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中国史 >> 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万历援朝战争初期明经略宋应昌之东征及其对东征历史的书写
2021年06月29日 14:47 来源:《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作者:孙卫国 字号
2021年06月29日 14:47
来源:《史学月刊》2016年第2期 作者:孙卫国

内容摘要:

关键词:

作者简介:

   摘要:宋应昌是抗倭战争前期之明朝经略,明军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统帅,提督李如松亦受他节制。但他资历浅、经验少。平壤战事期间,他一直在辽东凤凰城筹集粮草,居中调度。他是南兵领袖,李如松是北兵领袖。平壤战后,李如松处事不公,引发明南北兵争斗,而这背后实际上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之争斗。兵部尚书石星与宋应昌、沈惟敬构成明军封贡和谈的主要力量。战事初期,封贡和谈对于军事行动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碧蹄馆之役失利后,主战的李如松也改变态度,明、日封贡和谈正式开始,宋、李撤归,但受到多方弹劾,一年后方叙东征之功。宋应昌回乡闲住,直至去世。家居期间,他将东征之相关文书编辑成册,但只突出自己在战场上的作为。故此书中的资料,须与其他相关资料参照、比勘,方能得出正确结论。 

  关键词:明代;万历年间;宋应昌;李如松;抗倭战争;平壤之役;《经略复国要编》   

  作者简介:孙卫国,历史学博士,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明代抗倭援朝战争分为壬辰倭乱(1592年)和丁酉再乱(1597年)两个阶段。战争前期,明朝以文臣宋应昌为经略、武将李如松为提督,率领大军前往救援,很快取得平壤大捷。不久,碧蹄馆之役失利,明、日进入封贡和谈阶段,明朝撤兵,二人被召回。朝鲜君臣对李如松深表感激,对宋应昌则颇有微词。事实上,宋应昌自被任命为经略起,一直到他被召回,始终受人非议。召回之后,他被革职闲住。家居期间,他将在朝期间的文书编辑成册,取名《经略复国要编》,成为后人研究明代抗倭援朝战争的重要参考资料。然四库馆臣批评该书 是“自张其功而匿其短”,引起近人缪凤林(1899-1959) 的不满,他力求为此书正名,且为宋应昌鸣不平,认为宋应昌乃朝鲜战事上极力主战者,对于封贡之事极力反对。缪的说法既不同于《四库全书总目》的评价,亦与《朝鲜宣祖实录》和《明神宗实录》所论不同,孰是孰非,颇有探究之必要。当今学术界对于宋应昌虽有数篇论文,然所论多限于明朝史料,对于他在朝鲜战事上的作为以及他为何要编《经略复国要编》(以下简称《要编》)语焉不详。笔者试以中朝双方史料为据,梳理他在朝鲜战事上的所作所为,并就他与李如松、朝鲜君臣的关系及其背后因素略作探讨,试图窥测他编纂《要编》的初衷,并对此书的价值略加评判。

  一、宋应昌被任命为经略及其赴朝日期

  宋应昌,字思文(一说字时祥),别号桐冈,浙江仁和人。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进士,初授山西绛州知州。隆庆四年(1570年)十二月改户科员外郎,五年三月为户科给事中。对于“北虏”,他上疏论封贡互市事,“与总督王崇古八议互有异同”。此期参与“外虏”事务,或许为他出征朝鲜埋下了伏笔。五月,升刑科右给事中。次年二月,改左给事中。万历 三年(1575年)二月除原职,升山东济南知府。此后十余年间,宋应昌仕途顺适,到万历十七年(1589年)正月,升福建左布政使,六月升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廵抚山东。万历二十年(1592年)正月,日本侵朝前夕,宋应昌上疏:“倭奴情形已著,防御宜先,议选练精兵,搜罗谋勇。”但未引起朝中重视。同年四月,升大理寺卿。当时传来日本丰臣秀吉侵朝,朝鲜军队节节败退,国王北迁至鸭绿江边的消息。这使明朝方面朝野震动,朝中商议出兵事宜。六月宋应昌为工部右侍郎,八月改兵部右侍郎,“往保、蓟、辽东等处,经略备倭事宜”。“经略之名,起于万历二十年宋应昌”。《万历野获编》对为何加宋应昌为经略有所说明:

  近年朝鲜告急,廷遣侍郎宋应昌往援。时以总督为不足重,特加经略之号……当倭事起时,宋素无威望,物论无以阃外相许者,一旦特拔,议者猬起,且谓事权过隆……若宋所带赞画二主事,亦特赐四品服以示重。

  可见,宋应昌当时人微言轻,朝中特命他为经略,以增强他的权威。宋应昌上疏,请求“乞赐专敕,便宜行事”。神宗下旨:“经略关系重大,应昌忠勇任事,督抚官毋得阻挠,将领以下一听节制,违者以军法行。”这样,宋应昌由于得到了神宗的尚方宝剑,成为明朝在朝鲜战场上的最高统帅,提督李如松也须受他节制。

  宋应昌被任命为东征经略,引起朝中不少人的反对。神宗赋予他如此大的权力,更是引得物议沸腾。但黄汝亨所撰《经略朝鲜蓟辽保定山东等处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应昌)公行状》(以下简称《宋公行状》)中却言:“朝廷悬赏格,有能复朝鲜者,赏银万两,封伯爵世袭。朝臣举股战舌举,号号无应能者,乃稽首推公往,诏拜公兵部右侍郎,经略蓟、辽、山东、保定等处防海御倭军务。”似乎宋应昌乃应时而起之勇士,然与《明神宗实录》相对照,此言多奉承之意,并非事实。实际上,当时质疑、弹劾之疏甚多。九月初九日,宋应昌“以被言,辞经略防倭之命”。神宗却“嘉其忠信任事,不宜困言自阻,不允辞”。御史郭实上疏再“论经略不可者七”,宋应昌“再陈不任,乞议别简贤能”。尽管群臣反对,但依然获得神宗的支持,特下旨:“九卿科道官依违观望,不必会议。郭实逞私阻挠,降极边杂职用,再有渎扰并究。”因此,对于间之曲折,宋应昌最清楚,自言:“亡何,蜚语至 京师,而朝鲜且告急矣。二三巨公不以流言罪余,而讶余之识……力请于朝,圣天子特敕昌 经略四镇云。”所谓“二三巨公”,即首辅赵志皋、兵部尚书石星之流。从宋应昌履历看,之前他主要在地方上为官,对于边务鲜有经验,却被委以如此重任,受到多方质疑,也在意料之中。宋应昌两次辞官,表明他底气不足。而提督李如松当时已是身经百战、久经沙场的老将,他率领的军队也是明朝最精锐的部队,朝廷却派宋应昌这样一位资历浅薄、不懂军事的文臣为经略,且赋予他“节制诸将”之大权,故朝中不服。从宋应昌就任时多方之反应,可见朝中党争涌动,预示着朝鲜战场上文臣武将之不和。

  同时,明廷以兵部主事袁黄与兵部员外郎刘黄裳为赞画,协助宋应昌。袁黄,字坤仪,一字了凡,吴江人。刘黄裳,字玄子,河南光州人。袁、刘二人乃万历十四年(1586年)同科进士,宋应昌在朝鲜战场上最重要的助手。万事俱备,只待启程。宋应昌何时前往朝鲜的?他与李如松何人先往?朝鲜史料《壬辰史草》称:“提督先起马,经略次行。”缪凤林据 《要编》考宋应昌出兵日期曰:

  应昌进兵时日,《明纪》《明史纪事本末》及《明史》等都无可考,《行状》及钱世祯《征东实记》亦载焉不详。据是编,则应昌以九月二十六日受敕首途,一面布置各地防务,一面调将檄兵,搜集刍粮军火器械。十月终至山海关,十一月进驻辽阳,以倭奴畏寒,欲于十一月中旬发兵。而大将李如松尚羁宁夏,屡失事机。不得已于十二月 初三先发吴惟忠,初四又发钱世祯、王问所领兵渡江。初八,如松至军,大兵遂于十六日东进,二十五日誓师渡江,二十九日至朝鲜,二十一年新正初四至安定馆,六日抵平壤矣。

  然《朝鲜宣祖实录》中则记有另外两种说法:一说宋应昌万历二十年八月二十二日奉旨出征,大军二十九日出发前往朝鲜。一说宋应昌于九月初七日辞朝,率兵七万前来。此二说皆不可信。因为从朝鲜所派请兵使郑昆寿的行程看,郑昆寿一行九月十八日到达北京,则宋应昌之出兵不应早于九月十八日。而明廷最终决定出兵朝鲜及出兵时间,与宁夏战事密切相关。九月底,李如松方平定宁夏哱拜之乱,明廷遂决定将宁夏战场上的明军调往朝鲜,故令经略宋应昌先行,因此缪凤林所论宋应昌出兵时间应该是可信的。十月十六日,李如松方被任命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军务,充防海御倭总兵官,率兵援朝。缪凤林言辞之间对李如松颇多批评,说“大将李如松尚羁宁夏,屡失事机”,这样的批评 对李如松是不公平的,因为宁夏战事不平,李如松无法脱身。故对于援朝东征,明廷先于八月任命宋应昌为经略,十月中旬方任命李如松为提督。宋应昌早做准备,尽早出发,实乃先赴辽东筹集粮草,为东征做准备。万历二十年十一月初十日,逃到义州的朝鲜国王宣祖首次获知“(明)兵马已调发,李 (如松)将军、宋(应昌)侍郎已出来”。

  宋应昌所统之军以南兵为主,李如松所统之兵则是北兵。二人关系是否融洽,直接影响着南北兵之团结与否,也将直接影响到朝鲜战事。战事初期,宋应昌主要待在辽东从中调度,南北兵皆随李如松前往朝鲜征讨。 

  二、宋应昌的职责及其与李如松之关系 

  如果说提督李如松率军征战,冲锋陷阵,决胜千里之外,那么作为经略的宋应昌则是运筹帷幄,调兵遣将,调配粮草,保证供应,以确保前线无后顾之忧。但是平壤大捷之后,宋、李矛盾激化,南北兵势同水火,深深地影响着整个战事。对于平壤大捷之功,缪凤林据《要编》论曰:“正月初八平壤之捷,《明史》及倭史多归功如松,观此编三、四、五诸卷,则战前之预备、临战之方略,皆出于应昌之计虑……而如松意气甚盛,尤须隐忍下之。”这段文字的观点是:平壤大捷,只归功李如松不妥,宋应昌运筹帷幄之功不能抹杀;李如松对宋应昌不服,宋应昌则多方忍让。由此看来,宋应昌似是以大局为重、以战事为先、不计较个人得失的英明统帅。但是对照《明神宗实录》与《朝鲜宣祖实录》,所论则大有不同,那么二人的职掌与关系到底如何?

  首先,宋应昌乃朝鲜战场上的明朝最高长官,提督李如松以下受其节制。对此,朝鲜君臣也很清楚。如朝鲜史料载:“都督佥事杨元以下诸将总兵、游击等,各统其师,皆听宋侍 郎节制,合势讨贼。”

  朝鲜君臣深知“我国存亡,系于此人”,“经略,文武大臣专阃外之任”。可见,宋应 昌大权在握,左右着朝鲜战事。平壤之役,朝鲜对宋、李之功的认识也相当明确:“攻拔平 壤,李提督之功也;运粮、调兵,宋经略之功也。”可见,宋应昌除节制前方诸将外,还负责后勤事务,并协调前线与明廷之关系,是前线最有力的后勤保障。从《要编》中看,宋应昌给李如松的命令很多,都采用《檄李提督》或《檄平倭李提督》的形式,是指令李如松应当执行某种命令。私下给李如松的信函,则称《与平倭李提督书》等。给其他将领,都是用“檄”,如《檄三协副将杨元张世爵李如柏》《檄刘袁二赞画》《檄王通判》等等。这充分说明,李如松实受宋应昌指挥。

  但是对于这样的安排,李如松内心不平。宋应昌与李如松尚未踏入朝鲜境内,朝鲜君臣就已感知二人不和。请兵使郑昆寿说:“大抵宋与李似不和协矣。”国王问其故,李恒福答道:“新立大功,且多气,必轻视侍郎矣。”《明史》亦言:“如松新立功,气益骄,与经略宋应昌不相下。”宋、李不和,并非秘密。李如松刚从宁夏平叛归来,对于文臣出身的经略宋应昌有所藐视,却被他节制,自然不服,甚至面对朝鲜诸臣,也毫不隐讳内心的不满。他对朝鲜通译洪纯彦直言:“武官受制于人,而不能自擅,故累请于经略。”厌恶之情溢于言表,但又毫无办法。朝鲜重臣郑琢谈及初次前往义州拜谒李如松时言:“其(李如松)所言多有怨愤慷慨之辞,指意大概为人所掣肘,此行不得成大功而去,且国王厚意多谢云。”当时战事尚未展开,李如松就感到被牵制,颇不自在。朝鲜备边司亦言:“中朝文官,但为弄笔。如刘员外、袁主事、宋经略,不见一倭之面,而束缚武将太甚,使不得措手,甚为痛愤。” 可见,这并非个人原因,文臣制约武将,乃明代定制,也因此决定了宋、李地位之高下。

  其次,李如松冲锋在前,宋应昌调度在后。事实上,在整个平壤战事过程中,宋应昌一直呆在辽东,他在给李如松的信函中提及滞留辽东的原因:“不佞所以暂憩辽阳者,因兵马、火器、粮饷等事,非不佞亲促之,未免濡迟。”平壤战后,宋应昌还在辽东,他在给石星的函中自我辩白曰:“某今所以迟 迟未渡鸭绿江者,因平壤战后军中火具殆尽,陈璘、刘应兵未至,故住辽阳凤凰城,一面制造,一面催督。今略有次第,已于二月廿六日赴开城亲督将兵攻取也。”这封信已是碧蹄馆败后所书,此时宋应昌尚在辽阳凤凰城。可见,最重要的战事阶段,宋应昌一直在辽东遥控,一面给在朝鲜前线的将士发号施令,一面与朝中联络,成为沟通明廷与朝鲜战场的关键人物。

  朝鲜国王认识到“大概节制在经略”,深知宋应昌的影响力,所以总想拜见他,甚至想前往义州亲迎:“经略乃天朝重臣,为救我国以来,予乃近在数日之程,而不为迎谒,宁能 免怠慢之责乎? ”但宋应昌并不急于见国王。因为兵戎倥偬,宋应昌行期不定,一会儿说来会见国王,一会儿又说不来,弄得国王坐卧不安。国王与群臣商议:“宋侍郎,卿等以为何如人?乃天朝元帅也。当此之时,予以山海为家,何可以国王自处?在近地不见,而经略自前进乎?前进之议,予未晓也。”于是备边司给国王议定三策:一则国王在定州等宋应昌相见;二则看看宋应昌如何回答,再作决定;三则如宋应昌所言,自行前往平壤。三策各不相同,故而给宋应昌之答复亦异。可见,为了跟宋应昌见面,朝鲜君臣想尽了办法,而宋应昌总是不见,引得朝鲜君臣不满。

  平壤战事结束后,宋应昌仍滞留辽东,朝鲜国王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直到宣祖二十六年(1593年)正月二十四日,宋应昌才过鸭绿江,但依然不想与国王见面,反而催促国王前往平壤,并表示他将前往开城督战。但国王还是不放弃与他见面的努力,宣祖二十六年四月初,兵曹判书李恒福受命前往传达相见之意,而“经略招通事及王通判,极陈不欲相会之意”。大体意思是说,以前明廷所派使臣皆品级很低的官员,朝鲜国王甚少见明朝大臣,故不知采用何种礼仪,故不如不见。后来终于见面了,但国王对他印象极坏,国王谈及见面情形时说:“李提督,大将也,而幅巾相见,应昌则盛陈兵威,然后入我。然而不许侍臣同入,其凶险可知。”可见,平壤大捷前后,宋应昌一直在辽东,对于战事遥加控制。国王深知宋应昌的重要性,总试图与他见面,后来好不容易见了面,印象却极坏,并由此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最后,南兵服膺宋应昌,北兵受命于李如松,宋、李不和,也酿成了南北兵不睦。尤其是在平壤大捷后,彼此争功,矛盾激化。宋应昌是浙江仁和人,南兵主要是浙兵,受命于他。在前线的南兵同他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宋应昌在给南兵将领钱世桢的信函中说:“将军不佞所知也,东行较之诸将,私心更为悬切。”给另一南兵将领戚金的信函则曰:“执事为不佞知,举昨东行,鄙心悬念,视诸将特甚。幸执事奋勇当先,一鼓遂下平壤,此稀世功也。不佞闻之,喜不自制,今将题叙,以表殊勋。”言辞间推心置腹。南兵将领也及时向他汇报前方战事状况,故他对前方事务了如指掌,也加强了他对提督李如松的牵制。

  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率三路大军渡过鸭绿江,开赴朝鲜。次年正月初,围攻平壤,迅速击败日军,日军撤出平壤,取得了平壤大捷。这本是一场应该大书特书的胜利,但叙功迟迟未举行,直到次年九月明廷才宣捷叙功。拖延如此之久,原因固然很多,其中关键因素,则是宋应昌与李如松不和,二人争功,引发南北兵互相攻讦,以至于朝中科道官纷纷弹劾,难以论定。

  平壤大捷,却难以叙功,首先与提督李如松处事不公有关。明军攻城之际,李如松大呼“先登城者,赏银五千”。南兵诸将遂奋勇争先,先登上城墙,拔掉日军旗帜。朝鲜人亦知:“是战也,南兵轻勇敢战,故得捷赖此辈。”但李如松在奏功疏中,反将首功归诸部将张世爵,北兵居上,南兵居次。朝鲜国王为此亦感到不公,说:“张世爵与提督同乡人耶?谓有功则可矣,至录于首功,则未可也。”他认为南兵将领吴惟忠功最高。朝鲜大臣柳成龙亦曰:“提督攻城取胜,全用南军,及其论功,北军居上。以此军情,似为乖张。若但以一胜为功,无必进之意,则臣等之区区寸力,势难挽回,尤为痛闷矣。”对于先登城的南兵,李如松既未赏银,奏功又不力,引起南兵将士普遍不满,也引发朝鲜君臣的忧虑。《朝鲜宣祖实录》即言:“李提督如松世居北边,凡用军议功之际,右北军而退南兵,由是南、北军不和。”朝鲜大臣曾分析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曰:

  大抵宋侍郎为元帅,而所率炮手,皆是南人。李提督北方武夫,而所率骑兵,亦皆北人也。南军善于放炮杀贼,北军善于斩馘。北军所斩,多是南兵之所杀。而上功之际,首级为先,南兵居后,故元帅颇怀不平。公论亦以李公为贪功。而两将之间,不相和协,有逗挠之弊,此实我国之不幸也。

  因为记功以所获敌人首级为准,谁得首级最多,谁的功就最高。之所以会出现南兵功高不得赏、北兵反而得赏的情况,因南兵用火炮击毙敌人,行动不如北兵迅捷,敌人虽被击毙,首级却被北兵得到,致使南兵所获首级不如北兵多。这或许是一客观原因,但其背后则是经略宋应昌与提督李如松不和,而 且双方矛盾也因此进一步加深。

  因李如松对南兵不公,平壤大捷后,遂有流言,“提督攻平壤时,多取朝鲜人民,削发斩级,以为贼首”。流言传到朝中,山东巡按周维翰、吏科给事中杨廷兰等即上本弹劾:“李如松平壤之役,所斩首级,半皆朝鲜之民,焚溺万余,尽皆朝鲜之民。”明廷因此令山西布政司右布政使韩取善、山东巡按周维翰等至平壤查核真伪,且指令朝鲜据实以闻。朝鲜国王则谁也不敢得罪,只能为两人开脱,主张都叙功。李如松被迫上疏自辩,其中有言:“朝鲜国王,焚香祝天,而移咨谢臣;朝鲜人臣,焚香满道,而叩首谢臣。假使臣杀其子弟,戮其父兄,彼将以仇关白其仇之矣,尚肯感臣而谢耶?”一席流言,就让李如松忙于应付。实际上,这是宋应昌与南兵之暗中报复行为。

  事实上,平壤大捷之后,宋应昌亦蠢蠢欲动,朝鲜君臣获知宋应昌“欲得首级甚切”,颇觉奇怪,以为“侍郎以天朝大将,岂有如是求索耶”?被告知:“侍郎有二子,而非文非武,欲官其子甚切,侍郎岂无其意也!”李德馨则传言:“提督怒经略所为如此,愤骂曰:‘如是 而反谓我论功不均乎?’”他身在辽东,却因为为儿子着想,需要前线的敌军首级之数,希望荫得军功。对此,朝鲜国王颇为不平,曰:“宋侍郎所为,甚不好也。足不践朝鲜地方,而欲参平壤之功。受天下重寄,处事如此,未知其可也。”直指其争功。四月二十一日,朝鲜国王“令收聚各阵所献首级,具咨送于宋经略营下”。尽管他既未渡江,也未直接参战,却左右着前方战事,甚至对李如松上奏的疏文不予理睬;平壤大捷之后,筹集粮草也不尽力,致使前方粮饷不济,从而影响了明军的进攻;对李如松处事不公,他更是极尽个人之影响力,到处为南兵申冤,直接影响了明廷对于平壤大捷的封赏。

  宋、李二人,一文一武,一前一后,一南一北,理应彼此扶持,同舟共济,共同抗敌,实际上却处处拆台,各为一己之私而争斗不已。平壤大捷带来的不是团结一致,反而是彼此变本加厉的争斗,既影响了朝鲜战事的展开,更影响了彼此以及战场上南北兵的关系。李如松原本对以石星、宋应昌与沈惟敬为代表的文人主和之策不屑一顾,碧蹄馆之役失败后,时局不利,粮草不济,李如松也不得不附和封贡之策,从而使朝鲜战事转入封贡和谈阶段。 

  三、宋应昌主战还是主和 

  宋应昌在朝鲜战事上主战还是主和,本不应有异议,但缪凤林据《要编》论曰:“当时石星(兵部尚书)计无所出,欲倚沈惟敬以成和议,不悦应昌之主战……按应昌自始主战,与封事始终不涉。”黄汝亨《宋公行状》中也说:“石大司马 (即石星)又计且缓师,俟西事定,遣沈惟敬以封贡议往。有旨:惟敬以游击职衔,著经略军前听用。至是,道谒公,公呼惟敬前回倭,倭求封贡,第宜卑辞向阙,全军退釜山听命,何敢蹂朝鲜要我,而计缓我!我奉命讨贼,有战而已!汝毋以身尝法!惟敬缩舌去……会惟敬至自倭营,执款议如初。公瞋目大怒曰:天兵来如泰山压卵,贼亡无日,尚敢以谩词侮我,汝怯辱国,罪当斩。命力士缚惟敬军 中,而议讨贼益急。”《宋公行状》将宋描写成坚定的主战派,更论曰:“而议者犹以请封撤防为公罪,不知公受命经略在二十年九月,而遣沈惟敬始封议入倭在二十年七月;继定封 在二十三年秋,而公归田在二十二年春。则公于封事始终不涉。而部下撤防之议,自公得代后,公所留刘兵万六千,守全庆而争言不可撤。疏具在,则安得移而訾公!嗟乎!中山交阯之谤,古今同慨,奈何!”颇为宋应昌抱不平。《宋公行状》是缪凤林立论的重要依据。然此说法极为可疑,因为无论是《明史》《明神宗实录》,还是《朝鲜宣祖实录》,皆载录有宋应 昌之所作所为,宋氏是具体贯彻石星封贡和谈策略的核心人物,沈惟敬前往日军沟通,则直接受宋应昌指挥。二者孰是孰非,试论之如次。

  事实上,从最初的备战阶段,以兵部尚书石星为首,就采取了战、和互相配合的策略。出兵之前,石星招募浙江人沈惟敬前往朝鲜与日军接洽,商谈封贡之事。万历二十年八月十五日,沈惟敬首次前往朝鲜。随后数年间,他频繁往来于朝、日之间,还前往日本,面见丰臣秀吉。宋应昌以经略身份到辽东后,沈惟敬就直接听命于宋,《宋公行状》亦言:“惟敬以 游击职衔,著经略军前听用。”也就是说,从最初就未摒弃封贡和谈的可能,而是相辅而行,宋应昌一方面与李如松配合,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指令沈惟敬与日军接洽,试探和谈的可 能,以致《明史》言:“经略宋应昌惑沈惟敬,力请封贡。”

  战、和两策并用,在战争前期取得了一些效果,但一直受人诟病。平壤之役后,山东巡抚周维翰受命前往朝鲜查勘,回国后疏曰:“盖军士自抚贡之说渐起,而战斗之心渐弛,及湿暑交浸,疫瘟大作,亡殁多人,军中泣声震野,一经物故,尸辄烧焚,诸军悲且怨矣……王京之退,以讲贡退也;二王子之回,以讲贡回也;徐一贯等受彼八百两之贿,以讲贡贿也;故平行长屯西生浦挟觊贡约,今其将小西飞入王京促之,臣因诘东征诸臣曰:明旨森严,固 昭然在也,乃小西飞之请,何为耶!”

  面对质疑之声,宋应昌上疏详细解释议和封贡之前因后果。从其疏中可见两点。

  第一,从最初开始,宋应昌就贯彻兵部尚书石星的意见,在朝鲜战场上战、和两策并用。石星是幕后的指挥者,宋应昌是主要的执行者,沈惟敬则是联络日军、封贡之策的具体实施者,他们乃明朝推行封贡之策的中坚人物。石星亦上疏附和且直言:“其遣使往探,行间捐金,则臣星实与之谋焉。”前已提及,宋应昌人微言轻,而能被任命为经略,实石星等人大力扶植之结果,故宋应昌对于石星言听计从。而沈惟敬与日军沟通和谈,一切皆听命于宋应昌,疏中细数了他所指派之任务。

  《要编》中收录有多封宋应昌与石星的书信,明白显示二人关系密切,宋应昌可谓是石星在朝鲜战场上的代言人。如关于是否给沈惟敬以游击官衔,宋应昌致函石星曰:“屡接手札,台下以吃紧数事为某指授,感戢感戢!内已启者,不敢复赘。外承谕沈惟敬给与马价一千两,俾行反间,此妙画也。谨领悉矣。第给授游击一节,兵法云用而示之,以不用若经具题,不免昭著,何不暗给札付,加以游击职衔,如其建功,何止此职?此机密之事,望台下细酌之。”宋应昌给石星的建议,完全是心腹之臣的口吻。后沈惟敬果真被给予游击之衔,听宋应昌指挥。沈惟敬乃石星通过宋应昌派往朝鲜前线与日军议和的主要人物,《要编》中这样的信函不少,焉能说他完全与议和无涉呢!在上报平壤大捷之功时,宋应昌特别提及沈惟敬之功,说:“游击沈惟敬数入倭曹,建功属国。纳贡之说,虽出无凭,缓兵之计的有可 处,相应并叙,应加参将职衔者也。”由此可见,他们三人彼此依靠、互相扶持 。

  平壤战事期间,宋应昌一直待在辽东,次年正月二十四日方渡江,之后就传出议和之说,令朝鲜君臣非常紧张。尽管之前沈惟敬一直在说议和封贡,但当时只是作为一种策略,朝鲜君臣并未过多关注。宋应昌一到朝鲜境内,就有议和传言,朝鲜君臣以为是宋应昌之说法,遂派人多方打听,希图弄清情况,并百般劝说,力图阻止和谈。宣祖二十六年 (1593年)三月初十日,宋应昌派遣同知郑文彬、知县赵汝梅、参军吕应钟前往定州,拜见朝鲜国王。国王直言传闻议和之事,深表不安,明使答曰:“宋经略言之,非讲和也……贼自平壤之败,心胆俱落,愿自宁波府入贡中原。若借其归路,而使之入贡,则必不敢加兵于贵国。今若以兵从事,则不二三年,贵国当复被兵矣。”明使的回答并没有否认国王之猜测,而是委婉地解释议和封贡之事以及封贡之必要性。国王则明确表示:“夷狄可以威服,不可与之讲和。”此乃宋应昌派人直接向国王解释封贡事宜,尽管国王明确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可见,朝鲜君臣早就察知宋应昌乃封贡和谈的主要决策者,他上通石星,下统沈惟敬,乃明朝封贡议和的关键人物之一,黄汝亨《宋公行状》所言,乃明显袒护宋应昌的不实之词。

  援朝战争前期,宋应昌直接听命于兵部尚书石星,负责兵力调度与后勤供应,又跟朝中接触,向明廷进言献策,从而左右着战事的进程。石星之所以力排众议,让宋应昌这样一位资历浅薄的兵部侍郎前往朝鲜为经略,很大程度上就是看重了宋应昌能贯彻他的思想,从而实现操控朝鲜战事的目的。但是这种战、和两手策略,在朝中引起极大反感,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提督李如松更是恼火。本来提督李如松信心百倍,誓将倭寇赶回日本,但因为宋应昌在身边加以“节制”,首鼠两端,使得他无法尽心备战,矛盾更加激化。

  第二,战争初期,战、和两策并用,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疏中提到四次“讲贡”策 略:“始事讲贡,计破平壤之说”;“再事讲贡,计出王京之说”;“目前讲贡,计退釜山之 说”;“善后讲贡,消弭祸萌之说”。这实际上是战事的四个重要阶段,即收复平壤、倭寇退出王京汉城、敦促倭寇退出釜山以及明朝撤兵的善后工作。在这中间,封贡和谈之策皆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所以,宋应昌于疏中详细解释四次封贡和谈之缘由、经过、效果,力图说明,指派沈惟敬前往日营封贡和谈并非真和,“实是借贡以退倭,未曾轻许而误国”。同时又说明前期明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实则是他主持封贡和谈所带来的战绩,若无借贡和谈,战事不可能如此顺利。在他看来,东征朝鲜,武力征讨与封贡和谈两手并用,不可偏废; “讲贡”之策很好地配合了军事行动,十分必要。石星也对宋应昌的做法予以称颂。他说:“利以诱之者,兵家之胜算;假以便宜者,御将之微权……大抵以挞伐为威,以许贡为权,惟冀成功,无嫌诈计……倭奴已尽遁归,朝鲜已尽收复,东征之役至此,应昌之心诚苦,而绩亦 已著。”

  对于封贡和谈之事,虽然宋应昌解释于前,石星附论于后,但未能说服朝臣,亦未消弭朝臣的质疑。其所谓“借贡退倭”之说,再次受到兵科给事中张辅之的攻讦:

  借贡退倭之说,至今月初八日始见应昌疏中,而同谋借贡之说至今月十八日再见本兵石星疏中。夫绝贡之旨屡下,两人胡以擅许也!彼托之兵道尚诡,非真许也,许贡之谋已久,而诸臣胡以不闻也!彼托之兵事贵密难轻泄也,譬如养疽而不虞腹心之将溃乎?倭之乞贡,志在内窥,果徒抱尺一之纸,处穷海之外耶?倭之屯聚,志在劫盟,能使小西飞之出王京、平行长之离西浦耶?拥众而挟,则我弗可许也;浮海而去,则我弗能驱也。不封不贡,则倭必螫毒于朝鲜,而祸在今日;许封许贡,则倭且垂涎于中国,而祸贻将来!毋论阶祸,试使诸臣比德度力,何如祖宗朝?乃欲臣二百年来不可臣之倭哉!此皆沈惟敬倡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误阁部。石星素号忠诚,不加深察,而谬欲以身担之,脱或有误,虽百身奚赎!

  张辅之此论极有见地,直言所谓以封贡退倭,实乃宋应昌与石星两人暗中所为,并未得到朝中诸臣赞同,所以他们要反复解释,以便让群臣相信封贡的原委和效果,但这是有违神宗禁令的。实际上,所谓的“借贡退倭”之说,乃“沈惟敬倡其说以误应昌,而应昌复溺其说以 误阁部”,进而对石星“谬欲以身担之”的做法表示深深的担忧。

  可见,宋应昌并非一味主战,而是积极贯彻石星所制订之策略,战和并用,黄汝亨所言乃一面之词,故意为宋应昌辩白。碧蹄馆之役失利后,原本极力反对封贡和谈的提督李如松也改变了态度:“会如松奉征倭之命,先胜于平壤道,后败于碧蹄馆,久戍朝鲜,而封贡议起。如松颇附会文帅宋应昌及本兵石星,速成其事,以结东征之局。”为了尽快结束东征战事,李如松也只得附和封贡之议。但封贡和谈终至失败,石星下狱,最终死在狱中。张辅之所论,不幸言中。宋应昌编辑《要编》正当其时,故而他极力撇清与石星的关系,也因此衍生出《宋公行状》中极力“主战”的说法,但其疏文俱在,中朝史籍皆载其所作所为,《宋公行状》所论不攻自破也。  

  四 宋应昌之晚年境遇与《经略复国要编》之编

  明、日封贡和谈正式展开不久,宋应昌与李如松二人皆被召回,大致于万历二十一年 (1593年)八月底九月初回国。朝鲜史料《乱中杂录》载:“(八月)二十二日,宋应昌、李如 松领兵马还辽东。”《朝鲜宣祖改修实录》载录他们过鸭绿江回国的时间为九月初一日。回国之时,朝中弹劾宋应昌之疏连番上陈。十一月初一日,宋应昌上《直陈东征艰苦并请罢官疏》。其中言:“只缘封贡一节,臣先因借此以退倭,今欲假此以修守,申明前疏,颇为明悉。乃在廷诸臣,指臣为误国。”十二月初四日,宋应昌引疾乞归,神宗不准,令其回朝调理。初七日,命他为兵部左侍郎,以示安慰。次年正月十七日,广东道御史唐一鹏“劾总兵李如松贪功、掩败、衅祸三罪……因言经略宋应昌过信不明”;二月十二日,河南道御史黄一龙奏称:“倭不可与通贡。因言宋应昌失利罪小,欺君辱国罪大。”三月初十日,宋应昌被斥回籍闲住。四月十八日,唐一鹏再“劾如松及宋应昌、石星、顾养谦、刘黄裳争相欺罔,乞下法司速鞫,分别典刑”。几乎每月都有朝臣上疏弹劾,要求追究宋应昌等人的责任。七月十五日,山东巡按御史周维翰勘复东征功次,以为“经略宋应昌、总督李如松、赞画刘黄裳及王京功罪,事完另议”。从朝鲜征战归来,不但无功,反而落得被勘的地步。好在神宗以为“功可嘉尚”,无需再勘。八月初一日,石星请叙东征功次,兵科都给事中吴文梓争之,竟然不得叙功。初十日,“直隶巡按李尧民直陈告庙宣捷之舛,谓宋应昌之东也……惟听沈惟敬以和媚倭,区区一捷,宁足掩和亲之丑”? 也反对宣庙叙功之议。

  直至万历二十二年九月初一日,兵部方叙复东征之功:“乃若擘画机宜,措调兵饷,办器械,明赏罚,则应昌任之,卒成兹捷,其劳最著。至统领官军,奋扬威武,与诸将分道并攻,一鼓登城,则如松之劳,当与应昌从优升赏。”经过多方查勘,明廷议定东征功次,宋应昌“著升都察院右都御史,遇缺推用,还赏银一百两,大红纻丝四表里。李如松力战取胜,忠勇超群,加太子太保,于世袭伯爵加给禄米一百石”。石星为他们辩白曰:“应昌、如松所以不免众议……封贡之议,为时所未与;而封拜之约,为人所最忌。以兹之故,争者盈庭……夫蒙皇上略其细过,录其微功,应昌升职起用,如松加禄进衔……惟应昌则区划难有未尽,而劳瘁则有足矜。”后来皇帝令宋应昌荫一子,为正千户,世袭。可见,所谓叙东征功次, 还只是以复平壤之功为准,以宋应昌为首,官升一级;李如松次之,加太子太保并 赐禄米百石而已。

  宋应昌、李如松归国后,朝鲜君臣对他们仍很关注。宣祖二十七年(1594年)四月,朝鲜君臣闻知:“李提督、刘员外杜门不关事;宋侍郎上章告病;杨大将元、杨参将绍先、郑同知 文彬、赵知县以梅,方被拿问,科道封章踵起,甚为纷扰云。”东征将领不是被清算,就是 闲住,使得新任经略顾养谦也没有再战之心,一味主和封贡。有鉴于此,朝鲜备边司遂上书国王,请求为宋应昌、李如松辩白请功,但国王并不赞同,以为:“提督可为之,经略决不可为之。若如是,我国终未免党奸欺天之归,义理都丧矣 。”后来石星见到朝鲜使臣金睟,责备曰:“宋经略、李提督为尔国,多有功劳,不以为功……反以为非,此后将相,谁肯为尔国图……宋爷、李提督为尔国十分辛苦,多有功劳,尔国不知其功,以为分内事,反以为不足,殊无良心。”备边司遂上书国王曰:“我国所恃者,只石尚书一人,而其意如此,我国之事,更无所凭依,岂非可虞之甚乎?我国以恢复之计,专委于天朝,而石尚书、顾总督之言如此,则宋侍郎、李提督之意概可想矣……今者不为伸辨,殊似未安……若不为则已,只举提督,而不及于经略,则结怨尤深,反不如不为之为愈也。”即便说得如此严重,国王依然不同意为宋应昌辩护请功。《朝鲜宣祖改修实录》论曰:“石、李有大造于我,而连被按劾,怨我国不肯附会。柳成龙等恐此后中朝将相无 为我国致力者,欲姑徇其意,而上每愤宋经略主和坏事,尤憎沈惟敬,比之仇贼,群臣之言,不得入矣。”朝鲜国王最痛恨宋应昌和沈惟敬,因为他们二人主和,不能尽力征伐,对于石星与李如松则心存感激。

  尽管最终未能为宋、李请功,但一有机会接见明使,朝鲜国王总会问及二人近况。宣祖二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国王接见明游击陈云鸿,问:“宋侍郎、李提督安否何如?”被告知“宋、李两爷皆告病在家”,未曾被重用。二十八年四月初八日,国王接见沈惟敬,再次问及“石尚书、孙经略、宋经略、李提督诸大人,皆平安否”? 沈惟敬答以“皆平安”且 说:“宋经略今已回家,奖荫一子,授锦衣卫千户。李提督亦受赏银矣。”此时已是明廷封功之后。同月二十八日,国王接见明使李宗城、杨方亨,再次问及宋、李近况 ,回曰:“宋、李之宣力贵邦,皆是皇上之恩也。应昌有病还家;李如松今为中府佥使;石、孙皆无恙矣。”此时宋应昌已退职还家。次年二月,朝鲜传闻,石星下狱之后,“披示《缙绅一览》,曰东征将士,无一人在朝”。可见,自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宋应昌被斥回乡后,一直隐居乡下,直至去世。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封贡议败,日本再犯朝鲜,朝中弹劾石星之人甚多,石 星下狱,词连宋应昌。九月,刑科都给事中侯廷佩“疏乞正枢臣今日误国之罪,并追大臣先日朋误之奸,参辅臣赵志皋与宋应昌、顾养谦等”;二十七年二月,吏科给事中赵完璧、河南道掌道事监察御史赵士登等“纠拾”原任经略宋应昌等“各溺职”。其时,宋应昌已闲居乡里多年,早已不问朝政。缪凤林曰:应昌“万历二十一年召还后,翌年三月归隐孤山,绝口不谈东事……在稽留峰下冷泉亭侧,率妻子而躬耕南亩,抱弱孙而徜徉北牅”。三十四年(1606年)二月宋应昌卒。次年四月,其子宋守一“以父功未白,改荫未定。会朝鲜遣使入 京,上疏乞问陪臣以定前功,不报”。四十六年(1618 年)十月十二日,准宋应昌孙宋楚望 改荫,此时宋应昌已逝12年。“应昌殁后十七年,时应昌犹未葬,盖守一念其父功,终必 不泯,故留以有待,然应昌之功终不得白”。其后人总为他鸣不平,但终无结果。

  宋应昌归隐乡下12年(1594-1606年),绝口不提东事, 举朝大臣弹劾他时,亦不再 答言,因为他知道这毫无用处。朝鲜使臣亦知:“宋被参,故不得复命,住在山海关近处云。宋侍郎望轻,尚书、顾侍郎,虽被弹论,平时有重望云。”明确指出宋应昌没什么威望,答言辩护毫无用处。他只能将内心的愤怒埋藏起来,编辑到书中。这或许是他编辑《要编》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书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

  其一,此书编辑的时间很短,目的乃为自我辩白。万历二十二年三月宋应昌归隐故里,缪凤林推测,次年春他就编成了此书。其理由是:“末附兵部、礼部等章疏及日使小西飞禀帖礼部,最后一本议秀吉封爵,奉旨平秀吉准封日本国王。据谈迁 《国榷》及《明史》,乃 万历二十三年正月事。《国榷》又载二月辛亥封平秀吉为日本国王诏,而是编无之,则其成书之时,犹未及见是诏,盖亦在是年春矣。”如此算来,编成此书仅用了一年时间。而此编只是编辑原有的各类文书、檄文、信函等,并不难,一年之内能够完成。沈一贯曾因贡市与否,跟宋应昌通过书信,表达了不同意见。尽管沈一贯自认为常常扶植宋应昌,但因意见不合,宋氏竟未送书给他,引得沈氏颇为不满,在书信后作跋云:“余发家日,石本兵定计封倭矣。余度封倭亦何害,而唯贡与市甚不可,未到京,先以书言之。在途闻小西飞已至,驱而入,即复言之,皆曰无许者。明年春宋经略忽于辞恩疏中请贡市,以书通余。无何,复极言。余曰再来非漫语也,今不言,后将噬脐,乃作此笺。笺止答宋,未尝泄。而顷之石尚书来谢不敏矣,然议亦竟从此止。后宋裒其朝鲜书疏,为《经略复国要编》,计八册,遍遗三阁,而不及余,盖憾矣。余谓其所亲曰:余为宋公造福,而犹外我耶?”可见,此书编成后,宋应昌遍送朝中阁臣,意在自我辩白,表明他东征之功劳。由此可以推断,此书编完后马上刊行,当时就得以流传,甚至朝鲜使臣亦见过此书。宣祖三十一年(1598年)六月,朝鲜君 臣议事时提到此书。

  (李)德馨曰:“宋应昌著成一书,名曰《复高[国]要编》,有曰:‘倭贼逾全罗、庆尚、黄海、平安等路,然后抵中原地,终必无是理。’此则非但一时发诸口,至于书诸简策,将欲误天下也。”上曰:“应昌见其形貌,阴险人也。”德馨曰:“应昌曰:‘王京城子险峻,未易攻拔。故使査大受焚龙山仓,倭贼无粮饷,宵遁’云。当时城中粒米狼戾,何得云无粮饷乎?此则欺天矣。”

  很显然,朝鲜君臣对于宋应昌书中所言极为愤恨,言其“将欲误天下”“欺天”也。从这段史料可知,宋应昌正是闲居之时,在朝臣纷纷弹劾的境况之下编辑此书的,为自己辩护之意极为明显;正因为是为了自我辩护,故而对于相关史实有故意曲解和篡改者,因而引起朝鲜君臣不满。

  其二,书名有深意。书名之异,缪凤林考之曰:“其书则万历末王在晋之《海防纂要》,曾录其《华夷沿海图序》(《海防纂要》卷三作《华夷沿海经略序》)及奏疏数篇(见卷四皆 节录),题曰《平倭复国编》,不著卷数。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史部别史类》著录曰:宋应昌《朝鲜复国经略要编》六卷,盖误册数为卷数。《明志杂史类》因之,省去‘要编’二字,皆与今名微异。乾隆时列为禁书,见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盖书名复国,为满人所讳言,其内容实与建夷无关也),四库馆臣遂亦未敢著录。”可见,虽然此书有《平倭复国编》《朝鲜复国经略要编》《朝鲜复国经略》《经略复国要编》四个不同的书名,然“复国”二字是关键,每个书名皆有此二字。所谓“复国”,乃恢复朝鲜,用朝鲜国王宣祖的话说,就是“再造藩邦”。从书名可见编者以“恢复朝鲜”“再造藩邦”为己功,这正是其自我表功之体 现 。

  其三,本书内容主要是以宋应昌为核心的相关文书资料。缪凤林述其内容曰:“首列神宗敕谕及《华夷沿海图序》《沿海四镇朝鲜图》及图说。图与图说,即二十二年三月进呈底稿。序则述任事之终始与绘图为说之本末也。次附朝鲜乞援疏及部垣台谏条议疏略,略可考见朝鲜危急及廷臣论议之状次。正文十四卷,所载疏奏移檄等题目,下附记月日。卷一至卷七,自二十年九月讫二十一年三月,每卷一月;卷八至卷十二,自二十一年四月至闰十一月,除卷十为一月外,余皆二月;卷十三自十二月至 二十二年三月,卷十四自四月至十月,则辞职交代及当辞职前与辞职后之奏疏也。”书函、檄文皆是宋应昌发给对方的,而对方给宋应昌之书函等资料则未收录。《四库全书总目》在介绍侯继国《两浙兵志》时,批评《经略复国要编》道:“乃应昌力主和议,反斥李昖妄奏,是二十四年日本之叛,应昌罪无可辞。此书实可以曲证史事,而应昌所著《经略复国要编》,于李昖之奏、许豫之侦、辽东巡按之讦,概不录入,则自张其功而匿其短也,此书又可以勘其谬矣。”但缪凤林对此不予认同,一叶障目,所论偏颇。《四库全书总目》所论甚是。

  综上所述,宋应昌东征所为,颇受朝臣诟病,回国之后,即归家闲住,进而将东征期间之文书、信函、奏疏、檄文等编辑成册,名为《经略复国要编》,以彰其功。但因所论偏颇,亦多有删减篡改,意在突出其本人,故而不得其实。既受到朝鲜君臣之批评,亦被四库馆臣所指责,故而后人绝不可只依从此 书来评判他的东征功绩,必须多方比勘,方能得其真。美国学者柯文指出,历史认识有事件、经历和神话三个层面,尽管三者的主体不同,但并非完全割 清了彼此的联系。历史亲历者所经历的层面,“包含人们的所有情感,我们与真实的经历越接近,人们的情感生活——使人们悲哀、愤怒、紧张或厌烦的事情,以及人们的 忧虑、仇恨、希望和担心——的地位就越突出”。宋应昌《经略复国要编》就是他所“经 历”的事情,但因个人情感过于强烈,给这种“经历”也涂上了“神话”的色彩,因而远离了历史的真实。他在原始文书的基础上,采取简单删减的手法,就呈现出一个新的历史景象,但只是呈现了历史偏颇的一面。黄汝亨的《宋公行状》,因为寄托着宋应昌子孙的愿望,真正体现了王世贞所谓“家史人谀而善溢真”的特点,缪凤林为其所惑,故有偏颇之论。在当今中国盛行的“从周边看中国”的新风之下,历史的多重性,史料的多元性,给我们认识历史提供了多重视角。多元史料互相对勘,多重史料互相比证,历史的真实也一定能无限地接近。

   注释从略。

作者简介

姓名:孙卫国 工作单位: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转载请注明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责编:郭飞)
W020180116412817190956.jpg

回到频道首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
中国社会科学院概况|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简介|关于我们|法律顾问|广告服务|网站声明|联系我们