,都能发掘出丰富的内涵,从而大大推进对这位史学大师何以成功地为新历史考证学创辟新境的认识,深化对20世纪学术史的研究。通过深入梳理和剖析陈垣先生学术风范的时代蕴涵,我们能够进一步明确认识其留给后人的宝贵思想遗产—严谨求真精神、开拓创新精神和使命担当精神。发扬陈垣先生的治学精神,我们定能更好地提升自己,为新时代史学的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注释:①《嘉兴藏》最近经过多位出版家、学者的艰辛努力和国家的有力支持,终于被统一编目、整理,于2008年由民族出版社正式出版,收录的总卷数共一万两千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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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胡适.校勘方法论——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M]//胡适书评序跋集.长沙: 岳麓书社, 1987: 321.

  [11]陈垣.史讳举例[M].合肥: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09: 序3-4.

  [12]白寿彝. 史学概论[M]. 银川: 宁夏人民出版社, 1983: 323.

  [13]陈其泰. 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M]. 郑州: 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350-351.

  [14]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40-241.

  [15]陈垣. 陈垣史学论著选[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624.

  [16]陈垣. 中国史学名著评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61-62.

作者简介

姓名:陈其泰 工作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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