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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国通史编撰体系的回顾与检讨
2021年05月19日 16:2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虞和平 字号
2021年05月19日 16:26
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1年第2期 作者:虞和平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从现有的几部中华民国通史性著作来说,其主编和主要作者及某些读者们就此设计或讨论了中华民国通史的编撰体系、内容构成、主体视角等问题,提出了多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主张,如政治主体说、断代通史说、现代化主线说、广义史观说、民国史观说,认为其内容应该全面系统,无所不包。但在实际编写中则各有主线选择,或以政治变迁为主线,或以现代化为主线,显示出各家的风格特色,不能简单地加以臧否。作为断代通史的中华民国史,最主要的目标是要显示它不同于历朝历代的特性,因而只有单一主线是不够的,更需要突出其主体特征,即:短、乱、洋、新、近。

  关键词:民国史 断代史 编撰体系

    作者简介:虞和平,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关于中华民国通史应如何研究和编写已有不少实践和讨论,学者们提出过多种见解,如政治主体说、断代通史说、广义史观说、民国史观说、现代化主线说等。这些论说不仅对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有较多评论,还对中华民国史的体系结构、内容涵盖、主要特征提出了各种主张,如“全面系统”“总体面貌”;“全部存在”“各个方面”;“现代化”“国际化”等。这些见解、评论和主张对民国通史研究和编撰的进步起到了重要的指导和推进作用,但对其实践性、合理性尚可作进一步的检讨和阐释,对民国史的主要特征尚可作进一步的探讨。本文拟在考察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民国通史编撰体系的产生、形成过程作一系统梳理,对各位论者所提出的有关见解、评论和主张作一些解读,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

  一、中华民国通史概念的形成

  中华民国虽只存在38年,但对它的研究已有近百年。在这近百年中,民国史研究主要经历了如下两个变化。

  一是从专题史主导到总体史主导的变化。所谓专题史研究,就是有关民国时期某一事件、某一人物、某一问题、某个方面等单独或专项题材的研究。其中,有的是大专题,有的是小专题,视研究对象所涉及的范围大小、内涵丰简、影响广狭而别。由于专题研究无须统观全局,民国的一时、一地、一人、一物等都可以作为研究对象,因此在民国时期已有不少。这类研究在1960年之前是民国史研究中的主体和普遍取向。

  这一状况到1960年前后开始发生变化,即:逐渐向以编写“中华民国史”为标志的总体研究转变。在此之前,虽然北平文化学社于1936年出版过贾逸君编写的一本《中华民国史》,但其体例基本属于纪事本末体,内容起于1911年的武昌起义止于1931年撤废领事裁判权交涉,全书设43章,每章涉及多个事件,以政治和外交事件为主体。因该书出版于民国社会和国民党统治鼎盛之时,作者尚不知民国的前途和结局,对民国历史不能有总体把握,只能就已经发生的自认为重要的事件作一些记述和即时评判,故该书不能作为民国史总体研究的著作。

  1956年,中国科学院制定《社会科学十二年规划》,把编写《中华民国史》列为重点项目之一,首次提出对民国史进行总体研究的要求。1961年,全国政协纪念辛亥革命50周年时,董必武又提出编写民国史的倡议。1971年秋,全国出版会议在拟定出版计划时,经周恩来再次倡议,正式确定编写《中华民国史》,并将编写任务交给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即现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由此开始了实际编写工作。1972年,近代史研究所召开几次有所内外学者参加的座谈会,商讨编写办法,拟定初步方案,随即在近代史研究所成立“民国史研究组”(1978年改称“民国史研究室”),决定编写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多卷本《中华民国史(1905—1949)》和作为“附录”的三套民国史资料。其中,《中华民国史》计划分三编:1. 民国创立时期,2. 北洋政府时期,3. 国民政府时期;三套资料是:《中华民国大事记》《中华民国人物志》《中华民国专题资料》。从1973年起,各系列研究全面启动,并由中华书局陆续出版研究成果。是年首先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记(征求意见稿)》第一辑,1978年出版《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民国人物传》第一卷,1981年出版《中华民国史》第一编。至此,从研究成果来说,虽然尚不能说民国史的总体性研究已经形成,但其研究目标已经确定,并开始发生导向作用。

  除了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的《中华民国史》编写工作不断进取之外,其他学术机构和学者亦开始进行民国史的总体性研究。受近代史研究所的影响,南京大学历史系也开始进行民国史的总体性研究,于1984年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室”。1985年,张宪文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纲》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是国内第一本以民国总体史面貌问世的著作。1993年,南京大学又成立“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1996年,由张宪文主持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立项,2006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同年,朱汉国、杨群主编的十卷本《中华民国史》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此外,还有1985—1989年台北“国立编译馆”出版的五卷本《中华民国建国史》,1998年由联经出版社出版的张玉法著《中华民国史稿》,以及美英等西方学者合著的两卷本《剑桥中华民国史》。由此可言,民国史研究从专题史到总体史的转变发生于1960年前后,形成于2006年。

  二是从政治史体系到总体史(通史)体系的转变。上述“中华民国史”著作,虽从书名上来说都属于民国总体史研究成果,但早期的两部著作基本自定为属于政治史的研究体系。如近代史研究所的民国史研究认定:“《中华民国史》主要地是写民国时期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怎样由扩大、深入而逐渐被赶走和被消灭;封建主义如何由没落而走向灭亡;官僚资本主义如何形成、发展和被消灭;民族资本主义又怎样在受压迫、排挤中得到发展,民族资产阶级怎样由领导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几经挫折和反复动摇而最后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其主要内容“是从统治阶级那一方面来写的,我们写出来的不是1912年到1949年的民国时期的中国通史”。也就是说,这一部《中华民国史》不是民国通史或总体史,而是一部民国政治史,主要包括民国的政治、军事、外交,至于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只是涉及政治背景和政府活动时才有所阐述。

  在实际编写过程中,也基本依照这一原则进行。如第四卷的主要作者罗志田说:“最初的设计,包括稍多思想、社会、教育和学术方面的内容。后李新老面示:本书只写政治,其余留给别的专史去论述。我的理解,他所说的‘政治’,不是从文化、社会、思想、行为等视角进行观察的广义政治,乃将相关的五章尽行删去。”第三编第五卷(全书第11卷)的作者汪朝光与罗志田一样执行着该书的编写原则,他说:“由于体例与条件所限,本卷所述仍以这段时期的政治史为中心,辅以直接相关的军事、经济内容。”第九卷的作者吴景平,一方面按照既定原则编写,另一方面提出了一些不同想法,他说:“这部书里面的历史涉及政治最多、军事其次,外交更后。而财政、经济、思想文化相对弱,甚至有些都没有提到……其实中国与大国的关系,最主要的是经济问题。抗战开始,如何援助,援助多少,必然有涉及。困难的情况下,如何解决经济问题。”即便是张宪文的《中华民国史纲》也以政治史为主体。他说:自己的著作与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一样,都“以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等统治政权的发展演变来构建本学科体系,这实际上仍然是政治史的框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民国史体系”;“都未能真正科学地反映民国历史运动的全过程,只是过渡性的体系,突出了政治史的结构和内容”。

  此外,中国台湾学者所写的《中华民国建国史》,“采近代通史之形式”,分民国从革命建国至成书之时的1984年为五个阶段,各为一编,以政治史为主体,兼及经济、文化等方面。张玉法所著《中华民国史稿》,系“最近两百年中国史”系列丛书之一,其内容结构“以政治、外交、军事为主,社会、经济,以及文化、思想史为副”,起讫时间始于1912年终于1995年。西方学者编著的《剑桥中华民国史》,系1966年开始撰写的《剑桥中国史》第12、13卷,其内容涉及政治、外交、经济、思想、文化、资产阶级等方面,比较宏观、简略,内容布局没有明显的体系设计,结构比较宽松,但有一定的时序安排,论述范围以每一个作者的学术特长为界,在时间上以1912年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为起始,以1949年民国政权在中国大陆覆灭为终结,有明确的断代通史时间界限。

  从1990年前后开始,学界对以往的以政治史为主体的民国总体史研究进行反思,提出要对民国史开展全面研究的主张。具体而言,有三种说法。

  一是断代通史的说法。在1987年召开的“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学术讨论会”上,李宗一曾阐释自己主持编撰《中华民国史》的目标,是要把它编写为“一部带有专题史性质的断代史”。而“对中国古代的断代研究,一向以政治史为主,民国史继承了这个传统”。也就是说,他们对这部书的学术定位是以政治史为主的断代史。张宪文在其出版《中华民国史纲》后不久的1988年也提出:“民国史作为一部断代史,必须有自己完整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要体现中华民国的内在因素、外部联系、特点、本质、兴衰过程,反映出中华民国发展的规律。”这是“民国史研究急待解决的问题”。他指出:“《中华民国史纲》对此曾进行一些探索,还是很不成熟,有待于民国史学者的共同努力。”在这里,张宪文虽然提出了研究民国史的整体“科学体系”问题,但尚未有比较具体的构想。

  1995年,张宪文又提出要“构筑新的民国史理论体系”,以此进行全面的研究。他认为:“中华民国史是整个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它研究的内容,包含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发展的历史,它要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发展进行全面研究。”并指出:“长期以来民国史采取了一种过渡性体系,即把重点放在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权方面。在目前史学研究迅速发展的形势下,摆脱中共党史或政治史的架构,以一种新思路、新体系、新观点重新编写民国史是非常必要的。”但对于这种全面研究的新体系的具体内容,张宪文似乎还在思考之中。

  1999年,汪朝光在总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民国史研究成就时,提出民国史研究如何发展的问题。他认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如何定位,即如何界定民国史研究的体系和对象问题。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作为断代通史,民国史应该包括民国时期的所有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活动。”并指出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的局限,即:“以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的活动,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是一种狭义范围内的民国史研究”,“其不足之处正日益凸显……还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国通史。”也就是说,要用断代通史的体系结构编写民国史,对民国历史进行全面系统的总体性研究。但作者又认为这样的研究在当时“条件还不成熟”,只是以后的努力方向,其成果“或将在未来某个时期出现”。

  就在汪朝光期待未来的时候,已经有学者在致力于全面研究民国史的工作了。1996年张宪文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立项支持,开始多卷本《中华民国史》的编写。他在2000年发文阐释这部书的编写思路,提出了民国史的“学科定位”。他指出:中华民国史“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是一部断代史”。也就是说,他要以断代通史的框架编写新的中华民国史,其研究成果便是2005年12月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四卷本《中华民国史》。

  朱汉国等人在主编《中华民国史》时的编写思路也是断代通史。他们提出:民国史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作为通史的民国史,是以民国时期中国社会各个领域、各个方面为研究对象,它包括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也包括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政党等诸社会群体的活动。从学科的角度言,作为通史的民国史,应能反映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全貌,能体现1912—1949年间中国社会发展的内在规律。”

  二是“广义”的民国史说法。这一说法由张海鹏在2002年提出,他批评以往把统治阶级作为民国史研究的方向,其视野和范围过于“狭窄”,“基本上可以说是民国时期的政治史”,是一种“狭义”的民国史,“终究不能反映民国历史的总体面貌”;而且认为这种研究方向“显然是不科学的,显然是与历史发展的实际不相符合的”。因此,他提出要开展能反映民国总体面貌的“广义”的民国史研究。所谓“广义”的民国史,就是其内容而言,应包括:“发生在民国时期的各种社会行为,政治的、经济的、中外关系的、军事的、文化的、思想的、社会的,等等。”简而言之,“广义”的民国史就是能反映民国“总体面貌”的总体民国史。

  三是“民国史观”的说法。这一说法由陈红民在2011年提出,他主张“用‘民国史观’构建中华民国史学科新体系”,以此编写新的民国史。他对“民国史观”的解释是:“‘民国史观’的核心是将中华民国史学科的性质定位为‘断代史’,其研究对象应当包含民国时期所有的制度、事件、人物与社会面貌。民国史研究的目的,是要从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去评价与定位中华民国诞生、发展以至灭亡的历史过程,总结其特殊的历史规律。”民国史研究的视角是要“立足于现代化与国际化”。提出“民国史观”的用意,是要区别之前的“以统治阶级为主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强调“必须以中华民国的全部存在为本体”,“未来在‘民国史观’指导下进行的,应该是无所不包的‘广义的民国史研究’”。他由此提出民国研究新体系的三个要素:1. 与断代史相应的“独立性、完整性”;2. 与历史地位相应的“发展的眼光”;3. 与国际环境相应的“国际化”视角。

  上述三种说法,虽使用了不同的表述词汇,但都把中华民国史定位为断代史——既是民国一代的整体史也是中国通史的一部分,因此所谓的断代民国史也就是民国通史。虽然在讨论中大家都没有用“民国通史”这一名称,但这一含义是很明确的,因为大家都将研究内容界定为民国的全貌、民国的总体状况。由此而言,以断代通史的体系对民国总体史进行研究,已在2011年之前成为民国总体史研究者的共识。

  作为断代通史的中华民国史研究和编撰,是对中国传统修史理论和方法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认为:“通史之例,肇于司马迁。故刘知幾《史通》述二体,则以《史记》、《汉书》共为一体,述六家,则以《史记》、《汉书》别为两家,以一述一代之事,一总历代之事也。”这就是说,通史体例始于司马迁的《史记》,后来班固所著的《汉书》与《史记》是同一体例的通史,所不同的是《汉书》只记述了西汉“一代之事”,《史记》记述了黄帝至汉武帝3000多年的“历代之事”,因而可区别为通史中的两家。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通史”和“断代史”,而断代史又称为“断代通史”。从迄今为止的研究和编撰成果来看,断代通史盛于通史,如古人所著被视为中国史书经典的二十五史,除了《史记》之外,其余都是断代通史;在今人所著的通史类著作中,断代通史亦比通史多得多。通史之精神在于“通古今之变”;断代通史之精神则在于通一代之变,“详尽一代之理乱兴衰”。因此,结合民国的实际情况,采用断代通史之精神和方法对研究和编撰总体性的中华民国史无疑是非常有益的。

  二、中华民国通史编撰主线的选择

  上述各家在关于民国通史研究内容的讨论中,都主张要对民国史做全程、全面、全部的研究。要做到全程基本没有大的问题,但是要做到全面、全部则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其实,大家所说的“全面”“全部”,就是包括民国社会各个重要方面的人物、事件、状态、变迁。但是,何谓“重要”却很难有一致的标准,在这种情况下,编撰者往往会有自己的主线选择。从目前已经出版的三部代表性著作而言,主编们均有自己的主线选择。

  第一部著作是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以下简称“李书”)。它的编撰工作启动于1972年,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李新等人选择了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活动为中心内容,也就是主线,并以此安排全书的体系结构和内容布局。因此,包括该书作者在内的许多历史学者,都认为它实质上是一部民国政治史,而非民国通史。其实,从主编的初衷和全书的整体构架、内容构成来看,也可以说基本上是一部断代民国通史。

  就主编而言,李新一开始就明确指出:“编写《中华民国史》,是编写整个一代的历史。”也就是编写整个民国时期的历史。李宗一在1987年表示这部书的编写目标是民国断代史。这说明他们主观上是想尽量全面地进行研究,只是由于当时的“实际状况”,难以做到“全面”,只能以政治史为主展开研究,这在他们所设计和实行的该书总体架构与内容构成中有比较明显的表现。

  就李书的整体构架而言,它不仅继承了传统断代史和断代通史的表现形式,还兼容了纪传史和编年史的编写方法。除了通论性的主体著作《中华民国史》12卷16册之外,它还包括《中华民国史人物传》8卷、《中华民国史大事记》12卷,以及计划编辑《中华民国专题资料》600种(实际出版没有那么多)。这一构架类似于传统断代史的纪传体,虽然李新强调自己不采用传统纪传体的编撰体例,但实际上则与这一体例颇为类似。其中,《中华民国史》类似“本纪”,人物传类似“世家”和“列传”,大事记类似编年史,专题资料类似“书”和“志”。虽然不完全具备纪传体的构件,如专题资料除了少数专题外,大多立题过于细小、零散,尚不能全部达到“志”的水平,且没有“表”这类的题材。但是,从总体上来说,它仍具有纪传体和编年史的基本框架结构。

  就李书的内容构成而言,对政治以外的其他方面也有一定的兼顾,力求断代通史的标准。如在《中华民国大事记》的编写中,明确界定“大事记义属编年史”,“想利用这种传统体裁的优点,为民国史研究提供一部可供查考的参考资料”。对其内容构成,虽然由于“一开始就确定,中华民国史以研究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为中心内容。它是断代专史,而且主要是断代政治专史,还不是断代通史,因此,我们的大事记只能围绕这一中心内容进行编纂”。“但在实际工作中,民国大事记纪事范围较广,不仅包括政治、军事、外交,还涉及经济、文化,甚至天灾地变;不仅包括统治阶级及其政权的活动,还涉及人民的革命斗争和自发反抗。可以说,为有利于民国史研究的发展,它提前向断代通史先走了一步。”在《民国人物传》中,规定所收人物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各类政治人物之外,也包括“金融界、工商界著名的资本家及其主要代理人”,“文化、教育、科技、医药卫生等各界的知名人士”,“少数民族重要人物、华侨知名人士、宗教界著名人士等”,“帮会首领、土匪头目、黄色工会头目等”。这些人物“先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分类列名,全部写成后,拟一律按笔划顺序排列”。

  就传统而言,李书与断代通史之首《汉书》基本类同。班固在《汉书》的《叙传》中介绍该书的内容说:“凡《汉书》叙帝皇,列官司,建侯王。准天地,统阴阳,阐元极,步三光。分州域,物土疆,穷人理,该万方。纬六经,缀道纲,总百氏,赞篇章。函雅故,通古今,正文字,惟学林。”对此,唐人颜师古作注说:《汉书》“凡此总说帝纪、表、志、列传,备有天地鬼神人事,政治道德,术艺文章。汎而言之,尽在《汉书》耳”。由此可见,其所涉内容十分全面。但是,作为总领全书的本纪,则只论述西汉历朝帝皇的生平及作为,其主体是西汉一代的政治史;其他天文、历法、地理、水利、食货、刑制、兵制、学术等方面则由表、志、传来分而述之,且不限西汉一代,而是贯通古今,大多始自春秋。李书与之相比,以政权变迁为主线是相同的,框架结构是相仿的,只是其他方面的内容不及《汉书》完备。

  当然,学者们评议李书只是一部民国政治史,是就它的主体部分——《中华民国史》而言的。实际上,这一部分并非完全只限于政治史,也涉及一些与政治相关的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内容,如政府的经济政策和国家资本、财政金融体制及其实际状况、教育政策和制度、新文化运动、新生活运动等,只是相对于政治内容而言显得比较稀少简略而已。因此,从整体而言,该书是一部以政治史为主线的民国通史性著作。

  第二部著作是张宪文主持的《中华民国史》(以下简称“张书”),其选择的编撰主线是现代化。张宪文在该书获得立项后的两年(即1998年)就开始有这一主线的想法,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以往写民国史,要么写成国民党史,要么写成国民党史加中共党史。我想应该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实际出发,改变一下思路,以改造、发展中国,实现独立、民主、富强的现代社会为主线来写。”

  到2000年,他明确提出这一编撰主线,指出:“民国史的研究思路问题……应该围绕着一个基本线索来建设它的完整架构。这个基本线索,就是中国近代社会如何经过艰难曲折,逐步地、缓慢地向现代化中国发展。围绕这一主线,将中国人民为建成现代化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领域内的奋斗历程,构建一个有紧密联系的、有丰富内涵的科学网络,形成一个科学性时空整体……历史事实、历史过程都必须围绕建设现代化中国这一主线而展开。”“中华民国史,应该以如何改造与发展中国、建设现代化中国为基本的指导思想或研究思路,并以此去认识和分析民国史上的各类问题。”

  在该书出版三年后的2008年,张宪文再次强调民国史研究如何采用这一主线的问题。他认为:现代化是“把中国由一个有优秀文化遗产但又在封建专制统治之下不断受到西方列强欺凌的传统社会引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发展道路”,“民国史研究不能忘记或忽视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因此,构建民国史学科体系,要注意历史的“连续性、国际性和现代性”;“北洋时期是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变的转型时期”,有“许多二元性”,“新与旧、进步与保守、现代性和传统性等的混杂、并存与矛盾”。作为作者之一的陈红民,也在该书出版后介绍了张宪文的这一编撰思路。他认为,张宪文主持的《中华民国史》四卷本,“基本上以‘现代化史观’为指导,从政治民主化、经济工业化、生产方式城市化、社会多元化和观念现代化等多个方面来叙述民国时期的历史”。

  由此可见,张宪文主张以现代化为民国史研究的基本主线,并围绕这条主线设计框架体系,进行谋篇布局,决定主次内容,显示民国社会的特点。民国史“在学科体系的构建中,应用现代化的理论,贯穿和体现中国人民如何启动、推进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以及所遭遇的种种挫折或失败”。

  张宪文主张以现代化作为民国史研究的基本主线,主要有三个出发点。一是争取现代化符合民国的历史事实和世界潮流。他认为:自鸦片战争后,“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前仆后继为之奋斗的目标,就是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独立富强的中国。中华民国作为近代中国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它的历史实践,均应放在当时的世界大坏境中去观察”。现代化“这一运动线索就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根本主线……这是近代中国无数历史事实证明了的。今天,我们运用这样一条历史发展主线构建中华民国史的基本框架和学科体系,应该说是科学的,也是符合近代中国历史发展脉络的”。

  二是现代化可以包含原先的政治斗争这条线索,可以结合现代化和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使民国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建构更加合理。张宪文虽然主张以现代化作为民国史研究的主线,但是也包含了政治斗争这一条线索,或者可以说是两者共存。他认为:以现代化为主线,“和我们长期坚持的中国反帝反封建理论观念也是一致的,它涵盖了反帝反封建的基本内容”。“作为中国人民艰难追求的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五大政治选项与我们强烈宣示的反帝、反封建,应该是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种结合“不仅可以为民国史奠定坚实的社会现实基础,同时可以提纲挈领地抓住民国史的丰富内容,分别轻重主次,梳理繁简,选择去留”。

  三是以现代化为主线能够更好地认识和解释民国历史。张宪文认为:从现代化的角度“去认识和分析民国史上的各类问题,这样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更加深刻,也能站得高、看得远”。“上述主线较之反帝反封建所涉及的内容更加广泛、完整,它全面概括了近代中国人民奋斗的历史和未来的发展趋势。”也就是说,这条主线能够使研究者更加全面完整地考察和认识民国历史。接着,他又认为:“从理论上说,这一主线体现了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和进程,体现了历史学者运用科学的历史观对历史本体、历史运动、历史规律的认识和提高。”这意味着该主线有助于学者更加科学、理性地研究和辨识民国历史及其发展规律。他还认为:“运用这一主线构建民国史框架和体系,使我们对历史发展脉络的认识更加清晰,可以明确众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等在历史运动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改变过去简单地以阶级斗争的理论和方法分析复杂的民国历史,改变以国共两党的政治对立去划分社会各阶级和解释社会各种政治、思想和文化的变动。”这段话意在强调这条主线有利于研究者更加实事求是地评判民国历史。

  从张书的实际体系结构和内容来看,现代化的主线是比较明显的。至于其体系结构,该书以民国政权交替和政局重大变化过程划分阶段和分别设卷,又将每一阶段与其现代化进程状况相结合。各卷的划分和主题内容为:

  第一卷中华民国的创建与北洋政府的统治中国迈向现代社会(1912—1927年)

  第二卷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曲折发展(1927—1937年)

  第三卷日本全面侵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顿挫(1937—1945年)

  第四卷国共内战与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结束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新起点(1945—1949年)

  对于这样的阶段和分卷划分,有学者认为,这种“根据中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结合重大历史事变作为主线的方法是可取的,是构建民国史新体系的一种尝试和突破”。其言下之意是,这一编撰框架的划分是以现代化进程为主体结合重大历史事变。不过,从该书的章节标题来看,似乎是倒过来的,即以重大历史事变为主体结合现代化进程。不管该书以何者为主体,但现代化的线索是明显的,并在不少重大事件和人物评价中采用了现代化的衡量标准,作了新评价,颇具新风和新意。

  第三部著作是朱汉国、杨群主编的《中华民国史》(以下简称“朱书”),他们提出“以中华民国政权演变为其基本线索”,同时强调全面性,兼顾现代性。他们指出,自己所主编的这部书,“既不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专题史,也不是北洋军阀史加国民党史”,而是“以中华民国政权演变为其基本线索,但所研究的对象必须是全社会的”,“既要反映中华民国由兴到衰的全过程,也要反映此一时期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渐变的全面貌”。但是,他们对民国时期现代化成效的总体评价是基本否定的,认为:中华民国的建立,使“中国社会走出了封建王朝长期更替的怪圈,并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开启了走向现代的历程。民国初年,是中国资产阶级充满理想的岁月……(然而)他们企图把中国引向现代化的种种努力,最终无不在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封建强权压制下归于失败”。

  至于各分册对现代化的涉及,只有第三册前言中有所提及,该册主编说:“经济活动,门类庞杂,需要有一中心线索串联各部类,这一中心线索就是民国时期经济现代化历程。民国时期以工业化为中心的经济现代化虽历经艰难,一再遭遇严重曲折,但也取得了多方面的发展和进步,这些发展和进步对后世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虽说单册主编的观点与整部书主编的总体观点有所不同,但该书关注的重心主要还是民国的政权演变。

  从朱书的实际情况来看,其内容架构与李书的整体相类似,只是互有强弱之处。它在编撰体例上采用了“新型的纪传体”。所谓“新型纪传体”,就是以“论”“对应”“纪”,加大“志”的比重,压缩“传”的比重,丰富“表”的内容。

  具体而言,全书共十册,包括:“论”一册、“志”四册、“传”四册、“表”一册。第1册为“论”,它在全书中的定位,据作者的前言说:“‘论’在全书中,应起到统领全局的作用。它一方面是对中华民国历史发展全过程的概述,另一方面应力求反映作者对中华民国史的整体看法。”在实际编写中,所论者基本都是政治方面的内容,只有三节论及经济方面,即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财政政策、战时和战后的经济危机,而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内容则更少涉及。这一定位和主线与李书的主体部分《中华民国史》基本类同,只是李书的内容构成显得广泛一点,所涉及的经济、文化、社会方面的内容要多一点。第2册至第5册为“志”,它们分别叙述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文教和社会方面的基本情况。每册均采用横向结构体系,内容基本上是对制度和概况客观描述。这要比李书中类似“志”的部分“中华民国史专题资料”显得正规且更有学术性。第6册至第9册为“传”,虽然其涵盖的人物数量不及李书“人物传”多,但也包括了许多中共人物,两书除了撰写风格有所不同之外,没有明显的区别。第10册为“表”,这是李书所没有的。

  上述三部断代通史性的中华民国史,由于各有自己的编撰主线,因此每部书都有自己的个性特色与学术价值。由此可见,主线是编撰通史的总纲,它对通史编撰具有影响全书特色、风格、架构、见解的意义,是通史编撰中值得十分重视的、甚或不可缺少的关键因素。

  三、中华民国通史的基本特点

  断代通史是通史和断代史的结合,兼具通史和断代史的特性。通史要会通古今,既要代代相因,又要面面俱到;断代史则要会通一代,虽不须代代相因,但须贯通一代,究及前代,顾及后代,更须面面俱到。犹如唐代史家刘知幾在评论《汉书》时所说:“如《汉书》者,究西都之首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而且,断代史既自为一代,自然各有传承前代之处,更有自己的兴衰特点和缘由,宋元之交的史家马端临在辨析通史与断代史的关系时已指出过这点,他说:“窃尝以为理乱兴衰不相因者也,晋之得国异乎汉,隋之丧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该一代之始终。”由此而言,编撰民国通史的基本要义,不仅要揭示其整体面貌和变迁脉络,而且要揭示其特殊现象和时代特性。从该要义出发,就民国存在的客观时空和状态而言,与历朝历代相比,其最明显特征至少有以下五点。

  第一个特征是短。民国统治中国大陆38年,它作为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政权是中国历史上存在时间最短的三个“朝代”之一,另外两个更短命的是秦代和隋代。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短命和特别长命朝代的特殊原因何在,是历代和现代研究者较多关注的问题之一。民国为何如此短命?这可以说是民国历史的终极之问,是民国通史必须研究的首要问题。对此,已有不少论著予以讨论。这些论著,讨论最多的是国民党为何这么快就败给了共产党?讨论的重点主要集中在国民党的专制、腐败、信仰缺失和处置不当等问题,涉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方面;讨论的时段主要集中在抗战结束后的四年,即所谓“关键变局”。这些问题和这个时段当然是民国短命的重要原因和集中表现,但它们是否就是其全部根源所在?是否就是其走向失败的全部路途所在?民国的短命与历史上其他短命朝代的短命之由有何异同?这应该是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的问题,有关资料和论著中均存在诸多疑问。如蒋介石总结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认为:“完全是领导国民革命的本党,组织瓦解,纪纲废弛,精神衰落,藩篱尽撤之所招致。”在研究者中,高华将国民党军事失败的原因归结为七点:“自大、轻敌”“保城保地”“用人看派系”“军事教条主义”“将领们拥兵自重”“保密与情报工作失败”“无凝聚力”。显然,这些原因不可能只是在抗战结束后才生成的,那么它们是如何酿成的?有时人说,这是“国民党二十年来(指1928年以来——引者注)累积的病源”。那么,它们又是如何积累起来的?王奇生的著作从组织角度探讨了1924—1949年间国民党走向衰败的表现和原因,触及了国民党致败之由的酿成问题。这些论述所指大多是国民党自身的原因,当然还有不少非国民党的原因,如民国的体制原因、社会原因、时代原因、外国原因、共产党原因等。

  这些原因,有的可能是1946年之后形成的,有的可能是民国中途产生的,有的可能在民国成立之初,乃至辛亥革命中就已种下。这犹如贾谊在《过秦论》分析秦代速亡的原因时说:“夫并兼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以此言之,取与、攻守不同术也。秦虽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刘安的《淮南子》也有类似论述,其中的《泰族训》说:“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复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这就是说秦始皇不分立朝前后之区别,行同样暴烈之政,不顾民力而过度作为,是其灭亡的根源所在,而并不完全归咎于秦二世和赵高的胡作非为。因此,民国短命的原因,需要从整个民国史的视野加以审视。

  第二个特点是乱。这似乎是短命“朝代”的一个共同特征。民国是一个动乱频仍的时代,可谓乱象丛生,最主要有四大乱。

  首先是政乱。政权之争、党派之争、中央与地方之争、地方与地方之争不断。这种乱象,在北洋政府时期尤为严重,党派林立,争权夺利,中央政府内阁如走马灯般更换,党政之争、部门之争交相充斥政坛,地方政府军阀割据,各自为政,党争、政争纷繁连绵。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虽然党派有所减少,中央政权有所稳定,但是国共“党争”日益激化,国民党为了消灭共产党交相使用政治手段和军事手段,共产党为了救国救民和自我生存走上了武装夺权的道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矛盾、央地矛盾有增无减。

  其次是战乱。除了少数几个年份之外,战争历年不停,既有全国性大战,也有区域性小战;既有内战,也有外战。大战如“二次革命”战争、白朗反袁战争、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直皖战争、两次直奉战争、两次北伐战争、蒋桂大战、蒋冯阎大战、抗日战争、第三次国内战争。剔除抗日战争,平均每三年爆发一次大战。

  再次是匪乱。土匪和帮会遍布全国城乡,几乎无地无时没有土匪、帮会。据现有研究,1930年全国土匪总数有2000万左右;又据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估计,1946年“全国帮会人数有八千万众”。这些估计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土匪、帮会存在数量之巨大和分布范围之广泛,扰乱社会之严重是毋庸怀疑的,当然他们也有与地方政府既争斗又勾结的一面。

  最后是思想乱。社会各界各层所奉行的思想意识多种多样,有传统的,有西方的,有激进的,有保守的,有革命的,有改良的,各种主义、思想、主张纷呈。影响大者如三民主义、新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新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主义、村治主义、好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主主义、国家主义、法西斯主义,等等。由此结成各党各派、各会各社,各持一说,各行其是,既致使社会政治分裂,又孕育先进政治力量,引领中国不断前进,如马克思主义、新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等。

  第三个特点是洋。所谓“洋”就是学界通常所说的外向化、国际化、半殖民地化。在民国时代,一方面是洋人、洋兵、洋货、洋行、洋厂、洋街、洋钱、洋学、洋医、洋教等外国因素越来越多,另一方面是出洋、涉洋、学洋、投洋、抵洋等外事活动有增无减,其缘由既有外国强行的、促使的,也有民国迎合的、自行的;其方式既有条约性的、制度性的,也有随意性的、临时性的;其范围既有官方性的、群体性的,也有民间性的、个人性的;其性质既有侵略性的、欺凌性的,也有互利性的、平等性的。

  这种洋化现象,虽从晚清时期开始出现,但在民国时期快速增多,且开始参与、进入和利用国际体系,其中政、商、学三届的表现更为明显和重要。如,政界参与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巴黎会议、国际联盟、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第二次世界大战、华盛顿会议、共产国际、开罗会议、联合国等活动和组织;商界不仅与外商的经贸关系更加密切,自开商埠进一步增加,而且参与了联太平洋协会、太平洋国际商务会议、国际商会联合会等组织及其活动;学界不仅有更多的人出国留学,成就了一批现代科学家、教育家、思想家,而且出现了促进中外合作和交流的科研、教育机构,如1915年科学界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同年教育界参加世界教育会议,1922年参与建立国际联盟世界文化合作委员会,1923年参与创建世界教育会联合会,1943年中英科学合作馆在重庆设立,1946年中美农业技术合作团由中美两国政府出面组成,等等。

  这种不断扩大的洋化,对民国兴亡具有双重作用,既使民国有更多吸纳世界先进文明、利用外部资源以改造传统社会的机遇,也有更多受到西方强权侵略压迫、损及国家利益而引起社会动乱的祸患,加重民国社会在涉洋事务上的两极对立现象。如受制于国际列强和参与国际体系同时并存;阻碍社会进步与促进社会进步同时并存;学习、吸收外国先进文明与反对、抵抗外国侵略压迫同时并存;坚决反帝与妥协媚外同时并存。这些不断扩大的洋化,使中国既丧权辱国,濒临亡国,又革故鼎新,起死回生,成为民国社会变迁,乃至各次革命及其成败的重要外因。

  第四个特点是新。所谓“新”,就是历朝历代所未曾有过的新事物、新发展、新地位,也就是变。变之大小,既在于旧有事物的量变,更在于新生事物的质变。民国虽然命短而世乱,但也有不少出新表现,不仅有量变之新,而且有质变之新。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说,民国比此前任何一个朝代更多地出现了新的社会因素。民国诞生使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和社会结构从此结束和分解;新型的政治制度和现代的经济成分、经济形态、思想文化、知识阶层、社会群体开始产生和逐渐成长。其中,有的虽萌生于晚清时期,但在民国时期获得较大发展。这种新现象程度不等地存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如政治方面的政党政治、共和国体,经济方面的现代企业、资源开发、法制建设、科学管理,思想方面的民主思想、法治思想,文化方面的新文化、新科技,教育方面的国民教育、职业教育,社会方面的劳资协调、家族平等,等等;也存在于社会的各个层面,如城市的扩大化、现代化、自治化,农村的乡村建设运动、土地改革运动,社团的法人管理、政治参与,资本家群体、工人群体的阶级化,等等。这些新因素、新现象,应该是其“古今之变”的重点所在,也是现有民国史研究的一个主要方面,无论专题研究还是整体研究都颇为关注,尤其是以现代化为主线的研究者更予关注。

  当然,这些新生因素,大多不太完善,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乃至带来新的社会弊病和矛盾,甚至成为失败和亡国的原因所在,如党派政争持续、贫富分化加剧、劳资矛盾加深、城乡差别扩大、社团组织混乱、传统文化衰落、道德风俗败坏等。民国社会的新因素,尽管其发展程度有限,实际成效利弊皆有,但无论利还是弊都是一种新的现象,都值得深入研究。

  第五个特点是近。所谓“近”就是说民国是与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直接相连的一个时段。这个特点应该说是所有断代史最初编写时期共有的一个特点,因为断代史是一个朝代的兴亡之史,不能在其尚存之时由本代之人编写,所以几乎每一个朝代的断代史都是由其下一个朝代首先编写的,它是编写者的一个最近朝代,二十四史中除了《史记》,其他各断代史几乎如此。

  新建的朝代给上一个朝代编史不仅仅是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更主要的是记录新朝诞生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给新朝提供前朝兴衰的历史借鉴。如,魏徵受唐太宗之命领衔修纂《隋书》中,就唐兴隋亡之缘由发表议论说:“高祖(李渊)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雠,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故其亡也忽焉。”认为唐高祖之胜在于爱民、逸民,进止有度;隋炀帝之亡在于虐民、劳民,挥霍无度。魏徵在给唐太宗上书时明确表示:“臣愿当今之动静,以隋为鉴,则存亡治乱可得而知。”又如西汉文帝重臣贾谊作《过秦论》,专门总结秦代速亡的必然性,他说:“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并强调其借鉴意义,说:“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应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强调以史为鉴,审时度势,张弛结合,因时而变,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现在编写民国断代史,自然也有这个“近”的特点,理应将阐释国民党败于共产党,中华民国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总结其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为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设提供借鉴。

  就民国的历史而言,这个“近”的特点至少还包含着三个特性。一是连接性。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继中华民国而来,在时间上直接相连,民国的许多事物,特别是社会事物和国际环境会继续在新中国存在和发展,并对新中国产生一定时段和一定范围的影响。如,社会关系、阶级关系、国际关系、全球化与民族化、西方现代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关系等。

  二是过渡性。民国时期孙中山及社会各界进步人士提出过各种各样的强国富国目标和理想,虽没有实现,但已有所实践,有所举措,为新中国成立后所继承、发展和实现。在政治上,民国成立,使自古以来的中国国体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大转变,即从君主制转向民主制,尽管民国的民主制徒有其名,但它是清代君主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制的过渡阶段;在经济上,民国时期工业化有所发展,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基础;在教育上,民国时期的新式教育机构和教育方式,为新中国承接和发展。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三是后继性或共通性。民国虽然没有实现其缔造者孙中山所提出的民主共和、振兴中华的目标,但其事业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所继承。共产党对孙中山的事业有高度的赞赏和认同,除了在民国时期就给孙中山以支持和合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也一直把自己作为孙中山事业的继承、发展者。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2日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时说:“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我们完成了孙先生没有完成的民主革命,并且把这个革命发展为社会主义革命。我们正在完成这个革命。”习近平在201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时更全面地指出:“由于历史进程和社会条件的制约,辛亥革命虽然没有改变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命运,没有完成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但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

  这三个特性,特别是第三个特性,民国史研究均应认真对待,努力揭示民国历史中所存在的具有这些特性的元素,以便更好地发挥以史为鉴的作用。

  总的来说,通史编撰与专题研究不同,它必须要有一个切合研究对象特点的总体观,还必然会有一个服务编者所处时代和国家需要的历史观,即所谓的“本朝史观”“本国史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不仅充分反映在中国古代的断代通史编撰中,而且明显存在于外国学者的通史编撰中。如,美国学者威廉·J.本内特的《美国通史》,其出发点有三:1.使读者对国家充满“希望”和“骄傲”;2.对有功于国家和人民的领袖人物不忘“感谢”;3.对美国历史有总体的认识,铭记美国虽然有缺陷乃至罪恶,但“仍然是一个极为成功的故事”。其最终目的则是:以这部著作总结美国精神,“鼓励美国人再次或首次热爱这个国家”。于此可见,它具有明显的服务现实美国的意识形态色彩。又如,艾伦·布林克利在撰写《美国史》时,也明确道出美国学者编写通史时服务现实的不可避免性,他说:“也许更重要的是,历史阐释会因写作时间的不同而发生变化。历史学家会尽力‘客观’地写作,但谁也做不到完全脱离假设,完全不考虑眼前。20世纪50年代,无所不在的冷战阴影对历史学家看待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许多作品似乎都同美国民主经历和其他与之挑战的、危险的新生制度进行对比,从而证明前者的有效性。”

  如果说上述五大特征是民国历史客观存在的基本总体现象,那么不同编撰者所选择的编撰主线则会因为时期的不同而不同,现有的几部著作之所以有各自的编撰主线,应该说是职是之故;虽然客观存在的总体现象不会随着时间的延伸而发生变化,但如何看待它、阐释它、取舍它则会随着编撰者所处时期和所选主线的不同而不同,自然是各有各的说法,即所谓“成一家之言”。因此,将这两者更好地结合在一起,既重视客观存在的历史总体现象,又服务时代和国家的需要,是编撰民国通史需要重新审视的一个重要问题。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虞和平 工作单位: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人文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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